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哥穆尔卡在波兰上台。
不久，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纳吉在匈牙利上台又下台。
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东欧。他越来越觉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推行非斯大林化的严重恶果。
在苏共二十大刚刚结束时，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说过赞扬的话：
“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①
虽然当时赫鲁晓夫说“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说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哄骗我们”，因为“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
然而，在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不再“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他对赫鲁晓夫的不满已日渐溢于言表了！他对哥穆尔卡、对纳吉、对铁托、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的不满也日渐溢于言表了！他对卡达尔也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甚至对苏共“二十大”也公然表示不满！
毛泽东的愤懑，集中地体现在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所作的一次重要讲话——那是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他面对全体中共中央委员，谈了国际形势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
毛泽东这样提及了波匈事件：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毛泽东把哥穆尔卡跟中国的饶漱石相提并论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毛泽东接着说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话，点了苏共“二十大”，点了赫鲁晓夫的名：
“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引者注：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表明，他与赫鲁晓夫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
毛泽东提出了他对波匈事件产生原因的见解：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泽东思想的落脚点在中国，他从波匈事件看中国。他意识到，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
毛泽东认为，要解除中国发生波匈事件的危险，“大民主”不可取，他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我们就借用这个说法。”
毛泽东主张采用“小民主”消除中国的隐患。什么是“小民主”呢？毛泽东说，中国式的“小民主”，即就是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中央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展了第一次，那次整风运动，整顿反对“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这一回，毛泽东决定启用在延安用过的法宝，解决中国面临的新问题。
毛泽东宣布，这一回也要整顿“三风”。所要整顿的前两风，跟延安时代一样，只是把“反对八股”改成了“反对官僚主义”：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见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手法。”
这种“小民主”，毛泽东在延安时已经用得得心应手，一连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次着名报告，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文献。如今，旧法新用，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上的讲话，是一篇上承一九五六年，下接一九五七年的重要文献。只不过这番讲话在当时未公开发表，局限于中共高层，不大为外人所知。其实，这是毛泽东自苏共二十大之后，经过将近十个月的思索，才讲出这么一番深思熟虑的话来。
须知，在两个月前召开的隆重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也没说什么——他只是礼节性地致了开幕词，而开幕词并非他自己写的，是他的秘书田家英代拟的。
须知，八届一中全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召开的。才过了一个半月，毛泽东便召开了这次八届二中全会——两次全会挨得那么近，也是鲜见。哦，是时候了，毛泽东这才在这次会上，说出了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对波匈事件的见解以及对策。
此后，在一个多月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点了铁托的名，公开与南共论战；在六年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点了陶里亚蒂的名，公开与意共论战；还有与苏共分歧公开化，发表一系列论战文章，直至公开点赫鲁晓夫的名……其源出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此后，在一九五七年开始的中共整风以及其后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也源于这一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