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的选择

    进入福州的博洛明白，虽然现在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隆武帝，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无忧地把福建划入大清的版图。

    因为在八闽大地上，真正当家作主的大爷，是那位一手掌握军队，一手掌控进出口贸易的郑芝龙。

    并且，这个郑芝龙，掌握的军队品种还挺多样，不但有陆军，而且还有海军。

    但对此，北大荒狩猎部落出身的博洛信心十足，他准备用“一打二骗三绑架”的不正当手段，套住郑芝龙这只“狡猾狡猾的老狐狸”。

    “一打”的招术就是——派出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统兵直逼郑芝龙的老巢南安，用大兵压境来给郑芝龙制造紧张空气。

    “重压之下，必有懦夫”曾经不可一世的郑芝龙，心理压力果然开始急剧增大。

    他赶忙给博洛同志写信，大谈特谈自己在引导清军入闽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放弃仙霞关；二、从福建各地撤军；三、通令各州县严格执行“不抵抗政策”；四、通令各地为清军准备粮草被服，提供后勤保障。

    博洛见郑芝龙有了反应，得知猎物已经上钩，于是开始实施第二招——骗。

    他先下令富拉克塔将军队后撤三十里，摆出一副“友好相处”的姿态。

    然后他派出大清内院学士额色黑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去与郑芝龙举行“双边会谈”。

    会谈中，郑芝龙见清方开出了单设“闽粤总督”一职，并让自己担任的条件，喜不自胜，决心加快降清的步伐。

    就在他“大干快上”时，有一个人跑过来对他大泼凉水。

    这个人，就是他的大儿子——同时也是隆武帝“义子”的郑成功。

    当时还在儒家经典的海洋中遨游的郑成功，与他那眼中只有“利益”二字的父亲相比，世界观人世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区别。

    在他的观念中，人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大义”！

    他劝父亲，以山高水险、濒海临岛的闽粤作基地，收拾人心、大开海道、号召天下，为大明保血脉，为汉族存气节！

    但郑芝龙认为，弘光朝凭借长江的天险，四镇的雄兵尚不能保全。现在仅凭东南的一隅之地，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清朝对抗，胜算的机率几乎为零。而一旦失败，则必然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本。

    郑成功见自己的意见不被父亲采纳，于是拉上叔叔郑鸿逵一起去劝说，但两人的意见一同被郑芝龙无情“棒杀”。

    1646年11月15日，铁了心当汉奸的郑芝龙带着500名保镖来到了福州。

    见郑芝龙正一步步向自己精心设定的陷阱走来，博洛终于使出了自已的第三招——绑架。

    为麻痹这位在“誉满海内外”大混混，博洛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并亲自主抓郑芝龙的接待工作。

    他大老远就跑到福州城外恭候郑芝龙的大驾，两人一见面，博洛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恭维的话说了一大罗筐之后，还特别保证原来让郑出任闽粤总督的承诺将“五十年不变”。

    为增强表演效果，忠实粉丝的博洛当着郑芝龙拿出一支箭，朝天一举，折为两段后说：“若违此誓，当如此箭”。

    这让相信少数民族“老实厚道”的郑芝龙，更是像加买了一份“人身保险”似的，心理的防线彻底崩溃。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郑芝龙受到了至高无尚的贵宾待遇，陆续出席了福州政界、军界、汉奸界、少数民族等界别为他举办的“高级别酒会”。

    但在第四天的洪塘聚会上，当各界人士正在交杯换盏、其乐融融之际，清军忽然包围了酒会现场。

    目瞪口呆的宾客突然看见酒会主持人——博洛先生来了个瞬间大变脸，只见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圣旨，以公事公办的严肃口吻向郑芝龙庄严宣告——“即刻进京、面圣听用、不得有误！”

    郑芝龙现在才明白，自已被“貌似忠厚”的博洛给涮了。

    但久涉江湖，经常被涮的郑芝龙很快冷静下来。

    他和颜悦色地向博洛表示：“进京面圣听宣，吾所欲也；保持地方稳定，亦吾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面圣而求稳定是也！”

    接着，他再次以自已如果忽然离闽，手下的兄弟们会搞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出来为借口，请博洛收回成命，宽限时日。

    但年轻的博洛政治水平还依然停留在“擒贼先擒王”的初级阶段，离“斗争也需要适当妥协”的高级阶段仍还有相当长的一大段距离。

    所以，博洛脑子一根筋地坚持郑芝龙必须进京，而且要即刻行动。

    至于郑芝龙担心的问题，博洛也替他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麻烦”郑芝龙以“教主”的名义给这些“心存不轨”的手下写信，请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接受整编。

