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在上海人民隆重庆祝上海解放三十六周年的日子里，李白烈士的铜质浮雕落成揭幕了。
浮雕座落在上海市黄渡路一零七弄十五号李白的故居，它以电波和宝塔山为背景，突出地表现了李白烈士的光辉形象。
李白，1909年生，湖南省浏阳县人，因为家庭贫困，9岁那年就到染房去做小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在当地农会工作。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战役中，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后来他到了瑞金，被调到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李白被调到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政治委员。在历尽艰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他们这个无线电分队没有一部机器掉过队，没有一部机器停止过工作，始终保持联络畅通，经常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这除了全队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外，和李白政委这个好带头人是分不开的。
长征胜利结束了。李白到了延安。1938年，党决定派李白到上海担任地下电台的工作。
李白一到上海，首先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为了便于掩护，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可靠的同志来协助他工作。那是一位绸厂的女工，名叫裘慧英。当时小裘二十挂零，稍高的个子，长圆形的脸，眉清目秀，非常精明能干。
市委副书记老马对她说：“有个男同志需要有个家庭作掩护，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和他扮做假夫妻。”
李白精通技术，熟悉各种电信器材，能修理和安装收音机，不久还学会了修钟表。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两人开了一个修理店。李白当老板，小裘便是老板娘。白天他们招揽生意，修理收音机和钟表；晚上李白和延安总部电台通报联络，小裘便负责望风警戒。
他们这个“家”，陈设很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时怕麻烦，他就睡在地板上。小裘住在这里，心里实在闷得慌。有一天清早，她悄悄地跑出去遛遛。李白知道以后，严肃地批评说：“这怎么行？装什么就得像什么，这一带住的都是有钱人家，谁这么早就去遛马路呢？”接着他缓了缓口气又说：“你整天在家无事可做，我来教你发电报吧！”于是每天下午，李白抽出两个钟头来教小裘学发报。小裘觉得电报这东西，比绸厂开机器难学，嘀嘀答答，总也弄不清楚，有时不耐烦起来，就把耳机扔了。李白又帮她重新戴上，耐心地帮助她：“应该有些毅力，这也是个考验哩！”
李白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晚上收发电报，白天要把电报译出来，还要送出去。工作的地点是在住家的小阁楼上，又闷又热，由于是秘密收发报，还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收发报的时间定在夜间零点到四点，每天都要坚持好几个小时。夏季里，每当小裘进去帮助他收拾东西时，常常发现阁楼的地板上有他滴下的许多汗水，但是李白愉快地说：“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很凉爽，天热也就忘掉了。”电报多的时候，工作要延长到天亮，他在暗室里常常觉察不到，延安总部电台的战友亲切地告诉他：“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见！”
随着工作的顺利进行，李白和裘慧英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不久，组织上批准他俩结了婚。从此，他俩既是亲密的夫妻，又是秘密的革命同志。他们在敌人的心脏里建立了地下电台，把延安和上海紧紧地联在一起。他一方面及时地向延安总部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和收集到的日伪情报；同时又迅速地接受党中央的指示，有时还要向其他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转达党中央的声音。既是传达我党方针政策的工具，又是侦察敌情的耳目。多少个日日夜夜，李白在小裘的协助和掩护下，完成了党交给的各种任务，也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严峻的考验。
因为敌人的活动情况很快传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又迅速传到上海，敌人觉察到了这一情况，日伪紧密配合，加紧破坏我地下党组织，而电台则是敌人首先破坏的目标。他们为了搞掉我们的通信联络线，派出了很多特务，采用一切手段，日日夜夜搜查我们的电台。特别是在李白给延安发报时，敌人追查得更紧。
一天凌晨2点左右，敌人在邻居“查户口”，小裘立即给李白报了信。李白马上把收发报机收拾起来，临走时告诉小裘，如果敌人追问，就说他揽生意去了。
不一会儿，敌人来到李白的修理店“查户口”，发现李白不在家，产生怀疑，搜查了一通之后，暗中留下密探监视。天亮后，小裘发现对面店铺楼上有人在盯住这边修理店。她想：如果李白提着收发报机回来，一定会被敌人查获。于是小裘立即装着上街买东西，想通知联络点。可是敌人盯梢很紧，无法通知。她只好赶紧买了几样东西，回到家，把洗衣盆搬到门外来洗衣服（这是她和李白事先商量好有情况的暗号）。不料，这时李白提着个皮包回来了。小裘心里万分焦急，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没看见我正在洗衣服吗？”“看见了。”李白若无其事地说着。刚说完，敌人的暗探跟踪而至，假心假意地寒暄一番之后，要看看李白揽了什么“生意”。小裘暗吃一惊：那皮包里不是装着收发报机吗？暗探打开一看，见装着两部收音机，检查了一阵，没有找出什么破绽，又寒暄几句走了。小裘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李白，他哈哈大笑说：“我料到他们要来这一手，早准备啦！这里不能久呆，要搬家了！”
