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城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

    这年的三月十九日早晨，经过一夜厮杀的北京城，格外宁静、清爽。

    城内的老百姓成群结伙地走出家门，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迎接一支来自大西北的王者之师、仁义之师——大顺军的入城。

    旭日东升，大顺军入城正式举行，在雄壮的锣鼓声中，身经百战的大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德胜门，跨过天坛、地坛，向着心中的圣地——紫金城慨然进发。

    队伍中簇拥着一位戴白毡笠，着红蓑衣，跨乌驳马，身材魁梧的陕北汉子，正频频向夹道欢迎，群情激奋的子民们挥手致意。

    他就是明末“造反派”的杰出领袖，大明王朝第一掘墓人——李自成阁下。今天，他可不是以“流贼”身份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按照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的选举法则，他已经有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称号——真龙天子。

    面对这如山似海的“选民”，面对这无上尊贵的荣耀，马上的李自成不胜感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606年，他出生了，家庭成份——世代贫农。

    1612年，他有幸上学了，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五好学生”。

    1613年，因成绩优异且家庭贫困，他提前毕业，成为半个在乡知识青年。

    1626年，他20岁年，接过父亲的马鞭，成为一个小小的政府招待所（银川驿）的在职职工，虽然仅是一个小小的专职司机（马夫），但终于成功地解决了就业问题，并有幸成为大明政府体制中的一员。

    1628年，在大明政府裁并驿站的机构改革中，他光荣而无奈地“下岗”了，他挥一挥衣袖，作别熟悉的马鞭，然后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只身投入到“下岗再就业”的社会洪流中去。

    1629年，他再就业计划受挫，因借高利贷被昔日效力的政府枷锁游行。在生不如死的生活面前，革命的火种在心中剧烈燃烧。

    1630，他二次就业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不是政府，而是由成千上万失业大军组成的反政府武装。

    1635年，他就业的反政府武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做了一件捅破天的大事——在凤阳抛了当今皇上的祖坟。

    1637年，他被反政府武装选择为“闯王”，但这并未带来好运。第二年，革命形势一片不好，他被老对手孙传庭打得只剩下18个兄弟，被迫躲进商洛山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640年，经过再教育的他从社会大学中深造完毕，复出后提出“不杀人、不纳粮、不征税”的竞选口号，大明走投无路的子民们纷纷加入麾下，年底又清点人数，已有二十万人的“革命大军”和成百万的选民。

    1641年，雄心万丈的他率兵攻克了一座大城市——洛阳。在那里和革命大军们品尝了由福王和鹿煮成的“福禄宴”，然后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1643年，他终于在襄阳开府建制，称“新顺王”，同年，消灭了明军主力，占领全陕，反政府武装开始向政府武装转变。

    1644年，他占领了六朝古都——西安，自己注册成立“大顺”帝国。正月初八，发布新年文告，向天下宣告，“嗟尔明朝，气候已尽”，誓师东征。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在大顺军雷霆万筠的攻势下，“无数名城萧萧下，不尽降将滚滚来”。太原、大同、宣化、保定纷纷尽归手中，姜壤、唐通、白广恩等明将不战事而降。

    今天，大明的皇都，不是也正张开温暖的臂膀，热情地欢迎他这位“这神器的十八子”到来吗？

    胜利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他心安吗？不，高处不胜寒，此时的他，心忽然惴惴不安。

    在骑马经过承天门中，心思不定的他忽然想来算一卦了。

    算卦的方式很特别，他举起了手中的弓，搭箭对准承天门门额上“承天之门”四个字镏金大字。然后对紧随身后的牛金星、宋献策说：“我如能当天下之主，则一箭射中四个字的中心”。

    说完，手中的箭脱弦而出，众人抬眼看时，搞砸了，箭没有如其所愿射中四个字的中心，而是射在了天字之下。

    怏怏不乐的他自成收起了弓，低着头，四顾茫然……

    牛金星急忙上去解卦，说：“您射中天字下面，这是上天暗示咱们至少也能中分天下”。

    “中分就中分吧，总比一份没有强”，他也这样安慰自己，但心里再次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找寻

    李自成终于大踏进了他心驰神往的紫金城。在金碧辉煌的金銮殿，佳丽云集的后宫面前，他显不出丝毫的兴趣，而是风急火燎般去办一件大右——找寻“今上”崇祯和他的三个宝贝儿子。

