“好象伙，这是些什么人？”

    对于中央红色医院的院长傅连暲来讲，艰苦的长征确实是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锻炼和考验。在这以前，不论是在汀州福音医院当院长，还是担任中央苏区中央红色医院的院长，他都是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工作在安静的医院里。从长征开始，紧张的斗争，艰苦的考验，炮火的洗礼，已不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作为一员深入其中了。

    长征开始时，他被安排在由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一部分同志编成的红星们纵队里。考虑到他身体比较弱，又不擅骑马，领导上安排他坐轿子，他一听就急了。

    “坐轿子？别开玩笑了，我要和同志们一样走路！”“坐轿子”可以说触动了傅连暲一根敏感的神经。

    当年傅连暲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福音医院从福建汀州迁往“红都”瑞金改称中央红色医院时，也是坐轿子去的。尽管是党安排的，但不明真相的人还是明显表示了不满：“吓，什么老爷？还坐了轿子！”是啊，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居然来了个坐轿子的红军，普通的红军战士显然是看不惯的。

    再加上他那英国绅士般的举止和他对医务工作的一些不太合乎实际的严格要求，当左倾盲动主义占居统治地位，中央苏区开始肃清AB团（即“铲共团”或“反共团”，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的时候，他就开始遭殃了。

    中国共产党内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恃自己出身好，历史清白，对党忠诚，就自动担负起所谓的保卫党的纯洁性的工作。几乎凡是从他眼前走过的人，他都要打个问号：是同志还是敌人？他心中没有“朋友”的概念。

    当他们了解到福音医院是英国教会主办的医院，傅连暲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对傅连暲对红色医务工作的巨大贡献产生了怀疑：“他为什么要当红军呢？为什么要放弃优裕的生活来瑞金？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徒信仰共产主义？”终于，傅连暲失去了院长的职务，被强行戴上了AB团的帽子。下一步，就该枪毙了。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权力，帮不了他。当几个人闯进他的房间要扭送他到司法部进行正式审判的时候，多亏了张闻天的一个电话，才将他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因此，当他听说又要让自己坐轿子时，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是，中央的同志告诉他，这次战略转移，路途遥远，前程险恶，他身体弱，又不会骑马，不坐轿，恐怕连一天都坚持不了！他只好坐在轿子里。

    这是一支20来人的小队伍。走在最前头的是一顶普通的“民轿”，里面坐着红色医院的医学权威傅连暲，轿夫是红军战士，后面还跟着8个大箱子。

    路过的红军战士看到这支特殊的队伍，一个个都啧啧称奇。

    “好家伙，这是些什么人？”“这么多的东西，是行军还是做生意？”其实，这8个大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比金银财宝都要贵重的治病救人的药品。

    听到红军战士的这些议论，傅连暲下决心锻炼自己、当红军要像个红军的样子嘛。因此，一到驻地，除了看病，他就练习骑马。谁知，马也欺生！

    马的主人在场时，他骑得挺好，可当马的主人走开时，就不行了，马似乎故意拿他寻开心。

    有一次，他正骑在马上慢慢地遛，马突然跑起来，怎么勒马缰都不管用。

    马越跑越快，他只好紧紧抓住缓绳，伏在马身上，一动也不敢动。一直到有的同志发现，才把马勒住，他急忙翻身下马，半天后心里还狂跳不止。

    还有一次，那马表现得分外老实，听话。傅连暲骑在它身上，要它怎样它就怎样，可谓得心应手。没料到，这畜生突然向马棚跑去，幸亏他反应快，急忙伏在马背上，否则，真得让门框给撞个鼻青脸肿。

    人们常说马通人性。为了和马搞好关系，傅连暲费了不少心思。他常常会留下一点面饼、饭团，或者一小块盐巴给马吃，还学会了遛马，为马梳洗。

    终于，他甩掉了恼人的轿子，开始骑马行军了。

    由于没有受过战火的考验，一开始面临险境时，傅连暲常常不知所措。

    有一天，他们正行进在蜿蜒的山沟里，两旁墨绿的群山，沟里淙淙的溪水，使他们想起了家乡的山山水水。突然，一架敌机从两山间窜了出来，“哒哒哒”就是一阵扫射。

    “隐蔽！”指挥员呼喊着。

    可傅连暲却不知该怎样隐藏起来，直愣愣地站在那儿。

    “快跟我走！”此时，一个人匆匆赶来，把他拽进了小树林。傅连暲定睛一看，原来是周恩来。

    “傅医生，这样紧张的环境不大适应吧？”周恩来关心地微笑着问。

    他不知该怎样回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会习惯的！”周恩来挥了挥手，“谁也不是生来就会打仗的嘛！”听了周恩来的话，傅连暲十分感动，他坚定地点点头，转身向队伍跑去。

