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地人与上海人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易中天 本章:一 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交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未必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弓愧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毛?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上海人就不一样 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 不是很“秀气” 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 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 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根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 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 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入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高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 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 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 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 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k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 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交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满,而这些反感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 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 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 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弄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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