    李自成明白，自己虽然进了北京城，但只要崇祯帝和丰个宝贝儿子有一个逃出京城，振臂一呼，凭着大明公司近三百年的人望，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反革命势力将死灰复燃，这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苦恼。所以，四个难父难子必须找到——一个都不能少。

    拷问遍宫女和太监，根本无人知道他们皇帝陛下到哪去了，崇祯玩起了失踪，这还了得，李自成于是咬牙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夷族”。

    但冥冥上苍不会让李自成久等的，幸运之神再次向李自成降临。

    在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两天后，宫中的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帝的“御马”，大顺军士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子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崇祯帝。

    在这位三十六岁皇帝的零乱的自缢衣袖上，大顺军士发现有崇祯帝的两行临终遗言，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颜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在崇祯帝吊死的不远处，还有一个陪同共赴黄泉的首席大太监——王承恩。

    夕阳西下，辉映出崇祯帝愁苦万状的脸和王承恩白发苍苍的头；冷风吹过，倾诉着那晚曾发生的悲惨往事。

    在专制体制下，当一个独裁者政冶生命结束的时候，自然生命也必将随之结束，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萨达姆、卡扎菲的下场依然再次证明这一簸扑不破的真理。

    当李自成听说崇祯帝自我驾崩奏报后，“且喜且恨之”的滋味，涌上心头。

    此次进京，李自成并不是来实施“斩首”行动的，他的上策是活捉崇祯，然后逼其“禅让”皇位，和平接管大明政府；中策是强迫崇祯帝下诏封己为王，中分天下；下策才是做掉崇祯，以武力攻取大明江山。

    现在的结果，恰恰成了下策，自己将不但承担逼死“今上”的恶名，还得一个牙齿一个牙齿去啃大明剩余的半壁河山。

    对于崇祯这位“爱岗敬业”、“克勤克俭”、“忠于职守”的国家前领导人，李自成谈不上敬，更谈不上爱，多少年来，他认为，自己的苦难人生，亿万人的饥渴交迫，都是拜他所赐！

    因此，他更多的情节，是仇和恨。

    但当他一步步走近这个“第一家庭”的内核时，这种仇恨正一步步减弱、消弭！

    李自成见到的“第一家庭”的第一个成员，是崇祯帝的女儿——乐安公主。

    其时的乐安公主既不乐、好不安，而是被疯狂至极的崇祯帝砍断右臂，昏死在地，生命垂危。

    李自成一声叹息：“皇上太残忍”。下令将其医治。

    侍伤势稳定后，李自成于是命人将她送到外公周奎家静养，也算给公主暂时找了一个合适的归宿。

    接着，崇祯帝三个个宝贝儿子也顺利地“落网”了。

    这三个孩子，大的叫朱慈烺已被立为太子，但此时的三个“金枝玉叶”，都穿着百姓破烂的衣服、帽子上与绝大多北京市民一样，贴着“顺民”二字。

    见到崇祯帝这三个眉清目秀的孩子后，李自成同情心又一次被挖掘了出来。

    虽然此时这三个孩子倔强地立而不跪，他也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安慰道：“你们今日即同我儿一般，不失富贵”，并马上唤人为他们换上新衣新帽，并各封为“王”。

    接下来李自成以聊天的口气问太子：“知道你父亲的事吗？”

    太子：“知道，父皇崩于寿宁宫”。

    李自成：“你们老失家为何丢失天下”。

    太子：“父皇误用庸臣”。

    李自成不置可否，但也笑答：“你也明白这个道理”。

    太子忽然转而忿恨地说：“满朝文武官员无情无义，很快就会来向您朝贺求官”。

    李自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出生“草根”、“驿卒”的他，对于明朝官员的贪腐和无耻，他自然会比太子了解得更深、更全面。

    让太子退下去后，李自成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该了断的自然了断，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他将手掌乾坤，唱着“春天的故事”，开辟自己的新时代。

    差钱

    处理完前任领导和潜在领导的问题后，李自成沉甸甸的心头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神清气爽地开地开抬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这是大顺朝进京后“挂牌营业”的第一次朝议，在众爱卿七嘴八舌的口水中，大顺国务会议确定了当前紧要的四件大事：

    1、整编大明降兵，整顿驻京部队纪律，打造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

    2、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战斗精神，派遣大批主力部队南下，争取“打过长江去，解救全中国”。

