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与侠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易中天 本章:一 儒与侠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环节是儒墨之争。

    墨子,是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因为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都在墨子之后,年代不能确定的只有老子。但无论老子其人生在何时,《老子》一书却肯定没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也没有与儒家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墨子和墨家是第一个。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李零先生说墨子是“成心抬杠,处处跟孔子拧着来”(《人往低处走》),很对,而且还可以加一句:得理不饶人。《墨子》一书记录的两家辩论,每次都是儒家落了下风。这也并不奇怪。就算有一次墨家输了,他们也不会记录在案。这就不像。这本书,还是比较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他人的讥讽,学生的不满,孔子的狼狈,都如实照录,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墨子》则不同,只有胜,没有败。《墨子》之后,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大体上只有“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这大约因为孔子的门徒,还有一点“君子风度”和“史家风范”。即便用了“春秋笔法”,总归不会篡改事实。再说那时儒家还没有对手,胜不胜败不败的,也无所谓。墨子的时代,争鸣已经开始。各家各派,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也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对于这些记录,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当作历史看,就会有问题。

    不过墨家的这些记录,倒也有趣,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墨两家争论的焦点,以及他们争论的方法。比方说,据《墨子·耕柱》,儒家的巫马子曾经与墨子辩论。巫马子是谁?有人说就是孔子的学生巫马施(字子旗),也有人说是巫马施的后人,这个也搞不清楚,且不去管他。《耕柱》说:巫马子对墨子讲,先生做那些“义事”(子之为义也),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保佑(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先生还做个没完,有病吧(有狂疾)?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一个?巫马子说,当然是器重无论我看不看得见,都做事的那一个。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是子亦贵有狂疾者)。

    还可以再举例。据《墨子·公孟》,有一次,公孟子和墨子辩论。公孟子,就是公明子仪,曾子的学生。古代孟和明相通,所以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公明子仪对墨子说,一个君子,应该像钟一样。钟,你敲它,它就响;不敲,就不响。君子也是。你问,他就说;不问,就不说。墨子说,是啊是啊!现在没人敲,你这口“钟”怎么响了?意思也很清楚:我并没有问你,你怎么说话了?意思很清楚:你们儒家,岂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

    看来,墨子总是能从儒家学说中找到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儒家的砖头砸儒家的脚。仍据《墨子·耕柱》,有一次,子夏的学生和墨子辩论。子夏,就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卜商,也是儒家的“文化传人”,前面说过。子夏的学生问墨子:君子之间也有争斗吗?墨子说,没有(君子无斗)。子夏的学生说,猪狗之间尚且争斗,士人之间怎么会没有争斗?墨子说:好可悲啊!某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言必称商汤王、周文王;做起事来,却和猪啊狗啊相比。好可悲啊!

    仅此三例,我们就不难看出,墨家与儒家可真是势不两立。况且,墨子并非只和儒家之徒辩论,他还指名道姓地攻击孔子。在《非儒》篇(看看篇名就知道他们的立场),墨子讲了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的一件事。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这事是有的,我们前面也说过(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但墨子讲的故事,就闻所未闻了。墨子说,当时孔丘等人,饿得只能吃野菜。后来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肉的来路就吃了。子路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了。等到鲁哀公迎他回国,席子摆得不对他不坐(席不端弗坐),肉类割得不正他不吃(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与“穷于陈、蔡之间”时判若两人。孔丘说:来,我告诉你!那时你我是为了求生(苟生),此刻你我是为了求义(苟义)。于是《非儒》说: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兹事体大!这事如果属实,则孔子虚伪;不实,则墨子造谣。可惜此事的真实与否,现在是无法查证了,只能猜测。我的看法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孔子和墨子的门徒、追随者那么多,其中有没有人虚伪,有没有人造谣?可能有。但孔子本人并不虚伪,墨子本人应该也不会造谣。那么,这故事从哪里来的?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误听讹传,二是别人所讲。学术界原本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此篇可疑)。包括前面提的《耕柱》、《公孟》诸篇,都可能是墨子后学所为。苟如此,墨子当然可以不负责任。

