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是我错”的“歌声”中，自然少不了费孝通。

    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作者，在“反右派运动”中成为醒目的攻击目标。

    不过，最初费孝通并不以为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是没有“明辨是非”罢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费孝通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表示要和“右派分子”们划清界限，言外之意即他并非“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知识分子的改造自始至终是改变立场问题费孝通在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一步》。报导说：

    “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他要跟共产党走，不跟野心分子走。”

    费孝通自称只不过是“立场不稳”，其原因乃由于“严重的温情主义”，如此而已！报导说：

    费孝通分析他立场不稳，是因为他具有严重的温情主义。因而使他不能明辨是非，当机立断，划清界线。对于错误思想，有些是看到了，但没有争；有些觉得不对头，但不清楚错在哪里；有些还觉得有道理，甚至加以附和。

    他举例说，他在六月八日那天，见到《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觉得太猛了，空气太紧张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只是在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把他的发言和陈新桂同意他的话小标题联系了起来，他才明白他给右派分子打了掩护。他说，在这划清思想界线的紧要关头，他却发出那种似是而非的言论，那是错误的，对人民是有危害的。

    费孝通说，他立场不稳还表现在对储安平的态度上。他在报上看到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荒谬发言时，首先想到的是“坏了，他说错话了。为什么他不多请几个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当时他尽管觉得他们俩人看法有区别，但是不妨“百家争鸣”。费孝通说，一直等到工人出来说话了，他才觉悟到这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上他“没有对储安平尽到朋友的责任，也没有及时地在原则上和他的思想划清界线。”

    很快的，“反右派运动”的烈火烧到费孝通头上。他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定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声号炮”。这下子，他当然也就被划入“右派分子”之列，而且被称为“章罗联盟”的“军师”。

    “转变”了立场的《文汇报》，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发表张立云的《论知识分子的政治气候——驳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对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进行了批判：

    “在这篇恶毒的文章里，他列举了许多被他自己有色眼镜歪曲了的事实，极力描述知识分子的所谓苦闷、懊恼，情绪低沉，借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窒息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张立云的文章还指出：

    “从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这篇文章背后所隐藏着的政治目的。他通过歪曲事实、搬弄是非、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等手段，把解放后的中国科学、文化战线描写得一团漆黑，否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借以挑起知识界对党的不满，使知识分子离开党，跑到他们手下去，跟着他们走，在他们的号令下，向党进行政治斗争。最终把党打下台去，使社会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有人说，费孝通的文章，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声号炮，这估价是一点也不错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费孝通所梦想的‘春暖花开时节’是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来个资本主义之春，开朵资本主义之花。”

    无可奈何，费孝通也只能唱起“是我错”。七月十三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得不作了题为《向人民伏罪》的发

    费孝通的发言一开始，就这样“伏罪”道：

    “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①

    费孝通揭露了自己的十几条“罪行”。内中的一条写及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写道：

    我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稿子曾经罗隆基看过，他怂恿我发表。这篇文章用了晦涩隐蔽的手法，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到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更应当和章罗联盟的阴谋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章确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我接受并感谢李达、夏康农和杨东莆等三位代表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应当进一步自己批判。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