    “看在上帝的份上！”

    药，用得真快。

    部队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到达宜章时，贺诚告诉他，看来红军部队到湖南也站不住，还要走，路可能还相当遥远。他还说，必须把一批重伤员安置在当地，由游击队掩护、照顾，如果继续带着走，恐怕更不方便，而且药也不多了。

    “药也不多了”，听说征途无期，傅连暲顿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尽全力补充药品”，他想道。可是，他们在宜章停留时间短，而且小城也穷，没搞到什么好药。这未免使他失望。于是他只好采取措施，控制药品使用量，尤其是贵重的好药，必须给中央首长和急需的病人留着，不能随便开处方了。

    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傅连暲搞到了一些急需的药品。

    有一天，部队路过湘西一个多民族集聚的小镇。虽说这里树大沟深，交通不便，但却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教堂。傅连暲因为惦记着找药的事，所以一到镇上就向老乡打听哪里可以买到药。老乡告诉他，镇西头的教堂里有个修女会看病，她那里一定有不少药。

    傅连暲打定主意前去造访。这天晚上，他吃了糙米饭，喝了一碗面条汤，径直向教堂走去。

    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造型挺秀的小尖塔顶端有一个十字架。在夕阳的余辉中，整个教堂看上去像个剪影，加上从两扇窗口露出的橘黄色的烛光，透着几分静谧和神圣。

    傅连暲伸出了手，“啪！”“啪！”没有反应。

    又拍了两下，里面才响起了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听上去像个老者。果然，开门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国老人，他右手端着一支蜡烛，看见眼前站着一个红军时，吓了一跳：“你要——？”“老人家，别害怕，我是找修女看病来的，她在吗？”老人上下打量着傅连暲，发现他面相挺善，并且没有带刀枪之类的东西，这才放下心来，忙说：

    “请进，请进，金丽小姐正在喝茶。”老人说完，重新把门关好，引着傅连暲穿过教堂空旷的大厅，走进后面的一间房子里。烛光下，一个金发女郎正背朝门口，面向一座很大的耶稣塑像慢慢地品茗。

    “金小姐，有个红军请您看病。”老人说完，恭敬地退了出去。

    “我是从来不给异教徒看病的。”这位从名字上猜不出国籍的修女，声音中透着一股凉气。

    “我是基督徒！”此时的傅连暲早已不再信仰上帝，但因他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而从名份上讲，他还算个“基督徒”。但他又觉得这样说不合适，所以又补充了一句：“至少曾经是，况且我也不是来看病的。”傅连暲奇怪的回答引发了修女的好奇心。

    “曾经是？”她猛地回过身来。烛光下，她的高鼻子几乎占了半个脸，蓝眼睛里闪烁着漠然而又疑惑的光芒。

    “我是医生，而且曾经做过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今天行军路过，特地前来拜访。”傅连暲作了自我介绍。

    “噢，这么说是同行了，”她的嘴角闪现出了一丝笑容，但是脸上马上又罩上了一层雾气，“但你参加了红军，一定背叛了主的教诲。”“人道主义，小姐，人道主义应该使我们成为朋友。”“人道主义？”她摊开双手，“MyGod！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先生！”人道主义、拯救人类成了他们共同的活题，这也算是异曲同工吧。在那个红军遭到失败、国民党大喊“剿共”的日子里，金小姐对我们这支队伍不可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她对傅连暲的经历十分感兴趣，并且在“慈善”的旗帜下也表示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话题说到药上来了。

    金小姐惑到十分为难：“这个国家现在乱得一塌糊涂，邮政、交通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我这里搞一点药也是十分困难的啊！”“当然，”傅连暲说道，“我理解，但同行总不能看着我的病人遭受痛苦而袖手旁观吧？”“好吧，”金小姐叹口气，“看在上帝的份上！”“也看在病人的份上。”傅连暲补充了一句。

