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日，北京某报，称某老者病于途，路人皆绕行，致其冻死街头。旁有编者按语，痛责见死不救者冷酷无情。今年某日，上海某报，有新闻照片报道某老妇病卧路中，围观者众，却无援手。照片一侧的文字除声讨外，亦有表扬，曰幸有好心人呼来老妇亲属，将其扶起送入医院得以抢救云云。

    读京报新闻时，虽震撼不已，但料想之中，因类似现象，早不绝于耳。看沪报图片时，感慨之余，又存疑惑：人既好心，何不尽快将老妇扶起急救，反而舍近求远去喊亲属？包括那位摄下此景的路见不平者，有调焦取景按快门的功夫，为何不先救人于危难之中，以身作则？

    世上人情，想来如此淡薄。

    难怪我的小说始终被舆论质疑——现实中还有如此纯粹的爱情吗？原来我所倾心的那种举案齐眉的境界，早已不是男女爱情乃至整个风气的常态，我确实在粉饰生活，凭空杜撰，随意拿捏呢。

    于是更加感叹两千年前的先哲孔子，以一个“仁”字为内核创建儒学的苦心。儒者，社会及他人所需之人也；仁者，两人相处时应持守之道德也。在先儒的学问中，“仁”的基础其实就是爱心。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伦常，即是互相施爱于对方，所谓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将爱心推己及他，广而大之，遂令天下德行其道也。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爱心原是人之天然本能。又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爱心也需后天教化与培养。且爱心犹如一座宝塔，须从基础开始，分层而建。即是先儒所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递进关系。人生在世，先要自我修炼，养成良好性情，承担家庭责任，教敬父母、善待妻儿，方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现在，我们教育后代之方法，常常忽略此天然之顺序。孩童时代，咿呀学语，便有许多声音教授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固然重要，但问题出在，他爱不爱父母，爱不爱他人，爱不爱花草动物，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长大成人也如是，只要你声称爱党爱国，其余均属个人小节，无碍于财路及仕途。

    但我想，一个缺乏基本爱心的人，一个连对父母、朋友、妻小都不愿尽责的人，一个很少怜悯、同情和体恤他人的人，会爱国吗？如今，高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口号于个人之功利，有益无害，所以喊者甚众。至于能否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只有自己清楚。

    当然，把爱心的缺失仅仅归罪于教育未免失之偏颇。多年以来，宣传教育的事倍功半，并非错在本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存在决定意识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辛勤劳动已很难致富，当不义之财可一夜暴发，当本应在思想上立于社会前列的知识精英沦为社会下层尊严不保，当无数不平等现象从个别转为普遍，因而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和价值观的逐渐异化，就不是简单靠提倡些什么弘扬些什么所能救药的了。

    或许也不该归罪于那些见死不救的围观者和绕行者。本来，人的善良本性加上后天的教育，完全可使芸芸吾辈在轻微伤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做出有益他人之事，譬如伸手扶起病倒老人甚至将他送到医院。但如果做出此种有益他人之事需付出高额代价，譬如扶起老人后可能被老人或他的亲属诬为肇事者继而索取养老送终的资费，而又无人愿意为你做证的话，那么从最简单的成本收益率分析，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事，不取收益但需付出巨大成本的事，恐怕我等绝大多数凡夫俗子都要遮颜绕行了。

    如此看来，只有当社会更重视基础德育，同时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善行义举不必承担过大风险，甚至可以受到一定奖励；使不仁不义难逃直接惩治，无须等待来世报应，只有这样的现世报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常规，公德之普及才足可期待，尽管在我们每个人的胸襟里，都藏有博大之爱心。

    我的读者曾赐我醒悟，他们对我那些纯情小说喜爱之甚，远远超越小说价值本身，似乎说明：越是在功利化的社会里，人们对于单纯的爱，美丽的爱，渴望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