他们东搬一处，西搬一处。李白有时化装成老板，有时化装成店员，有时又扮成技术工人，巧妙地避开了敌人，每天都同延安通报。由于敌人用灵敏度很高的无线电测向仪侦察李白电台的方位，他们不得不经常转移。
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延安总部拍发后，不几天李白就报告党中央，说上海党组织将纲领散发到了全上海。
1942年中秋节前夕，李白和小裘上街买了两个小月饼，准备过中秋节。晚上，李白又上楼工作了，他和往常一样，关好阁楼的窗户，戴上耳机，开始集中精力向延安总部发报。
夜里3点左右，日本宪兵队的警车突然风驰电掣般而来，迅速包围了李白的住所，并且“咯咯咯”地开始砸大门了。显然敌人发现了李白电台的位置。李白感到情况非常严重，便向对方拍了“PSEQRX”（英语缩语，意即：我这有情况，请你等等）。
敌人踢开了大门，十几个日本宪兵向阁楼冲来。李白见拆电台转移已经来不及了，便索性坐下来，从容地发完了电报。最后，连续向延安总部电台拍了七八次“PSEGB”（再见），后面一声，时间拖得特别长。李白边拍“再见”，边把电报稿纸塞进了嘴里。
当敌人冲进密室，把刺刀对准李白的时候，他已经把电报稿纸咽了下去，心情十分平静，眼里射出了轻蔑的目光……
李白和小裘一起被捕了。他们被押到四川路桥北面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分别关在六楼的两个房间。有一次，裘慧英遭到一顿毒打之后，被拖进了李白的房间。她看到：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人昏死了过去。凶恶的敌人用冷水将他浇醒，逼着问：给谁干的？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
李白咬牙切齿地回答敌人：“没有什么好讲的！”
日本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
李白眼一闭，不作一声。
特务们又当着小裘的面对他用刑，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次，可始终是那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没有什么可讲的！”他那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了小裘巨大的鼓舞。
敌人又想用电刑来折磨他的意志。他们把电线绕在李白的手腕上，然后通电。这时，李白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能动弹了，话也讲不出来，当电流通过时，嘴里就禁不住发出一阵嘶叫。
小裘在一旁看着，心都快要炸了，跳起来叫道：“你们要他死，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呢？”
敌人却冷笑着说：“你舍得，我们还舍不得哩！他死了，谁招口供？”
就这样，敌人把李白折磨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裘慧英放了。
党组织想了很多办法，多方营救李白同志。1943年6月，李白总算出狱了。他一到家，就问：
“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一点见到他们，好早一点恢复电台。”
小裘说：“你伤这么重，怎么工作呢？”
“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了，皮被打裂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李白接着又说：“我们亲身经历过敌人的残酷迫害，难道能允许敌人继续残害老百姓？不能！我们只有积极斗争，勤奋工作，才能早日赶走敌人，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在李白的多次恳切要求下，党组织又给他分配了工作。
上海是不能呆了，李白他们就暂时到了浙江淳安。不幸，李白第二次被捕，多亏同志们营救得快，才脱出虎口，后来便转移到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组织又把他们调回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重新战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
由于没有社会职业，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李白就在渔船上找到了一个修理收发报机的工作做掩护。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自己收发电报，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每天睡眠时间都很少。小裘怕他身体吃不消，劝他注意休息，可是李白却说：“一个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工作得顺利，就是最大的快乐。”他又说：“长征时，部队行军，我们也行军；部队休息，我们还要发报，报发完了，又开始行军。现在比起长征时的情况，要好多了。”
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敌人又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处理了电报稿纸。刚把电台隐藏好，几十个敌人便闯进屋来，翻箱倒柜，挖起地板，撬开隔墙，把电台搜出来了。李白当场被捕，被押到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大队。
在那里，他再一次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还把很长的针戳进他的手指甲里……但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和利诱，李白始终软硬不吃，没有吐露出半句真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敌人决定秘密处死李白。李白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敌人的枪声中倒下了……
解放后，上海人民久久怀念这位为人民而献身的英雄。上海拍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虽然影片经过艺术加工，但是人们一见到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李白的光辉形象和他那战斗的地下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