    “我对你们红军的有些做法不能赞同，”她又显现出了冷漠的神情，“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宗教呢？我听说你们沿途毁了不少教堂和寺庙。”“那是误传，”傅连暲解释道，“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当然，可能会有个别的人违反政策和纪律，但是会受到处罚的，因为这不是共产党的宗旨。”在金小姐这里，傅连暲终于弄到一些药，其中有几种是急需的，例如奎宁丸、黄连素等。

    “傅院长掉进河里啦！”

    又是一个普通的行军日，快到贵州边界了。

    此时，部队正行进在只有2尺宽的狭窄的山路上，路旁沟底就是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老远就能听到河水的咆哮声。部队人多走得急，又加上担架、牲口、行李挑子，路面上拥挤不堪。

    正行进间，突然有人“哎呀”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大叫：“不好了，傅院长掉到河里啦！”原来，看到山路上十分拥挤，傅连暲就有心让开路让部队先走，可此时他的骑术还不过硬，看看下面的急流，就有点头晕眼花，偏巧马蹄一下子踩在了泥土松软的地方，结果就连人带马带行李“哗啦”一声掉到了河水里，他顿时就失去了知觉。

    看到此番情景，几个红军战士来不及思考，就急忙滑下陡峭的河岸，“扑通”、“扑通”跳到河里进行抢救。

    万幸，傅连暲摔在了河边的浅滩上，只是呛了几口水，人无大碍。可是马却掉进了深水中，只见它在急流中上下挣扎了几下，连同马背上的行李和小药箱被无情的河水吞没了。

    几个红军战士围着傅连暲，又是掐人中，又是人工呼吸，一阵手忙脚乱，他终于醒了过来。他踉跄着站起身来，抖抖身上湿漉漉的衣服，看着警卫员紧张的样子，宽慰他说，“别担心，没有马咱们就步行吧，难道死了张屠户，就吃浑毛猪吗？”此时，有个战士请他等一下，说后面有担架上来给他坐。

    他一听就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我能走！”说罢，就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上路了。到了宿营地洗脸时他才发现头上碰破了一块皮，幸好面积不大。

    吃完饭，警卫员找来点柴禾，两个人一边烤湿掉的衣服一边说话。警卫员开玩笑他说：“傅院长，这马被冲跑了，被子也没有了，你晚上睡觉可真要当‘团长’了！”正说笑间，张闻天来了。他风尘仆仆，一脸的疲惫相，一看便知是刚到宿营地顾不上休息就来看傅连暲了。他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傅医生，听说你掉到河里去了，真糟糕，没出什么问题吧？”他看傅连暲头上包着绷带，“唔，头上碰破了，身体还好吧？”“没问题，就是头碰破了一块皮，不要紧。”他连忙回答。

    这时，门一响，毛泽东的警卫员走了进来，手里抱着一床被子，说：“傅医生，主席知道你掉到河里了，特地派我来看你。”毛泽东也知道了？他看看一身灰土的张闻天，又看看毛泽东派来的警卫员，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感动他说：“请告诉主席，我没事，请他放心。”警卫员把被子放在凳子上，接着说：“主席知道你的行李被水冲跑了，特地嘱咐我给你抱了床被子来。”毛泽东有一床被子，一条毛毯。抱一床被子来，就只剩下一条毛毯。对这一点，傅连暲十分清楚。因此他赶紧拒绝道：“这怎么能行呢？主席也没有多余的被子，送给我，他怎么办？快拿回去吧！”“主席说了，请你一定要收下。”警卫员坚持道。

    此时，张闻天也劝他说：“主席给的，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不要客气了，再过两个钟头，部队又要出发了。”傅连暲也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虽感到深深的不安，却也只好收下了。

    早在汀州基督教教会所办的亚盛顿医馆学医时，傅连暲就得过肺结核，同时他还患有胃病和痔疮，在当福音医院院长的时候，他就开始每天定量进食了，因此他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当他第一次步行在队伍中的时候，许多人都主动来帮助他，询问他有什么困难，这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走起路来也就越来越有劲了。