    在博洛这个不懂道理的“大绑匪”面前，一看“不识相就有会被破相”的郑芝龙只得一一照办。

    做完了这一切，被绑架的郑芝龙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恋恋不舍地告别家乡福建，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进京之路。

    在北京，他受到多尔衮及顺冶帝的亲切接见。但对自已的“工作及待遇”问题，这两个“主儿”都只字不提。

    随后，他们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一个“秘密的所在”，与“非典患者”一样被与外界完全隔离。

    在渡过两年多的痛苦生活后，忽然有一天，郑芝龙同志时来运转，被清廷授与了“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并光荣地加入汉军正红旗的队伍。

    郑芝龙虽然精通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荷兰语，还做过专职翻译，但对满语这一小语种却一窍不通，所以他对这个“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但当他在入旗仪式上拜见旗主时，鼻子都气歪了。

    因为这个要拜见的旗主，竟是一个被他认为如蠢猪笨狗般的小人物——左梦庚。

    左梦庚，左良玉的儿子兼接班人，在被黄得功打败后，率领大部分部下投降清朝，被阿济格带回北京当作“归顺标兵”圈养了起来，后因“表现积极”被升任汉军正红旗旗主，并负责管理刘泽清、郑芝龙这些“投降大腕”。

    郑芝龙不服左旗主是有原因的，想当年，他与左良玉江湖论剑、谁与争锋的时候，左梦庚这个小屁孩，还在撒尿尿和泥泥呢！

    但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已经年过半百的郑芝龙，现在就必须学会在左梦庚这个毛头小伙的领导下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连出城参加一次“北京一日游”，郑芝龙还得提前向左旗主打报告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出行。

    唉！没办法，谁让人家比自己参加“投降工作”早呢！

    后来，郑芝龙还搞明白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所谓的“一等精奇尼哈番”，翻译成汉语，就是个“一等子爵”。

    在我国古代的爵位排名中，从高到低分别是“公侯伯子男”。这样算来，郑芝龙同志遭了一身骂，辛辛苦苦投了降，才仅仅混了个倒数第二的低等爵位。

    在弘光朝时，郑芝龙同志已被封为南安伯。隆武朝时，再加封为南安候。

    想当年，看今朝，郑芝龙心中的怨恨，如腾腾烈火，足以把那个当年哄骗自己的博洛烧成一根木炭。

    人生啊！就像一列只能向前行驶的列车，不慎于初，必悔于终。

    可爱的郑芝龙同志，虽然反省错误的过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您老应该欣慰地看到。

    在东南沿海，您那个最有出息的儿子——郑成功，在抗清的大舞台上，已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了。

    郑成功抗清

    博洛在“绑架”郑芝龙后，就开始拿着他的信四处招摇撞骗。

    别说，郑老大的信还真管用，在这一页白纸黑字的召唤下，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全部降清。

    但却有一个郑芝龙“至亲至爱”的人，撕破他的招降信，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清的道路。

    这个人，就是郑芝龙混血的大儿子——郑成功。

    郑成功，生于1624年（天启四年）7月14日，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七岁以前随母亲田川氏居住在日本。

    教育学家说：童年，是人一生的开始，她会影响人一生的性格。

    七年多日本童年的生活，给郑成功的一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让我借用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著作——，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这个美国学者说，日本人象菊又象刀，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刚愎自用又从谏如流；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固步自封而又敢于接受新鲜事物……

    虽然仅仅是短暂的七年，但这些“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基因已深深植根于郑成功的血脉之中，直至影响他的一生一世。

    在郑成功八岁时，已是大明海军司令之一的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郑森。

    接郑成功回国，目的就是让他接受国内更先进的教育，以免在日本这块“文化荒漠”里虚掷年华。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芝龙为这位长子，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

    另外，作为靠海盗事业“发家致富”的成功人士，郑芝龙不但让郑成功要“文明其精神”，而且还要“野蛮其体魄”。

    郑成功也很理解父亲的这份苦心，所以，除了文化课之外，舞剑驰射等“体育项目”，也无不精通。

    22岁那年，郑成功进入大明南方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读书。

    在国子监兼职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他写的文章就赞扬道————“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后来，钱谦益还主动收郑成功为自己的学生，并给其起了一个别字——大木。