    3、争取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反正，使其能改旗易帜、拥护中央，解决大顺朝的后顾之忧。

    4、成立登基筹备组，虽然年初李自成已在西安登过一次“基”，但那毕竟是“地方粮票”，现在在北京紫金城再登一次“基”，就可自动升级为“全国粮票”。

    政令一下，朝气蓬勃的大顺各级干部就立即“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投入到如火加荼的革命浪潮中去了。

    大顺军总司令率先垂范，在京城内遍贴告示，告示上明令：“大军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

    告示颁布后，偏有两个不信邪的士兵抢劫了一家绸锻铺，对这两个胆敢以身的家伙，刘宗敏毫不手软，下令立剐于棋盘街。

    这种杀鸡吓猴的做法立竿见影，原先对大顺军持观望、恐惧的京城社会各阶层大为宽心，于是工人做活，商人开业、农民下地、市民逛街，大顺军纪律整顿初见成效，北京又恢复了以往的安宁与详和。

    南下工作也顺风顺水，大顺朝绵侯袁宗第率一支七万人野战王牌军择日南征，先在湖广地区击败南方明军主力——拥兵五十万的左良玉部，克复承天、德安，随即又北上河南平定大地主武装头目刘洪的叛乱。其它部队也如水银泻地，四出攻掠。

    放眼天下，大顺政府己成功接管了陕西、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黄河流域也就除了山海关一个点外，己是山河一片红了。

    争取吴三桂的工作，己由原大明居庸关总兵唐通携大顺皇帝的诏书，慰劳白银四万两及其父吴襄的亲笔劝降信出发前往山海关，相信在大事大非面前，吴三桂自会认清形势，不会做鸡蛋碰石头的蠢事。

    至于登基筹备活动，大顺朝未来的国务总理牛金星同志正在那里引经据典，忙得不亦乐乎呢！不过，这事不急，慢慢来，现在，他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要去处理。

    这件十万火急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麻烦，就是——差钱。

    大顺差钱吗？李自成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你：大顺政府是不收税的，你说一个不收税的政府，它能不差钱吗？

    不收税！这是李自成在商洛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肓”时，悟出的一个革命真理。

    是的，大明政府的高负税政策己把占大明人口9O％的老百姓逼上了绝路，靠免税获取他们的衷心支持，才是大顺的发展之本，取胜之源，大顺朝能有今天的辉煌就是这一革命理论实践的丰硕成果。

    那不收税，大顺朝这么多人，吃什么，用什么？

    别忙，天无绝人之路，大顺朝的办法就是向大明大小官员、财主们“追赃助饷”，让这些剥削阶级害人精当年吃进去多少，再吐出来多少。因此，大顺政府光荣地被地主阶级尊称为“流贼政府”。

    现在，进入京城这“首善之区”，李自成决定“与民更始”，不再和京城的大小财主“追赃助饷”，变“流贼政府”为“全民政府”，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至于财政问题，他有相当的自信心能予解决。

    这个自信心来源“路边社”广泛宣传：据权威人士透露，京城皇宫和国库内存有大量真金白银。

    李自成现在就象口念咒语的“阿里巴巴”，等待这两个宝库向自己敞开财富的大门。

    当他等的花儿快谢了时，大顺统计部门问他报上让他心碎的数字：皇宫现存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国库现存白银二十万。

    李自成仰天长叹：“唉，国贫如此，安得不亡！”

    失望郁闷的李自成迅速召开御前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应对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

    他在发言中沉痛地说：“建国之初，依理应大赏将士，严明军纪，如今金银稀缺，怎么办”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办法大家都无，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除了打仗搞钱外，再无生财之路。兴产殖业、开源节流对他们而言，前所未闻。

    沉默，大顺高管们选择了前所末有的集体沉默。

    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大顺朝的“二把手”刘宗敏终于打破了沉默，说出了自己的高见。

    1.向老百姓收农业税是不可能的，这违背本朝三年不征税的施政纲领。

    2.征收其它税也是不现实的，征税是个社会系统工程，大顺朝的基层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组织和人员去征税。

    3.因此只能实行老办法——“追赃助饷”。向京城内大大小小的明朝贪官污吏们追赃，靠追赃所得维持本朝无税政府的三年运作。

    牛金星马上跟风，为保证追赃行动公开、公正、公平，将按明朝官员职务大小确定追赃金额，并且规定：献赃积极者，本朝优先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不积极者，将采取民主专政的暴力手段予以修理。

