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丁玲与胡风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2、丁玲与胡风

    丁玲和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32年底,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1936年夏天,他们又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重逢。那时丁玲被国民党拘禁南京已有三年,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委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接头,经张天翼细心安排,丁玲悄悄乘火车到达上海,来车站接她的就是胡风。胡风租了一辆汽车,把丁玲接到北四川路的俭德公寓。两人见面都很高兴,胡风告诉她,饭已经订好,有人会送来,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雪峰会来看她。胡风怕丁玲寂寞,还带来几份新出版的左翼刊物。第二天下午,胡风又来看她,知道雪峰因为忙还没有来过,就和她谈了一些雪峰的情况,希望她理解。当时在上海左翼作家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激战正酣,冯雪峰、胡风都在鲁迅的大旗下,而周扬等人则被鲁迅讥讽为“四条汉子”。

    那一年的秋天丁玲就去了陕北,她与国统区的胡风没有了见面机会,只有鱼雁相传。丁玲有很多需要在国统区办的事情,都委托给了胡风,把他看作一个可靠的朋友。那年年底,毛泽东写了赠丁玲的《临江仙》词,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丁玲惟恐遗失,把它寄给在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深感责任重大,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书“毛笔”二字,放在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去躲防空警报。1982年,胡风在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的书籍和文稿后,竟然神奇地将这一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完璧归赵,交还给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跨过了45年。

    再度相逢,已经是十几年后的1949年,他们相继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筹备工作,丁玲是筹委会委员,胡风被选入报告起草委员会。在文代大会期间和其后,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那是他们两人之间,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解放以后胡风保持高傲的孤立,不肯接受对他的批评,成为一个招风的“靶子”。作为文艺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丁玲很小心地同他保持距离,她在1956年的《辩正书》中说:“我对胡风是有警惕的。胡风向我发牢骚,说他被压下去了,我说我们决不会有宗派。我们现在都在中央领导之下,谁也不敢有宗派。”陈明2000年4月与邢小群谈话时说,“丁玲和胡风虽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很注意和胡风的关系,她知道党内与胡风的矛盾,所以很注意分寸,不让人家抓住把柄。”

    丁玲和胡风两个人之间便渐渐出现了缝痕,缝痕源自差异,观点的差异,地位的差距,这种差异和差距与日俱增,渐渐拉大。很可能从第一次文代会就开始了,那次大会,丁玲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参加,胡风却是心有怨气,冷眼旁观,他这个“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茅盾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并且在报告中文艺思想理论那一部分,不点名地批判了胡风和他所代表的“七月”派。林默涵晚年讲过一段往事:“1945年,胡风办的刊物《希望》出版,发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批判客观主义。他们认为,茅盾是客观主义的代表。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厅开过一次会批评胡风的刊物。会议由冯乃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冯雪峰、茅盾、刘白羽、胡风等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茅盾,他很生气地说:什么论主观,我看是卖野人头!他讲完就走了。”

    可以认为,从那次文代会开始,胡风就表示出与新中国文化界当权者不好合作的态度,此后一直“走背”,而丁玲却进入文化界当权者的圈子,在文代大会之后一路“走红”。他们的分道扬镳已成定局。

    依胡风那严苛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对丁玲产生看法。1954年11月,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批评《文艺报》联席扩大会议期间,胡风写给方然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三次会上,……子周(按指周扬)为主,凤姐(按指丁玲)双木(按指林默涵)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后来有一些文章说,胡风曾在密信中称丁玲为“凤姐”,大概就源自此处。显然,这里的“凤姐”含有贬义,因为她与周扬林默涵一干人“同谋”。

    但胡风又懂得,丁玲毕竟和周扬林默涵不一样,一则丁玲与他有私交,比较知心,是朋友;二则她对周扬也有意见;三则丁玲是搞创作的“实力派”,不是想当官整人的。所以,胡风对丁玲既有微词,也有好言,区别对待,把她划为“可以合作者”之列。胡风被拘捕以后,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抽调一些人,到公安部去审读胡风的信件和日记,刘白羽发现,胡风日记中说丁玲是文艺界的“实力派”,特别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这个“可以合作的”,日后给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有利而又有力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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