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名特务忙将报纸抢过去，一看，那上面不仅详细登载了郭沫若的家事纷争，而且还将他们现时的住址也写了出来。几人顿时兴奋不已。

    叶翔之奸笑着说：“那个老风流鬼欠下了风流债，这回我们可以来个趁火打劫。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手。”

    他提出，用老办法，事先由金名杰装扮成一个记者，以采访为名，先去探听虚实，然后，根据情况再具体部署行动方案。

    金名杰遂赶往香港郭沫若的寓所，没料到，对方一见是记者，就关上了门。吃了闭门羹，回到驻地，叶翔之摩拳擦掌，他对手下的特务布置道：“虽然没有见到郭沫若本人，但我们已经获知他的确切地址。这一次，新账旧账给这个风流鬼全算了啦。我们分成两组，一组在他家门口化妆成小贩观察动静，只等他人一露脸，就动手，另一组则在附近接应。”

    次日，郭家附近的小街上立即就冒出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小贩，那是叶翔之手下的几名军统特务装扮的。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他找来负责抢运工作的华克之指示道：“郭沫若的行踪已经暴露，务必尽快将他安全送走。”

    华克之领命后，当机立断，不管他家事处理得如何，先将郭沫若一人送出香港。

    1949年2月的一天，郭沫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摘下眼镜，化装成一个送糕点的小贩，悄然由后门而出，然后直奔九龙码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

    那几名昼夜监视的特务，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情况有变。等他们反应过来，哪还有郭沫若的影子。毛人凤得报后，止不住仰天长叹，“放跑了郭沫若，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总裁！”

    郭沫若离开了香港，到了解放后的沈阳。不久，安娜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说服与保证下，也离开了郭家。其女儿郭淑禹不久由地下党安排，化装成一位哑姑，乘海轮北上天津，经北平去了解放区。

    安娜带着子女到了台湾后，过得并不如意。小儿子志鸿因语言不通，从一所中学辍学后，便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到香港找自己的父亲。郭沫若此时已离港北上，地下党负责人夏衍接待了他，先安排他到于立群家暂住。大约一个月后，夏衍把他找去，请他写信给母亲和大哥、三哥。让他们一并来香港。随后，郭志鸿便被安排乘海轮去了天津，再转赴解放了的北平。

    安娜接信后，带着两个儿子赶往香港，由地下党安排住了一段时间，5月初走海路抵至山东烟台，几天后到了北京，安排住进了翠微路招待所。

    这样，安娜和她与郭沫若所生的五个孩子，除却老二郭博留在了日本外，全都聚集在了父亲身边。至此，中共组织抢运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务，胜利完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远在华南的香港，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

    《华商报》不断刊登套红标题，报道解放军的进展，色彩越来越红。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于是，《华商报》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

    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连船票都买不上。陈吴找到《华商报》，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吴获舟明里是《华商报》的编辑，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泽生轮”去天津。由于台风影响，“泽生轮”推迟出港，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特务炸沉了“泽生轮”。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陈吴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了“泽生轮”遇难的情况后，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从《大公报》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就投书报社。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大公报》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技术人才徐立康到达解放区，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

    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沦为苦力。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还为他买好船票。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和中共没有关系，也“白撞”上来，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

    李四光返回祖国，国民党特务从瑞士、伦敦跟踪到香港，试图劫持。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再通过深圳转运。

    华罗庚飞抵香港，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

    据不完全统计：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林一元五人，由章汉夫、李嘉人陪同北上。这是公认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

    1948年12月，还有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庚农、林植夫、卢于道八人北上。

    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949年1月28日，李济深等人北上。

    1949年2月初，还有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等北上。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陆艇北上，路过青岛海面，恰遇国民党空军炸沉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