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笑面虎”的毛人凤也是绝顶的聪明人，久居军统，刀口舔血，由一个小小的中校秘书击败众多竞争对手，坐上军统第一把交椅，已属不易。
为人部属，最讲忠心。但仅有忠心亦不够，还要领会揣摩主子的意旨，关键切忌聪明过头，要处处维护体现长官意志、长官水平。即使长官做错了，也要主动揽过责己，体现出长官的高人一筹和深谋远虑。
蒋介石在正式宣告隐退回到溪口前，毛人凤向蒋首先表示与“总裁共进退”，随即报告了自己为应付李宗仁的主张，已经将军统的全部财物、机要、档案、人事及指挥机构等，均移往台北。为应付李代总统，让徐志道出任空头局长。
当时，蒋介石大为高兴，连加赞赏说：“好！好！你走到我的前面！”
毛人凤遂跟从蒋介石回到了溪口。没想到，跟来没几天，李宗仁的第一号命令便让毛人凤替人受了蒋介石的责骂。
“毛局长，”蒋经国谨慎地望一眼父亲，便追问道，“当务之急是如何来补救？李代总统要放人，又是见报，又是广播，有那么简单吗？”
“总裁！”毛人凤冲蒋经国感激地点点头，心领神会，便大胆趋步上前委身在蒋介石旁边说道：“您但请放心，李代总统发布命令要释放的那些人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如果军统不受命，那放人就无从谈起。”
蒋介石眨眼看了一下毛人凤，手指敲动着圆桌，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前一逼，并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意图，“张、杨二人误国误民，不思悔改。还有……那些在押的政治犯大多冥顽不化，危害民国，我们当然不能放虎归山。他李德邻（李宗仁）要讨好共产党，释放这些人，简直是岂有此理！”
“总裁放心。我已经给各地的军统同志明确了纪律，没有总裁手谕，凡李代总统的任何命令，概不受理。”
“好的，好的。”蒋介石语气平缓多了，“毛局长，你马上去办理,决不能掉以轻心。关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不能放在贵州了。你赶紧去办理，给他们另找一个可靠隐蔽的地方。”
“是。”毛人凤这才如释重负退了出去。
蒋介石瞅着毛人凤矮胖的身影滑落门外，嘴角不由得绽开一丝讥诮笑意，道：“我倒要看看李代总统怎样放人。中国有句老话讲得好，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49年1月24日，重庆的冬天，阴云密布，虽至中午，然天象气氛与黄昏别无二致。
李宗仁坐上“南京政府”头把交椅，发出第一号命令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并声称将派飞机迎接张、杨共商国是。消息传到囚禁进步爱国人士最多的重庆，各报进步记者都倚借李代总统命令进行营救活动。
这天，一群记者走访国民党重庆市政府询问执行情况，市长杨森避不露面，由秘书长李寰接待，称：“市长政躬违和，尚在休养。释放被囚人士尚未获命令，无可奉告。”
记者们又拥到国民党“空司”重庆区司令部访问司令晏玉琮，晏答：“所询派飞机接送杨虎城一事，本部未获总部命令。”
记者们不辞辛劳，回头又找杨森。杨毕竟是个军人，说话干脆些，在记者包围之中，他说：“我还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从何放人？”
记者们一起诘问：“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关在磁器口吗？”杨森扫视一眼喧闹的人群，没好气地答道：“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件事。”
记者们紧追不放：“谁管得了？”杨森恼羞成怒之下，脱口而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他们管关人。”
记者们遂蜂拥至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可他们根本见不到人。原来，作全力营救活动的几位记者，听杨森市长道破了真情，遂商议如何拜访“第二处”。各报记者一般与“政工处”打交道，对“第二处”向来敬而远之。这一次要破例。然而要找到“第二处”，对这几位记者来说还是新课题。
西南长官公署即抗日时期“军委会”原址，范围很大，房屋众多，机关林立。从下半城金紫门进公署大门，过广场，上大台阶经过几幢大厅，又下石梯，从左侧又上坡，拐弯进小门，旁边不远处有一条为人不易发现的小巷，穿过小巷即“别有天地”——一幢讲究的三层西式洋楼，登楼就是大会议室，正房就是二处的处长办公室。如果从老街公署后门走就近多了，但门警森严，非此中人不得入内。1948年《挺进报》的一位外围发行员，因不知老街底细，只认为是连接大马路的僻巷，在散发报纸时，被“后门”的门卫拉了进去。
这几位进步记者分途寻访第二处，东询西访，处处碰壁。有位记者本领不小，从大门摸索到了后门内的一个外会客室，接近那条不易为人发现的小巷，正迟疑不前，恰好遇见一位曾在新闻界工作过的熟面孔匆匆路过，便问：“二处走哪边？”那熟面孔不经意地朝小巷一指。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记者们闯进了二楼，直叩处长办公室大门。
“笃！笃笃！”里面习惯地应声：“进来！”进来的不是他的部下，而是一位陌生人。
记者送上名片，说明来意，徐远举压住惊恐，故作镇静地说：“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迄今没有接到毛人凤局长关于释放张、杨二人的确切通知。请诸位理解，我是军人，只知服从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