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成了一九五七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名角儿。走笔行文至此，不可不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费孝通其人。
他，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同里镇，费家原本是当地大户，但如他所言：“我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到我祖父时已家道中衰。”
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安读过私塾，后来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影响了他的子女。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曾出任吴江议会议长，成了当地的名流。
费孝通的母亲杨纽兰，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杨家笃信基督教，她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费朴安和杨纽兰婚后，生四子一女，这五个子女中四个成了名流：
长子费振东的名字，可以从《新中国名人录》中查到。他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七五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从事革命工作。后来流亡南洋。一九四九年九月，他作为华侨民主人士的代表，前来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留在北京，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
长女费达生毕业于苏州洲墅关蚕业学校，曾赴日留学，成了养蚕专家。解放后，她担任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
次子费青留学德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在法学界颇有声望。
三子费霍是一位土木工程师。
费孝通是最小的孩子。他以社会学家着称。其实，他原本应该是一位医生：一九二八年，他中学毕业之后，考入东吴大学医科，学了两年。
改变了费孝通的志趣的，乃是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那是一九三零年初秋，二十岁的费孝通来到北平，偶然见了比他大九岁的吴文藻，那时的吴文藻，虽然只有二十九岁，却已经出类拔萃，不仅有着教授头衔，而且是燕京大学社会系系主任。吴文藻向他“吹”起了当时尚属“新兴学科”的社会学，使他为之动心。本来要转学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他，居然改换门庭，投到吴文藻门下，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里的学生。从此，他不再成为一名医生，而是成了中国的社会学家——他用社会学这把“解剖刀”，剖析着病中的中国。……
进入燕京大学社会系时，费孝通写了这样的自白：“我过去的座右铭是‘洁身自好，于人有益’。生活告诉我，从现在起应该是：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
寥寥数语，清楚表明了二十岁的费孝通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转变。
三年之后，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系毕业，又过两年——九三五年，二十五岁的他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这时的他，处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际：刚刚成为硕士，他便迎来新婚之喜。新娘是比他低两级的同学王同惠，他俩志同道合。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出席了俩人的婚礼。也就在这时，他考取留英博士研究生。
从天而降的厄运，给了费孝通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新婚之后，费孝通和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准备写一部关于中国瑶族社会的论着，万万想不到，王同惠竟在瑶山遇难！
一位美国传教士，如此记述了这场灾难的经过：
“瑶山的小路曲曲折折的难以辨认，费孝通未觉察到已走入歧途。他们没有想到再向前走会有什么危险。几个钟头过去了，他们既未看到什么人，也未遇到村庄。傍晚时走近一个似门的长竹篱笆，以为是到山民家了，遂急向前赶。那个似门的东西实际是捕虎的陷阱，当走在前边的费孝通踏上机关时，大量石头木块倾泻而下，他受了重伤；右腿几乎断了，左脚关节脱了臼。他被埋在石头下面。费夫人从丈夫身上搬开石块，但费孝通伤势甚重，难于移动。夜幕降临了，他们既无吃的，又无睡的，最后，夫人决定下山求援。但夫人未回来，费孝通躺在冰凉的地上，冷彻肌骨。夜终于过去了，但夫人仍未回来。他开始爬行，直到下午四点，才被同伴发现。费孝通向他们打听夫人的下落，但无一人知晓。他被抬到瑶族村庄，群众被发动起来寻找他的夫人，几天过去了，仍全无踪迹。七天后她的尸体才在山涧被发现……”
《结婚进行曲》余音尚在耳中回荡，短短一百零八天之后，却要响起哀乐沉重的音符！费孝通涕泗纵横，把新婚之妻安葬在广西梧州，亲笔写下这样的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应广西省政府之邀特来研究特种民族。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古陈赴罗远之瑶山道上，迷人竹林道，误踏猎虎陷阱，自期必死。吾妻力移巨石，得全性命。又出林呼援，至夜不返。翌日匐伏下山遇救，回村始悉吾妻失踪，半夜来梦，知在水中，搜山七日，获见于滑冲，水急崖深，怀爱而终。天呼我妻，活我何益？魂其孤寂，速召我来。吾妻年二十有四，归（引者注：指出嫁）只一百零八日。伤哉！费孝通。”
痛失新婚娇妻，费孝通心碎神伤，回到故乡将息。
姐姐费达生尽心尽力照料着孤寂之中的小弟。拄着拐杖的费孝通，难以排遣心中的苦闷，希望寄情于工作。
“我想去农村看看。”费孝通对姐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费达生常常下乡，帮助农民养蚕。她雇了一条小船，带着弟弟来到了太湖东岸的偏僻小村——“开弦弓”。这个颇为古怪的村名是由于村中间有一条小河笔直流向太湖，湖岸似弓，小河似箭，得名“开弦弓”。
费孝通在这江南小村开展社会学调查。不久，他完成了两部着作：《花兰瑶社会组织》，王同惠着——用以纪念为此殉身的妻子；《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着。
所谓“江村”，亦即“江南农村”、“江苏农村”之意。
他终于从痛苦中苏醒。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一九三八年六月，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三个月后，他启程回国。那时，北平已落入日军手中。他的老师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社会系，他也就来到昆明，成了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
一九四三年，受云南大学派遣，费孝通教授前往美国，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如他自云：“性喜写作。”费孝通写了大量社会学着作，其中《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印行，使他在国际社会学界受到重视。社会学与政治休戚相关，他不能不卷入政治。“性喜写作”的他，写了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他于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不久，又主编《时代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民主，维护人权。这些文章汇编成《民主、宪法、人权》一书，表明了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满。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十时，当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大兴街口突遭枪杀，费孝通的政治态度作了一次清楚的“曝光”。他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暗杀李公朴这一暴行：
“这是最后胜利的先兆。李公朴的血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无疑地从此接近光明。我悲痛的是李公朴未能看到光明行将到来，但他为此流了血。他最后控诉暗杀他的黑暗和‘无耻’。现在让我来慰藉死者，无耻达到顶点即将被消灭。要相信人民，他们将继续战斗下去。”
费孝通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须知，李公朴血迹未干，四天后，即七月十五日四十五分，中国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执行委员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又遭惨杀！
当天夜里，费孝通和潘光旦、张奚若等教授不得不躲进美国领事馆避难！
此后，他不断地为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写稿。他的文章表明，他在政治上日益倾向于中共。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四八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朝北平合围之际，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费孝通安居于清华园，既没有随一些教授朋友去台湾，也没有随另一些教授朋友去英美。
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费孝通在写给一位外国友人的信中，透露出自己当时的心境：
“如果我复述这半年的历史，它将是一部很长的故事。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从解放的过程中学到很多根本性的、很宝贵的经验，它至少给我一个机会，使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我也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有具体含义……”
这封信表明，费孝通留在北平之后，与中国共产党人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心情也是十分愉快的，用中国共产党人的“常用语”来说，那是因为费孝通与中共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费孝通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他依然“性喜写作”，他对中国政治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他非常敏感。正因为这样，他会在一九五七年早春发表了那样一篇十分微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