    当下无计可施的李自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依卿所言吧！”

    追赃助饷

    刘宗敏、牛金星这一武一文得令即行，为保证这项行动的保密性和周密性，他们联合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

    牛金星先以本朝宰相的名义发布一道政令：“各明官俱于次曰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违令者，斩！”

    各明官对此政令的解读是：大顺朝开张营业，要招公务员了，这对下岗在家吃老本的官员来说，无异是瞌睡给了一个枕头，于是乎纷纷报名晋见。

    第二天，李自成等大顺新贵高坐朝堂，百官依次进见，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其间“嬉笑怒骂，恩威不测”，尽情挥洒自己当年不得志的情绪。晋见明官乖乖听令，无人敢吭一声。李自成冷笑：“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对明官仅有的一点同情心荡然无存，只剩下了鄙视和厌恶。

    点名完毕，各明官被大顺军士两骑押一人，全体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这不象是请来当官的，而象请来进屠宰场的。众明官不禁魂飞魄散，个别胆小官员嚎啕大哭。

    不过，没有想像的那么惨，他们来到的地方，是大顺朝新成立的一个工作机构，叫“比饷镇抚司”，司长刘宗敏，副司长李过。

    在“镇抚司”里，大顺军士稳定了各明官的情绪后，和和气气请大家配合办三件事。

    一、更衣、但换得是全世界人民都不爱穿的囚衣。

    二、吃粽子、但此粽非彼粽，各明官被绑了个结结实实，个个变成了“粽子”。

    三、进马棚，提前体验一下三百多年后“右派”进牛棚的滋味。

    在马棚里不吃不喝，“与马共舞”了一天后，各明官终于得到最高指示：“以官第献银，一品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不献银者，大刑伺候。”

    各明官还没有反映过来，就有人献银了。

    不过，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大太蓝——曹化淳，在领导身边呆过的人，观察局势的能力就是强，领导还未放话，他就出手了，献银五万，立马被李自成任命为新大内总管。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曹大公公开了头，其它在押的明官纷纷“慷慨解囊”，按官员等级“捐”出数量不等的白银，只求能快快逃离这大顺朝的“人间地狱”。

    “捐”银数量最多的是老国丈周奎，一下子“捐”了五十万两白银，要知道，三个月前，女婿崇祯动员他捐款时，他只捐了一万两。

    照大家这样“争先恐后”地捐款，刘大将军——现在应叫“刘司”，原来为明官准备的夹棍、剐人柱等刑具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但后来事情却出现了“拐点”，明大学士，前任首辅陈演按标准“捐”了白银四万两后，刘大将军喜其“慷慨”，正准备将其放回家时，他的家仆向阶级兄弟举报来了，陈大学士家中地下藏银无数，捐的四万两只是“冰山一角”。刘司长让人掘之，果然遍地白银。

    刘司长出离愤怒了，他只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却不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眼小”。自己被明官这帮王八旦忽悠了。“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陈演能有如此之多的巨额财产，那么，其它明官又能好到那里去？

    刘司长决心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各明官捐款数量成倍提高，那些“贪污成绩特别优秀”的官员，更是成为大将军重点关照的对象。

    第一个被大将军关照的，竟然是一位与大将军从事同一职业的军方人士——率京营三大营兵士起义投诚的襄城伯李国桢。他的投诚使大顺军顺利踏进了北京的土地。

    但大顺没有优待叛徒，搞统一战线的政策，李自成一见李国祯就骂：“你受天子重任，天子对你又恩重如山，你按理应为国而死，厚着脸来投降，无耻之极。”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反之，“上有所恶，下亦甚之”。恭喜李国祯，贺喜李国祯，对于“今上所恶”心领神会的刘司长，立刻将李国祯拿来当“专政逼捐”男一号。

    先是刑拷，然后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后，终于让这位李爷“捐了白银又丢命”，痛极而亡，这才是个开始，刘司长又命人抄了他的家，将其家产充公，老婆孩子分给手下当奴。

    崇祯朝的最后一任首辅——大字士魏藻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刘大将军逼捐的“男二号”。

    他的如意算盘是：“凭着自己状元的高学历和首辅的从业履历，跳槽到新开张大顺公司依然可以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却没想到被投到一黑屋里单独关押，自尊心严重受挫的魏首辅隔着窗缝大声抗议：“如果用我，就把我放出来；不用我，就把我放了。”