    大木者，国家之栋梁、社稷之伟器。

    钱谦益的愿望没有落空，当弘光朝覆灭，隆武朝建立时，郑成功已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与隆帝帝“面对面”受到的那几句鼓励，对“说尽人间谎言无数”的皇帝大人来讲，或许这只是一次逢场作戏的演出。

    但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换来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回报。

    以至他举起义旗，写信遣责降清的父亲时，曾这样写到：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

    这封信，比起吴三桂那份“声嘶力竭”的告父书，更少了一份虚情，多了一份真意。

    郑成功虽然举起了义旗，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不少，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自己缺少统军挂帅的能力，二是缺少与他一同真心战斗的士兵。

    在隆武朝，他虽然曾奉命与傅冠出分水关，收复江西，但真正与清兵刀枪相向的战斗经验，却少之又少。

    这个时候，与郑成功秉持同一理想的叔叔郑鸿逵来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他坚定的引路人。

    他们叔侄俩来到南澳，开始用丰厚的家资来召蓦士兵。

    那些清朝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志士、天不收地不管的海盗，纷纷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之下。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郑成功已成功拥有数千名身经百战的士兵。

    郑成功的“不安分行为”招致了清军野蛮的报复。

    1646年11月，他们攻进了郑成功的家乡安平镇，在例行的烧杀抢掠后，还奸污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

    这位刚烈的日本女性随之愤而自缢！

    闻讯后的郑成功痛不欲生，他赶回了被清军劫掠一空的家乡，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并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母亲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

    在安葬完母亲后，他来到文庙，脱下所穿的儒服，焚之一炬。

    对着圣德巍巍的孔子塑像，他慎重发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

    因为他从此坚信：儒生的竹笔不能抵御武士的马刀，文教的力量难以抗衡野蛮的侵略。惟有和入侵者一样拿起刀枪，才能拥有生存的可能和尊严！

    如果说他以前的举义只是为了“国恨”，那么，自今天这一刻起，他又增添了刻骨铭心的“家仇”！

    为了能以牙还牙、以血洗血，他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647年7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8月，他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

    1648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5月，再围泉州。

    一连串的进攻进攻再进攻，使郑成功逐步崭露头脚，成为一颗抗清战线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的身边，东南沿海的抗清队伍正汇聚成一支让清廷胆战心寒的力量。

    鲁监国抗清

    在郑成功招兵买马、徐图自强时，在闽浙沿海，当年逃亡到海上的鲁监国，已重返大陆，并把“抗清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1646年6月，鲁监国在张名振这位“忠实粉丝”的保护下来到舟山群岛，请求“岛军区司令”黄斌卿予以接纳。

    前面说过，这个黄司令的“行为做派”一如梁山前期的白衣秀士王伦，永远包藏着一颗“忌贤妒能、惟我独尊”的祸心，曾为了其一己之私，在背后黑了鲁监国手下的重臣王之仁。

    但对张名振这一行人，黄司令虽然借口舟山是隆武朝的地盘，拒绝鲁监国入城，但却没有“再黑掉”，他在舟山主城外划出一块地盘，允许这些落难的人们暂时“借住”。

    黄司令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他和张名振是一对“儿女亲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亲面。

    唉，任何时候，有关系就是好办事啊！

    鲁监国、张名振就这样在岛上居住了三个月，听潮起潮落，观日升日落，常等闲，白了青年头。

    驻守金门、厦门，仍未降清的永胜伯郑彩慧眼识珠，从茫茫人海中发现了鲁监国独特的利用价值。于是在这年的九月派出定海将军周瑞率400艘兵船夹到舟山群岛，接处境困难的鲁监国由浙入闽。

    但郑家的老大郑芝龙已决定降清，知道此事后，就派人通知郑彩小堂弟，请他把鲁监国“包装”一下，当作见面礼赠送给清军统帅博洛。

    但郑彩对降清不感兴趣，为防止郑芝龙背后“捣乱”，他把“货真价实”的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个了长相相似的人作为“水货”，摆在那里等郑芝龙来“处理”。

    由于博洛的鲁莽和短视，降清后的郑芝龙很快被“绑架”北上，鲁监国再次吉星高照，成功逃过一劫。

    博洛在靠郑芝龙的一纸书信招降了其十多万人马后，认为福建己进入了“和平建设期”，不久就率南征军打道回京了。

    南征军一撤，清军在东南沿海的兵力顿时捉襟见肘。

    这时，鲁监国的“独特作用”开始显示。

    因隆武帝已经“壮烈驾崩”，独苗一根的鲁监国一复出，就立刻成为了闽浙两省抗清联军共同尊奉的“精神领袖”（郑成功同志除外，他依然奉干爹隆武为正朔）。

    而这时闽浙两省的广大民众，对清朝新政府的“暴虐统冶”已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各处点燃了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朝在这里的“暴虐统冶”统治主要有三个方面：