    过了几天，正当傅连暲开始慢慢地习惯步行生活的时候，一个身挎驳壳枪的警卫员来找他，他以为是谁病了，急忙走了出去。

    “傅医生，”那个警卫员敬个礼说，“蔡畅同志要我把这头骡子送给你。”说完，把一头强壮的大黄骡子牵到了他面前。真是天旱巧逢及时雨，傅连暲抚摸着骡子的面颊，一个劲他说：“谢谢，谢谢！”傅连暲掉到河里的那匹马，是刘英送给他的，解决了很多困难。现在，在这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他睡觉时盖着毛泽东送的被子，行军时骑着蔡大姐赠的骡子，心里别提多感动了！

    天使的奉献

    人们常常把医生比作救命天使，傅连暲就是这支红色队伍中的救命天使，他为保持和恢复红军将士的战斗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途中，在红军中经常害的是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等四大病症。傅连暲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十分强调部队注意饮食卫生，不许喝生水，不许吃不干净的食物。过雪山时，天寒地冻，傅连暲建议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吃一点辣椒，借此御寒。

    如果已经害了病，他就满腔热情地给予治疗。曾接受过他治疗的干部战士不计其数。像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康克清、刘伯承、王树声，等等。

    因为给人治病，有一次他还差点丢掉性命。

    那是傅连暲随红四方面军在藏族地区的时候。张国焘看到傅连暲医术高明，就有心想拉拢他，有一次他有意无意地对傅连暲说：“傅医生，你医道这么好，想不想做我的卫生部长啊？”“给你们当医生不是很好吗？”傅连暲对张国焘其人其事略知一二，所以就婉转地拒绝了他。

    像张国焘这样一个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人，心胸是十分狭窄的，他见傅连暲竟然违迕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地给他记下了一笔。

    不久，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得感冒，并且扁桃腺发炎，就把傅连暲请去看病。因为没有药用甘油，傅连暲就改用自制的杏仁水，剂量开大了一点。

    谁知却被人到张国焘那里告了一个恶状，说是这种药剂量大了会致命。张国焘一看有了把柄，就把傅连暲找去恶狠狠地质问道：“傅连暲，你好大胆，竟敢害死我们的政治委员，说，谁指使你的？”

    傅连暲一听愣了：“这话从何说起，为人治病是医生的本份，我干吗要害死他呢？”

    张国焘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杏仁水过量会置人死地，你知道吗？”

    “这我知道，但陈政委病成这个样子，又没有好药，只好用杏仁水了呀。至于过量，我以为重症要下重药。况且若药剂员认为过量，可以修改处方嘛！”

    接着，傅连暲又将《贺氏疗学》中的有关内容背给张国焘听，其中说明医生开药有可能开得过量时，药剂员可给医生看后修改处方。言之凿凿。

    这样，傅连暲才又一次避过了杀身之祸。

    在长征路上，傅连暲另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是为临产的红军女干部接生。

    在阿坝，他为任弼时的爱人陈琼英接生；在甘肃岷州三十里铺，他为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吴德峰的妻子接生；在会宁，他为电台台长罗岳霞的妻子接生；……

    最难忘的一次接生是在1935年夏天。

    当时，傅连暲因为身体虚弱已经掉队。他正拄着一根木棍奋力前行，追赶部队。当他刚刚爬上一座山顶准备下山，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女人痛苦的呻吟声。他急忙走过去查看，原来是一个女红军要生孩子了。

    他急忙扶起她，说道：“这山上天凉风大，生孩子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坚持下山，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才好。”有一个男人在身边，这位女同志立时感到有了主心骨。可是走了十几里，除了山还是山，连个草棚子也看不到。她实在走不动了，干脆靠在了傅连暲身上。傅连暲自己行军尚且掉队，更不必说拖上这个即将临盆的产妇了。他累得满脸通红，粗气直喘，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但他心里明白，再难，也不能把她丢下不管。

    终于，一个破牛栏出现在视界里。就在这里，一个小生命安然降生。然后，他又拿出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青稞粉，用脸盆煮着给她吃。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一直侍候了产妇3天。直到第四天，千恩万谢的产妇和婴儿才被后续部队抬上走了，他也才得以脱身去追赶部队。

    当毛泽东在保安见到傅连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是的，主席，我活着，活着！”他几乎流泪了。

    是啊，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多少红军将士倒了下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而他，一个病歪歪的医生，一个正在追求共产主义的基督徒，竟然活了下来，真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