    大顺朝看守对这位“天真可爱”的魏大人，不紧不忙地说：“本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按你的官职，交银十万即可放人。”

    魏大人知道自己受陈演的害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做大官自己是实现了，但做又大又贪的官自己却正在努力奋斗中，真没贪了多少银子，交了一万两后，就再也交不出来了。

    前任陈首辅贪银无数，现任魏首辅能两袖清风，鬼都不信，刘司长客串起法官的角色，将魏首辅提上堂来亲自审问。先用夹刑，边夹边问：“你当首辅，怎么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魏大人发挥一贯委过于人的光荣作风，嚎叫道：“不是我的错，一切都是崇祯惹的祸。”

    现任的刘法官大怒：“你这家伙，本是一介穷儒，崇祯把你亲点为状元，不到三年，又把你提为首辅，崇祯有什么对不住你，你竟敢诬陷他，真是毫无职场道德。”

    气愤难平的刘法官亲自下堂，用力煽了魏首辅十个大耳光，还不解气，又让手下夹棍猛扯，首辅十指皆断。疼痛之下，大脑短路，慌不择言地喊：“我有一女，愿献将军为妾。”

    委过老板又出卖女儿，魏首辅真是活到头了。刘法官继续对其重点关照，首辅大人在被重刑伺候了六天六夜后，终于脑浆迸裂而死，成为大明历史最倒霉的状元公。

    人死了，银子还未交齐呢！别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魏首辅的儿子小魏被抓来顶罪了。小魏叩头说：“我家确实没银子了，如果我父亲活着，还可向门生故吏借，现在他一死，哪里去借啊！”

    刘法官听他这样一说，懒得跟他罗嗦，扬手一刀，砍下小魏脑壳。

    大顺朝的“追赃助饷”活动继续风起云涌，如火如茶，整个京城内一边是大顺朝的“红旗卷起农奴戟，赤手高悬霸王鞭”，一边是大明官员被挖眼割肠、抄家灭门。而随着大明官员惨嚎之声的，是大顺收到的“捐款”白银数节节上升，直逼七千万两的大关。

    七千万，这可是崇祯朝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崇祯搞得大明百姓家破人亡、民怨沸腾的“三饷”，几年下来，也不过才收了两千七百万两，大明京官真是“藏金卧银”啊！大明真是贫富悬殊啊！

    有钱了，李自成终于可以“潇洒花一回”，他首先大赏全军，十多万驻京的大顺将士全部按功分赏，普通士兵少者得银二三十两，多者得银二三百两，至于中高级将领，更是分赏无数。

    按照多年来“得军心者得天下”的革命实践，李自成决心再接再励，解决部分大顺军的生活问题，让这些多年来跟随自己浴血奋战的弟兄们能有一个“温暖而甜蜜的家”。

    李自成先把眼光盯在紫金城数量众多的宫女身上，在他看来，让这些青春靓丽的“美少女”呆在这深宫大院实在是一种侵犯人权、违背人道的作法，于是他决定当一回“月老”，把这些宫女许配给为大顺朝建立做出特殊贡献的将士们。

    他先是给刘宗敏、李过、牛金星、宋献策等功臣送去了数量不等的美丽宫女，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宫女，不拘老少，编成名册后按抽签方式分配将士。

    这些热闹了，整个大顺军营喜气洋洋，怨气洋洋。那些分到年轻貌美宫女的，喜出望外，抱之马上，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向战友们夸耀；分到丑陋或年老宫女的，只好垂头丧气，自怨倒了霉运，而什么也分不到的，也不用急，大顺政府规定：北京市民中没有嫁人的女子，一律强制配给大顺革命军人为妻。

    按理说李自成钱也发了，家也帮着建起来了，大顺军人应该成为一支军纪严明、安居乐业的“人民子弟兵”，大顺也应成为一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钢铁政权，呈现出上下相安、社会和皆的稳定局面来。

    然而恰恰相反，大顺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乱象”。

    乱是先从大顺朝中高级干部中开始的，这批苦尽甘来的“高管”们，一直以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明王朝为终极目标，现在这一远大理想已经实现，认为“革命己经成功，同志可以享受。”于是乎纷纷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幸福而腐败的生活。