    实际上《非儒》一文中不实之处甚多,有的简直就是信口开河。比如说孔子身为鲁国大司寇,不帮助国君,却帮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孙);说鲁国的窃权者阳货、晋国的叛乱者佛肸是孔子的学生等等,就明摆着不是事实。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凿凿,还一口咬定是孔子带坏了他们,道是“徒属弟子,皆效孔丘”,还说“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说白了,这是愣往孔子头上扣屎盆子,绕着弯地骂孔子“心术不正”,近乎人身攻击。这就让后世许多人不以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学者毕沅换成了“孔某”。因此,我们会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写“孔丘”,写“孔某”,也都对,不是硬伤。

    不过我认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诸篇是墨子后学所为,代表的也是墨家观点。何况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这就说明,墨家对孔子和儒家的攻击,已经到了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我们就要问:墨子和墨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

    这就要弄清楚墨子与孔子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时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详,尊称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据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也就是说,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岁。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我们知道,《春秋》经文的最后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战国时代,则开始于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岁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在世,战国时代也开始了。所以张荫麟先生说,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中国史纲》,下引均见此书,不再注明)。

    春秋与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是天下无道,没有正义和公平;不同的是,战国时代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换句话说,春秋时期,是客客气气、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坏;战国时期,就改成肆无忌惮,明火执仗,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说到(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因此,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强烈,态度也就更愤激。孔子虽然也对现实不满,但他更多的还是委婉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希望统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则更强,他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看看《墨子》一书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非乐、非命、非儒。这等于是举着牌子,旗帜鲜明地宣布:我反对!

    墨子与孔子的第二点不同,是立场不同。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据《论语·颜渊》,公元前517年,三十五岁的孔子曾经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这话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看来,孔子对君主有没有饭吃是很关心的,虽然他也关心人民有没有饭吃。

    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地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这十大主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伦理思想,这就是兼爱。这是墨子思想的总纲,后面要着重讲。二是政治思想,这就是尚贤、尚同、非攻。三是经济思想,这就是节用、节葬、非乐。四是宗教思想,这就是天志、明鬼、非命(请参看李小龙《墨子译注·前言》)。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比方说,墨子反对儒家主张的礼,也反对儒家主张的乐。反对礼,好理解。因为礼讲尊卑,不讲平等,这就与墨子的理念相悖。那么,为什么要反对乐呢?原来,中国古代的“乐”,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有时候单指音乐艺术,有时候泛指一切娱乐。更多的时候,则是指一种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综合艺术,即“乐舞”。这种“乐舞”的演出,需要很多人投入,协调运作。其中规模大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综艺晚会。对于这样一种“乐”,墨子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在《非乐》篇,墨子说,劳动人民的忧患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乐”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墨子问:撞击洪钟,敲打鸣鼓,弹奏琴瑟,吹奏竽笙,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就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吗?不能。就能实现天下大治,保证天下太平吗?也不能。不但不能,还会添乱。因为这种大型综艺晚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耽误生产。男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种田。女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织布。官员去做这件事,耽误治国。这样祸国殃民的东西,要它做甚?现在,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整天干活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你们统治阶级却在那里穷奢极欲歌舞升平,像话吗?所以,墨子得出结论:“为乐非也”!

    墨子的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也对也不对。没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居然“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求声色之娱,确实应该批判!但如果人民“聊生”呢?能不能搞?墨子可没说。还有,文学艺术并非只有大型综艺晚会(乐舞)一种,其他形式的“乐”能不能要?好像也不能。因为墨子并没有说“某乐可也”、“某乐非也”,而是一言以蔽之曰“为乐非也”。这就是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了。更何况,劳动人民也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怎么能简单地说“为乐非也”?看来还是孟子的说法更合理:可以也应该有文学艺术和娱乐活动,但必须“与民同乐”(详本章第六节)。

