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声中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是一次非同往常的会议。由于那些着名“右派”们大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因此这次大会也就成了“反右派”的战场。

    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右派”，最为激烈的要算吴晗。

    本来，“反右派”锣鼓一敲响，一马当先的便是吴晗。在大会上，吴晗又作了题为《控诉章伯钧、罗隆基的罪恶活动》的发言，那火力之猛是罕见的。

    吴晗高呼“我愤恨，我控诉”，踏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一开始，吴晗这样说道：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一九四六年起就负责北京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我代表我自己和北京市绝大多数盟员，控诉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工同曲，互相呼应，妄想钻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

    吴晗说出了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和罗隆基矛盾的由来：

    一九五一年罗隆基替现在人所共知的右派健将陈新桂竞选民盟北京市委，请清华盟员教授吃饭，要他们投陈新桂的票，饭吃了，票没有投，落了空。又想法从市民盟拉人出去，请我们的三个脱产干部吃饭，说只要北京民盟和中央（罗）合作，民盟的事情就好办了，饭吃了，三个干部回来告诉了组织，妙计又落了空。章伯钧在一九五一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只要我们俩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作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称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击我们了。

    吴晗尖锐地抨击了章伯钧：

    章伯钧的民主设计院和他在农工民主党内部的谈话，“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所谓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实质上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说这个主张，已经有很多人同意。我们要问，他所谓很多人，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受他们蒙蔽的极少数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他还说本钱大就是大党，本钱小就是小党，做一个政治家，就要从实际出发，这也就是说明了他为什么主张大发展，而且发展的规律越来越大，从一、二百万提高到八百万的缘故，也说明了他要拿这个他所谓大本钱把新中国拖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忘记了当年蒋介石也曾经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党，可是最后也没有拯救他可耻的失败的命运，他忘记了一切反人民的政党不管它大小，最后注定是要被人民抛弃，扔在垃圾坑和被人民埋葬的。

    他有本钱，有两个党，一个农工民主党，他是绝对党魁，一个民盟，他是第一副主席，和罗隆基同盟以后，包办一切。还有一个报纸，光明日报。但是本钱不够大，要拖六万万人上路，还拖不动，这就是他要发展八百万人的道理。

    吴晗接着激烈地抨击罗隆基：

    罗隆基的本钱比章伯钧更小。只有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包括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周鲸文等人。大体上以清华毕业一小撮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留美学生为骨干，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分量在章伯钧看来却不轻。其中罗隆基、费孝通又自命为最熟悉和了解知识分子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代言人。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党，所以只好搞据点，通过他的人来夺取当地组织的领导权。他的据点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他有这点本钱，也就可以和章伯钧结成同盟，也就可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吴晗最后狠批“章罗同盟”：

    造成舆论另一策略是夺取报纸，通过他的女将浦熙修攫取了文汇报，构成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制造舆论部。同时，他还通过和授意储安平，造成了“党天下”的舆论。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出路在哪里呢？只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六月六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他们的言论和各方面的右派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幻想匈牙利事件会重演于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的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

    右派分子下了水！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吴晗的发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造成很大的震动。虽说吴晗是中国另一场政治运动——“文革”悲壮的祭旗者，然而他却是这一场运动——“反右派”冲锋陷阵的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