    1、自然是那个旨在阉割汉族男人气节的“剃发令”。

    2、各界民众翘首企盼“轻徭减赋”的美事并没有出现，相反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新政府反而加大加重剥削的力度。

    3、大批清兵借“清乡安民”之名，行“扰乡害民”之实，每次清军下乡之日，便是百姓受苦之时，烧杀抢奸等“恶性犯罪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些起义民众的配合下，鲁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

    1647年1月，鲁监国在福建长垣誓师，封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东阁大学士熊妆霖为太子太傅，提督杨耿、总兵郑联都率部加盟。

    誓师后的当月，鲁监国的军队就收复了海南岛的海口。2月，又收复海澄。

    7月，鲁监国御驾亲征，号召东南各省的大明子民发动武装起义，以迎王师。

    一时间，闽浙大地“远近响应，义军飙发”！

    7月4日，一支拥立鲁监国的义军攻克建宁，后又连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

    8月，鲁监国亲率的军队又攻克连江，10月，又收复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

    截止1648年3月，打着鲁监国旗号的福建各地义师，已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对省城福州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架式。

    为尽快攻克这个大城市，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鲁监国亲临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

    每当好戏上演到高潮时，总会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从而把戏从高潮拉回低潮。

    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鲁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和高层人士的斗争两个问题上奏响。

    基层政权的建设上，出现了各地义师自行建立政府，自主任命官吏，自由收取赋税，自发进行军事行动的局面。

    这就导致鲁监国的国境内————“干红火、无效益”。

    因为鲁监国的中央政府无法管理、控制这些基层政权，也就使鲁监国既无法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无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高层人士的斗争上，主要起因是鲁监国的“恩公”郑彩同志渐渐露出了“骄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想再次导演“郑芝龙操纵隆武帝”的续集————玩鲁监国于股掌之上。

    “路见不平有人吼”，实在看不下去的大学士熊妆霖、义兴侯郑遵谦自愿加入到维护“皇权”的活动中去，与郑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这场条件不对等的斗争结果却是：熊大学士被暗杀，郑侯爷被“包了粽子”（五花大绑后投入大海）。

    听此噩耗的鲁监国，发出一番“忠臣被杀，如断手足，生之何益”的哀嚎后，准备投海自尽，追随两位先烈的英魂而去。

    郑彩一见自己精心储备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要自爆，赶紧出面劝阻。

    在一阵好言好语的抚慰下，鲁监国狂躁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

    想到肩负的使然任重道远，他决定忍下这口气。

    但最后的底线还是要保持的，这就是————严厉追查肇事者。

    郑彩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就有十名“肇事者”被查获，并即刻被处以“磔刑”。

    经此事后，鲁监国对郑彩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远在北京的多尔衮，一看博洛同志这一走，闽浙大地又变成了“牛鬼蛇神舞翩跹”的世界，只好再次组成南征军。由礼部侍郎陈泰（满族，名字为音译）、董阿赖（满族，名字为音译）、李延龄等统领，于1647年11月出发赶往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进行“反攻倒算”。

    而此时的福建，鲁监国和郑成功正把“不合作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双方是“鼓声相闻”，却“打死也不相往来”。

    这就给南征清军的各个击破提供良好的“可乘之机”。

    1648年3月下旬，南征的清军进攻建宁，城中兵寡粮稀，守将王祁向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请求援助，郑成功表示了承诺。

    但结果是直到4月4日建宁城被攻破，王祁战死，郑成功是既没有派战斗队来“给力”，也没有派运瑜队来“送粮”。

    得到建宁后的南征清军又朝第二个目标猛烈冲刺。

    这个目标，就是南明大学士刘中藻领导的义军。

    刘中藻同志是福建义军首领中佼佼者，他领导的军队收复了福建及浙江的福安、罗源、景宁等八县，建立起一块统冶区域相当可观的“解放区”。

    但这块“解放区”在清军的猛冲猛打，以及其它义师“隔岸观火”的情况下，陆续沦陷。

    悲观失望的刘中藻同志选择了自杀成仁！

    完成两个目标后的清军又向第三个作战目标——解福州之围冲刺。

    福州城下的攻防战此时己呈现“围城”状态，里面的清军打不出来，外面的明军打不进去。

    南征清军的加入一下改变了这一状态，得到援助的清军跃跃欲试，准备对围城的明军实施反包围。

    见摘不到桃子反而可能被暴揍的鲁监国，只得下达了对福州的撤围令，全军向东退却。

    进入福州的清军以此地为中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很快收回了被义军“解放”的广大福建地区，把鲁监国由“一国之君”，逼到闽浙交界的沙埕地区，无奈地当起了“游击司令”。