    问题是墨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立场?也许与出身有关。前面说过,墨子的生平是不清楚的。《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只是在孟子和荀子的合传后面附了一笔,说他是“宋之大夫”。但他是不是宋国人,却不能肯定,也有说是鲁国人或楚国人的,甚至还有说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有学者认为,所谓“墨翟”,其实就是“黑狄”,也就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钱穆先生则认为墨子之所以叫墨翟,是因为受了墨刑。这些我们都搞不清楚,但也不难看出一些信息,那就是墨子的出身,大约比较卑贱或另类。事实上,根据《墨子·贵义》的记载,他很可能曾经是“贱人”,或被看作“贱人”;而据《墨子·鲁问》,他很可能曾经从事手工业,还是一个能工巧匠。

    看来,墨子和孔子一样,小时候也是苦孩子,都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不同的是,孔子后来看不起那些体力劳动,认为从事农工商的都是小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君子。他自己向往的,也是古代贵族那种高雅而有情趣的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冠楚楚,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上课的时候有音乐伴奏,开了春就出去踏青郊游,等等。墨子则不然。他成名后,对工艺制造和工程技术仍有兴趣,而且手艺精湛,多有发明。他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感情,也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粗茶淡饭,布衣草鞋,过苦日子。所以,孔子和墨子同样博学,却多有不同。孔子精通的是六艺,墨子精通的是工艺;孔子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墨子对物理有很深的研究;孔子同时是艺术家,墨子同时是工程师。难怪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和墨子,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庶民失败的代表()。

    这就是孔子与墨子的第三点不同:代表不同。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一个代表士人,一个代表庶民,而认为他们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的士。什么是“士”?简单地说,秦汉以前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秦汉以后的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级。周代贵族四级:天子、诸侯、大夫、士。秦汉平民也是四级:士、农、工、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上有贵族,下有平民,自己夹在当中,上下浮动。为什么会上下浮动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士,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不动产。当然,这两样东西,他们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税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袭的职位,叫“世职”。但是后来没有了。失去了世职和食田的士,就成为无业游民,与庶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既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世职)和不动产(食田),又不能当真像庶人一样种田做工,那就只能作为“毛”依附于一张“皮”。也就是说,他们要生存,只能依附于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为上士,升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当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则可能下降为庶民。也就是说,士这个阶层,也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接近大夫,有贵族气;下层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层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层的代表。

    分化的同时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参与政治,武士主要参与军事。文士的上层可以做智囊,下层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层可以做将领,下层就只能做保镖,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宁肯保持独立自由的身份,成为“游士”;或者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高级贵族,有合适的事情就做,没有就闲着,来去自由。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

    儒也好,侠也好,都是“自由职业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帮别人操办礼仪和传授诗书。侠的工作,则主要是帮别人排忧解难和看家护院。这是他们的饭碗,却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饭碗,随时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们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归宿感。要知道,儒和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间,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张专政和集权的韩非,就把他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说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必须予以铲除。许多儒和侠自己也不争气。下等的儒,为了混口饭吃,死皮赖脸。听说有人办丧事,就不请自到。下等的侠,为了糊口谋生,不讲原则。只要有人肯花钱,就前去杀人。显然,这是不行的。统治者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也就是说,儒和侠,都需要引导,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侠的引路人。孔子为儒指引的出路,是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谓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墨子为侠指引的出路,是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义。比方说,一方有难,便前往支援。历史证明,孔子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木桥。为什么是阳关道?因为能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为什么是独木桥?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总归能走。墨子的路,却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没法出人头地,行侠仗义则不为官方所容。因此,最终儒家胜利,墨家失败。失败者留在过去,胜利者面向未来。孔子就是未来的代表,墨子就是过去的代表。

    显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

    不过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则和底线。孔子明确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论语·雍也》)。墨家的侠,则只参加防御,不参加进攻;只支持反侵略战争,不支持侵略战争。这就是底线。儒家希望通过实施礼仪来影响政治,维护和复兴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墨家则希望对武士和侠客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的解释和规范。这就是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儒也好,墨家的侠也好,都有主义,有操守,也都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和出身。

    实际上,儒家和墨家,代表着当时最有理想最有抱负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即儒和侠当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他们势必要为无道的天下开出救治的药方。而且,正是由于药方的不同,儒墨两家便开始了春秋战国的第一场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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