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周扬的两封信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5、周扬的两封信

    1953年的春节来得晚,阳历的2月14日才是正月初一。

    春节前,丁玲收到周扬的一封来信。

    “丁玲同志:去年接了你的信,以为你不久即可回来,就没有立刻回你的信,后来又听说你的病仍未痊愈,一时还不能回来,天天想着给你写信,因循至今,也许这封信到时你已离开大连了。日子过的多快呵!”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工作,他来了可以负主要行政责任,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些研究作品的工作,希望你快好,快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文协工作搞出一点明(名)堂来。其他协会也需要跟着加强,我们正在考虑干部的重新调配,没有干部什么也谈不到的。《六号门》第一次和你们一起看部分样片时觉得很满意,第二次看完成片,我感觉缺点很多,几乎有些感觉失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第三次看修改了的完成片,仍然满意了,我很高兴。这片子比《葡萄熟了》要好得多。听说陈明同志最近身体亦不好,甚念。电影局计划会同文协在本月内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希望你和陈明同志能赶回参加主持。

    “前信提及祖慧学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我和巍峙同志也谈过,希望他注意。这自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的艺术教育(特别像舞蹈这类部门)可以说还没有上轨道。我本来想找祖慧谈谈,详细问问她学习情况的,但她已下去学习和考察民间舞蹈去了(各地正进行民间艺术会演,听说很有些好的节目)。”

    写信的日期是二月二日。信写得很亲切。不光问候了丁玲的身体,介绍了家里的工作,还谈到陈明改编创作的电影《六号门》,谈到丁玲女儿蒋祖慧想要去苏联留学的事情,既有公务,也谈家事,像是两个十分熟识的老朋友之间的谈话。但是丁玲没有给周扬回信,而是给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写信,汇报了治疗情况,并提出想转去鞍山附近的汤岗子疗养院,那里的温泉,据说治疗腰痛效果很好。

    胡乔木的回信还没有到,周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这封信写于2月16日,正月初三。

    “丁玲同志:前寄一信,想已收到。昨见你给乔木同志的信,知你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你想到汤岗温泉去治疗一下,我完全赞成。此间工作,虽急待你回来,但还是先把身体搞好了再说,这是急不得的,你安心地休养吧。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荃麟同志到文协,这样工作一定可以加强。我以后也可以多有点时间放在文协工作上。我这两三年来工作得相当苦,痛感自己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进步之小,始终没有能脱出被动的、忙乱的状态。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整顿自己一下,我这人别的好处也许不多,但有一点自信是好处的,是在工作中从来不消极或畏难。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很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希望你快快好,早点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创作或组织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不要急。”

    信依然写得亲切,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调邵荃麟到文协工作,他原来是中宣部教育处长,既然是中央安排的干部,肯定是担任主要领导,这样就填补了丁玲离去的空缺。从这两封信看,周扬仍然对丁玲寄以希望,希望能尽快回来帮他开创局面。

    平心而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周扬是很看重丁玲的。1949年把丁玲留在北京领导中国文协的工作,是周扬的坚持,一年前,1948年初夏,周扬担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时,就曾极力劝说丁玲来华北局领导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拟定的萧三、沙可夫、陈荒煤、赵树理等几名文工委领导成员中,要丁玲负主责。丁玲自己也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1948年6月14日日记)周扬在1951年12月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而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蒋祖林回忆说,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丁玲下班回来满面春风,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同时,周扬也一直念念不忘丁玲“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那么,丁玲为什么绕开周而致信胡呢?

    那时的中宣部,周扬是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胡乔木是常务副部长,部长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兼任。本来解放以后中宣部部长一直是陆定一,但是在1952到1954年的一段时间内,陆定一降为副部长,内中原由不得而知。习仲勋对中宣部工作中途接手,不愿多管,所以很多事情是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说了算。曾有文章说,胡乔木和周扬有矛盾,郭小川说过:“在胡乔木掌管宣传部的时代,周扬根本吃不开。”林默涵说:“乔木和周扬的关系是客客气气,不是特别亲切。”(1994年3月12日同李辉谈话)黎之说:“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当然,他们两人在性格、气质、作风,以至文艺观点,欣赏趣味上颇不相同。同时,又各自带有他们所处地位、职务所给予他们的特点和局限。如胡乔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非常有分寸感,显得谨言慎行,不像周扬那样锋芒直露。”

    就丁玲当时与周、胡二人的关系言,她与周扬更熟悉,但可能在感情上与胡更贴近。几年前在的出版问题上,周扬消极,乔木积极,如果没有乔木很可能书就一时出不来,而调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也是乔木的主意,他用丁玲接替了周扬。陈明2000年2月同邢小群的谈话说:胡乔木找丁玲谈话,说周扬不行,要她来当处长,丁玲回家和我商量,当不当?我说乔木都这样说了,你就勉为其难吧!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说:“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

    讲到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审视1951年,那是很微妙的一年。那一年的春天,丁玲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出任文艺处长;而周扬却在那一年连续遭遇两件“倒霉”的事情:一件是年初的批判《武训传》,一件是年底的文艺整风。这两件事都是通天的,一件是毛泽东直接发动,一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扬在这两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走了“麦城”。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解放后文艺界第一场大斗争。1951年2月,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拍摄的《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周恩来安排在中南海放映,朱德等老同志看后都说好。毛泽东后来和江青单独调看,对影片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为《人民日报》重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最早批评《武训传》的,是丁玲主编的《文艺报》,4月份就登载了批评文章,其中的一篇,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

    周扬作为主管文艺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武训传》的审查通过,因而对这部影片的隆重公映负有责任。5月15日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武训传》和另一部影片《荣誉属于谁》说:“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自己也看过也审查过,但是,没有看出它的错误,没有加以注意就通过了,结果毛主席就看出来了。”他在分析了两部影片的错误后说:“那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他还称赞了《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6月下旬,夏衍出国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扬就急忙去找他,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判《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还说他已经作了检讨,要夏衍也赶快写检讨,周扬显然很紧张了。8月8日,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看了这部影片后,“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是一句自我检讨,而且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检讨。后来在1957年9月,周扬在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总结大会上做报告时,一开头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也有错误嘛,不就是没有看出《武训传》的问题嘛!

    调丁玲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做文艺处长,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武训传》:一个有功,一个有过。

    也是在1951年,年末,由胡乔木主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这是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后,参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这次整风对于后来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周扬感觉到,丁玲已经对他构成一种威胁,她和胡乔木站在一起,成为他的有力对手,甚至危及到了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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