    在领导同志的示范带头下，大顺中级层干部、普通士兵纷纷效仿。在赏赐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就以“革命”的名义，勒索各明官、地主富商“追赃助饷”，发展到后来，普通的北京市民也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更有甚者，在“分妻”中落单的部分大顺军，跑到居民家中，横刀相向，欲“借妆妻女姊妹作伴”，“革命的风暴”正大股大股吹散了普通民众对大顺朝原来美好的期望！

    其时的北京城，原来的社会管理者——各级明官，成为了“革命专政”的对象，交好运的下岗在家，倒霉的正把牢底坐穿；而现在的社会管理者——各级大顺官员，却一头雾水、不知所干。结果就是北京整个迅速进入了“无政府状态”，人民过上了“有今天、无明日”的恐惶生活！

    不仅是北京，在整个大顺“解放区”，大顺政府的行政作为都是和北京一脉相承的——“有政府、无管理；有组织、无纪律；有破坏、无建设。”！

    整个大顺朝上下就在这“革命狂欢的盛宴”中渡过了一个多月的美妙时光，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把大家的美梦惊醒。

    吴三桂的两次入关

    惊醒大顺朝美梦的人，叫吴三桂，现任职务为亡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惊醒大顺朝美梦的过程，是个说来话长的过程。

    早在三月初，吴三桂就忽然接到崇祯帝的圣旨：一、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二、放弃宁远，率部入关进京“勤王”。

    这道忽来的圣旨，让吴三桂又喜又忧。喜的是多年封爵耀祖的夙愿终于实现，忧的是放弃宁远入关进京“勤王”。

    放弃宁远就意味着吴三桂和他手下在宁远所占的土地统统放弃，大家都由“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进京“勤王”就意味着五万宁远铁骑要和百万大顺军死拼，个中风险不言而喻。

    但大明公司还没有破产，崇祯老板的话还是要听的。吴三桂不敢再犹犹豫豫了，简单动员后，带着军队、军属及宁远百姓共五十万人，扶老携幼、牵羊拽牛，满含热泪，挥手告别温馨的家园，沓沓而行。一路上，这支黯然神伤的“逃难大军”，一步三回头，每天只能走三十多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接下来的五天里，吴三桂在山海关附近的几个县安顿了一下带来的军属和百姓，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才率部向京城方向挺进。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却听说李自成已在前三天攻破京城，崇祯死难。

    吴三桂和他的手下现在只能用“骤失所依、欲哭无泪”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是啊！皇上死了，大明亡了，他们这支孤军，又路在何方？

    现在在吴三桂的面前，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就是带着现在的五万关宁铁骑冲入京城，和李自成亮剑血拼，捐躯赴国难，纵死侠骨香，做一个当今响当当的岳飞、于谦。但已三十三岁的吴三桂早已不是当年杀入数万军中，舍身救父的“愤青”了。岁月的风霜、战场的刀剑、官场的磨难己经一步步使他变得成熟和圆滑。他认为，他的生命，不仅是在为自己而存在，也是为身后的弟兄及宁远百姓而存在。如果他带着手下的这帮弟兄们玩命死光了，那么他们的妻儿老小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又何去何从呢？

    第二条路是暂时把队伍拉回山海关，据关而守、依势而动，“降顺”还是“反顺”得看形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他要在这改朝换代的岔路口，为自己和手下选择最合适的路径。

    他让行进中的队伍转向，后队变前队，急行军返回山海关。

    在他踯躅徘徊了五天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山海关，给他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感动。

    来人就是吴三桂的老同事，原大明居庸关总兵——唐通，他现在是作为李自成的特使，带着八千人来“和平接管”山海关的，作为交换条件，他给现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出的条件不可不谓优厚：

    1、李自成的“招聘通知书”，聘书表示吴若归顺，将不失封“候”之位；

    2、预支工资白银四万两，请吴给久未开资的手下“表示表示”；

    3、其父吴襄一封“语重心长”的亲笔劝降信，请他为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及个人前途考虑，不可犹豫观望，速降李自成。

    影响一个没有忠贞理想的人决策的核心东西永远离不开“利益”二字，在李自成“大棒和葫芦卜”的双重攻势下，吴三桂决心识时务者为俊杰，归顺李自成。

    在将山海关防务交与唐通后，吴三桂与手下的五万关宁铁骑再次踏上了回京的道路。这一次，他们不是以“勤王”的使命进京的，而是以“朝见新主”的名义回京的。一路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明朗心情在吴三桂的胸中荡漾。他相信，自己朝见李自成后，在新朝“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将不仅会给自己谋一份好的前程，也会给手下兄弟及带回关的众多宁远百姓一个合适的安置。