    真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

    正当鲁监国连“游击司令”也快当不下去时，他的“忠实粉丝”张名振于1649年6月攻克了闽浙沿海的健跳所，并把鲁监国接来“团聚”。

    在健跳所刚刚过了一段安定生活的鲁监国，忽然接到一封让他又好笑又好气的求援信。

    信是“昔日恩公，今日仇敌”的郑彩同志写来的。

    他向鲁监国哭诉郑成功在背后搞他，趁他在抗清前线浴血奋战之际，派兵袭击其弟郑联，占领自己的老巢厦门。

    现在他请鲁监国伸张正义，和他联合起来，打败郑成功，收复厦门。

    但鲁监国可没有“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怀，有的，只是“追打落水狗”的优秀品格。

    他给郑彩玩了一招“笑里藏刀”，在表面答应派兵援助的同时，却暗地里发兵包围了郑彩的部队，并将其全部缴械收编。

    失去枪杆子的郑彩同志立刻变成了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几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还是去亲戚郑成功那里混碗饭吃。

    他知道，如果直接去找年轻气盛的郑成功办这件事，那么成功的几率接近于零。

    他采用曲线迂回的办法，找到了郑成功的奶奶黄老太太，请他去为自已说情。

    在黄奶奶的撮合下，郑成功同意郑彩这个老同志脱下军装，转业为民，到厦门来养老。

    郑彩同志就这样窝窝囊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让他日后感到欣慰的是，郑家几个赫赫有名的兄弟中，就他混了个“自然死亡”。

    鲁监国虽然趁人之危，无偿收购了郑彩的“剩余资产”，但日子过得也很不幸福。

    这是因为，健跳所这地方实在太小太落后了！

    在这块隶属于浙江临海县的小小卫所里，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吃穿基本靠抢，前途嘛，基本靠想。

    想来想去，鲁监国手下的“二把手”张名振同志，又盯上了被“儿女亲家”黄斌卿霸占的舟山群岛。

    1649年9月，他们浩浩荡荡开进了舟山群岛，宣布鲁监国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要求与这位仍打着隆武朝旗号的“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黄司令当然一口回绝了鲁监国的“和平倡议”。

    不过，他这次回绝的理由是——“本岛地窄粮寡，恐耽误大家大好前程，请各位另换大岛安歇”（似曾相识吧，参看水浒中王伦执行“关门主义”的经典语录）。

    “另换大岛，翻翻中国地图就明白，东南沿海除了台湾岛和海南岛，最适宜我们发展的岛屿就是你这里了，我们要是有能力打下那两个大岛，谁还跑到你这里找不自在？”被拒之岛外鲁监国己经出离愤怒了。

    他已不是三年前的鲁监国了，他这次可是带来大量走投无路的“打手”来的。

    见来软的不行，鲁监国挥一挥衣袖，“打手”们便在第一时间挥刀动枪地“抢滩登陆”。

    长年呆在岛上的黄司令军队，战斗力仍停留在三年前的层次上，丝毫没有的任何长进。

    几个回合下来，竞被鲁监国的“百败雄师”修理了个稀里花拉。

    打了败仗的黄司令自然不敢再牛逼哄哄，他赶紧上书向鲁监国请罪，并约定双方于9月24日举行和平谈判。

    在谈判桌上，黄司的手下阮进忽然发飙，客串“林冲”，激情演绎了一出“手刃司令”的英雄壮举！

    心有灵犀的张名振立刻配合，站出来迅急采取多项“善后措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他首先以“亲家”的身份出面，上奏鲁监国后，礼葬了黄斌卿，并优养其家属。

    然后对黄的旧部加以安抚，发放特别奖金，增加特殊工资，拉拢各位继续为鲁监国打工卖命。

    最后由鲁监国出面，举行新老人物见面会。

    在见面会上，鲁监国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亲切随和的讲话，号召大家以大局为重，大力支持他这位新领导的工作，呈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反清复明”工作的新局面。

    经过一系列的安抚工作，鲁监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稳定了舟山的局势。

    自此，“大明海上流亡政府领袖”朱以海同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巩固的陆上根据地，为他的长久生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