    为了不引起没必要的麻烦，吴三桂沿途广贴行军文告：“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大家不必惊慌。”

    但事实将无可辩驳地告诉吴三桂，乐不可极，乐极而生悲！

    大军行至河北玉田时，碰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北京城的难民队伍，个个蓬头垢面，人人惊慌失措，急于了解“北京最新信息”的吴三桂，马上召集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人士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现场座谈会”。

    军方代表发言：大顺军不优待俘虏，任意抢夺其个人财物，对军官更是刻薄，已投降的三大营统帅李国桢被折磨至死，家破人亡；

    民间代表发言：大顺军“变脸”真快，一进京还纪律严明，现在却烧杀抢掠、无恶不做。

    公务员代表发言：大顺朝贼性不改、拷掠追赃、虐待广大的公务员队伍。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大顺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恐怖组织，无法给民众带来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样的政府，注定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吴三桂顿时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复杂，他立即让队伍就地驻扎，并派出多名亲信人员，前往京城打探消息。

    一位亲信不到一天就返驻地了，他给吴三桂带来了一个从京城逃出来的吴府家仆，这个风仆尘尘的家仆一席话，改变了三桂同志的后半生，也改变了明清历史的轨迹。

    吴问家仆：“吾家可好？”

    家仆答：“被大顺政府抄了。”

    吴强装淡定，不露声色地继续问：“家父可好？”

    家仆答：“不好，被抓了。”

    吴依然装淡：“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待我回京后，家产会完好无缺地返还的，家父也会安然无恙回家的。还有，我的小妾陈圆圆呢？”

    家仆吱吱晤唔：“被、被大顺军的权将军刘宗敏抢击了。”

    淡定的吴三桂顿时血压急骤升高，脸色忧如被扔进铁锅中的蕃茄，先是红色，接着变紫色，最后就像是被大火炒成一团焦味十足的黑茄。

    如果非要找个词语形容吴三桂此时的心情，那就是耻辱，再加一个词语，那就是愤怒。

    “李自成啊！李自成！你们也太不把豆包当干粮了，家产抢了、老爹抓了，是能还回来的，这在男人心里，可以不算个事。但老婆被抢了，即使还回来，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个带兵打仗的统帅，威望何在？脸面何存？”

    面对家仆复杂的表情，吴三桂仰望苍天，拔剑乱砍，尔后发疯似的狂呼：“大丈夫立于天地间，上不能保存社稷，下不能保存妻小，生者何用！生者何用？”

    聊发了一阵少年狂后，吴三桂开始冷静下来，此时此刻，在这个战乱纷扰的世界上，“尊严诚可贵，前途价更高；投降李自成，两者皆得抛！”。他仿佛看见血肉模糊的李国祯正向他招手！

    现在，要把尊严和前途找回来，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些朝夕与共、同生共死的部下了，而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部下这些也同样神情不定的心灵，让他们看到光明和希望，还让他们懂得，未来的流血和牺牲，决不仅仅为了我吴三桂一家的私恨家仇。

    他揣着一颗流血的心，将几个重要的部下召来，以坚定而平静的口吻说：“我之所以降顺，不是为别的，就是想让我和各位能在这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刻，能有一个坚实的依靠，上使国家重归太平、下让父母妻儿各有所养，然而，大顺朝现在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这是个贼性不改的政府！这是个不能托靠的政府！因此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交给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

    隔着四百年的层层迷雾，我们今天不能只凭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来诠释吴三桂那时的抉择。但是，他的威信、他的魅力、他的成功，使他的众多部下多年来产生了一种无可替代的信赖。大家此时，更明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内涵，众部下异口同声地说：“我等一切听将军号令！”

    吴三桂决定和部下树起“扶明灭顺”的大旗，马蹄声碎、军号声咽，他们再次拔营返回山海关了。一路的奔波，是“孤村落日残霞，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

    回望北京，吴三桂不胜感叹！“父亲，家人，原谅我吧！在这个世上，想要赢得他人的敬重，生命、财产、尊严、家庭等都是可以放弃的，但却有一样东西是永不能放弃的，那就是——功名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