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成来说明显的是，上两次的野外考察发现两座非常重要的辽代寺庙完全是碰上了好运气。“因为没有中国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录，我们对方建筑的探寻就‘好象盲人骑瞎马’。”他特意为营造学社将来的工作编制了一套详尽的程序，以保证在华北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瑰宝不至于被忽略。
思成描述了从现在起必须遵循的方法。营造学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员带领的野外小分队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考察旅行，来对乡村地区进行详细检查，寻找古代遗迹。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图书馆里进行仔细的准备。阅读当地的方志一类有关历史、地理和佛教的书籍，然后产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筑物的目录。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拟制出来。目录上的每一件建筑物都必须找到、验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大多数考察组都由思成自己带领，虽然他在小组里总是体力上最不强健的一个。
在派出小组之前，先把计划和目的通知省政府，让他们先告诉当地的官员。在到达的时候，他们一般先拜访政府官员，要求在小学校里拨给一间房子。
“我的经验是，”思成说，“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东西能打动他们，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在野外考察中，小分队必须对木结构的建筑物给以特别的注意。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些建筑一直是在不断的瓦解之中。那一阵阵的新潮流在一座保守的城镇里少数人中间激起的一些怪念头，往往以把一座“老式的”房子“现代化”为由，无意中毁坏一处杰作。那脆弱的窗棂和精细的门上的镶嵌物总是第一批遭难的。他们很少遇到一宗真正的瑰宝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依然保持完好。即使是一个香头也能把一整座寺院化为灰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受到文字材料上关于可能找到大有希望的古代遗址的鼓舞，怀着满腔希望跑了几百英里，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许还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础作为此行的回报。
“我们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满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险活动。那身体上的难受是不在话下的，我们时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难忘的诱人之处和欢乐。一般说来，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不像那些昂贵的考古探险、大兽狩猎、热带或极地科学考察，”思成写道，“我们考察的设备是很简陋的。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之外，我们的装备大部分都是些自制的小器件，是我们的组员在积累了经验之后自己设计和改进的。那像电工一样的背包，当我们危险地蹲在建筑物随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时都能背着，是我们最喜爱的物品之一。从一团线到一根可伸缩的像钓鱼杆一样的棍捧，它都可以装进去。每天每夜我们必须在这种非常悬殊的条件下露宿、做饭、吃饭和睡觉，而我们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确定，从最古老怪异的直到较为通常和现代化的，这样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常常又是很特别的。
“除了建筑以外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比如各地的工艺品、在边远地区古老的戏剧表演、奇怪的风俗、五彩缤纷的集市，等等。但我们必须节省胶卷。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个建筑师。但她同时又是作家和戏剧艺术爱好者，比我更经常地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热烈地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在我们回来以后，我总是为我们拥有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而高兴，如若不然，它们就会被忽略了。（注1.）”
思成1933年和他忠实的绘图员莫宗江一起到距离北京几个小时火车路程的河北省正定的野外考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从老远就看见了“正定菩萨”，如他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四十二只手的观音铜像，大约七十英尺高，站立在一座漂亮的大理石宝座上。”本来佛像是由一座三层的楼房所覆盖，但现在它已不存在，使那失去多出来的四十只手臂的观音站在露天中。
现场的一座碑刻说这大佛是根据宋朝开国皇帝的圣旨铸造的，以取代几年前被毁的一座著名的铜佛像。铸造分七段进行，开始于公元971年旧历七月二十日，但完成的日期没有记载。
思成指出，“观音像由虔诚而又愚蠢的寺院住持修饰一新，用鲜艳的油漆复盖，使它看上去就像个丑陋的大洋娃娃。我只好安慰自己说，反正油漆不会延续很久，也许不会超过一个世纪。”
观音大佛不过是那吸引梁思成到这里来的隆兴寺的庙宇建筑群的景点之一。在这建筑群的众多建筑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要算公元1030年建造的摩尼殿了。对于喜欢宋朝的山水画的人来说，它把画家们喜欢描绘的隐藏在松林山坡后面的寺院这种熟悉的景象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不像许多较晚的寺院的长形建筑，它是十字形的，四边都是起脊的山墙。思成从图画上看到过这种建筑风格，但这是他见过的唯一实物。寺院群另一个景点是建于公元960～1126年的转轮藏殿，其中包括一座塔形的“转轮藏”，那是一架存放佛教经卷的转动书橱。为了给这一大而重的书架留下足够的空间，支撑它的重量，容许它的活动，建筑上需要引进许多巧妙的革新。思成钦羡和高兴地审视了它。（注2.）
1933年秋天，研究所派出好些工作人员到晋北的大同去，那是一座紧贴长城、邻近蒙古的边境城市。它有着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日本学者曾报道过里面的佛像，但对建筑本身没有研究过。对华严寺和善化寺寺庙群的研究，刘敦桢费了不少心血。徽因自己决定到附近的云岗石窟去，在那里对刻在石头上的建筑细节进行临摹和拍照，以取得更早得多的北魏时期（公元450～500年）木结构建筑的证据。
思成参加了另外一个建筑群的考察，已决定同他的忠实助手莫先生一起拐到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小城去一趟。日本学者已报道过，那里一座11世纪的宝塔里藏着一些精细的佛像。原先这个地方人们部称作“应州塔”，但现在已改了建制，因此思成的目标就变成了“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了。在准备到这么一个边远的地方去之前，他决定先问一问宝塔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状态。打长途电话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北京也找不到去过那里的人。于是他想何不找当地的邮局帮忙。他写了一封信给应县邮局局长，请他找一个当地最好的摄影师拍几张宝塔的照片，给他寄到北京。他答应给摄影师一些他想要的礼物作为回报。这个计划很好地完成了。照片寄回来了，显示出宝塔状况良好，而且基本上还是公元1056年建立时的老样子。而摄影师由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礼物——文具，也很欢喜。
营造学社考察大同寺院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于是思成和莫先生就能出去到应县，现在它对他来说已经是唾手可得了。他们两个人在大同登上了一辆南去的公共汽车，到了站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25英里。他们只好雇了一辆驴车，又忍受了六个小时的颠簸。思成写道，“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注3.）”
照思成的说法，巨大的塔身“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的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近九百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他并没有指明这个说法的出处，但他一定是被这个名称所迷惑的。不管那火苗有多小，经历过这九百年的日日夜夜和各种气候而始终在塔里点燃着，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且，当地的经济也不可能付得起灯油钱！
当宝塔在公元1056年修建时，部分华北已被长城以外的“野蛮人”辽王朝所统治。思成指出塔的建筑在原则上相似于年代较早的“高楼”独乐寺（公元984年）：“由于每一上层都建有夹层楼面，所以它实际上是九个叠加层面。”
他应当清楚地记得塔顶的建筑。“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在野外考察期间，他审视并公布了许多中国的宝塔。他写道：“作为建筑物的遗存，为中国的风景添彩增辉的，没有比在中国话里最容易发音和容易记住的‘塔’更显著的东西了。从它第一次出现直到今天，中国的塔基本上仍然是‘一座多层的高楼顶上覆盖着一堆金属圆盘’。它是两个要素的完美结合：聪明的‘多层高楼’和印度的湿塔婆——‘一堆金属圆盘’。结合着这两个要素，中国的塔可以分成这样四个基本类型：单层的、多层的、多檐的和湿塔婆。不管塔的形式或大小，它总是佛教的文物埋藏所或僧侣的墓葬。”
应县的塔是一处无与伦比的国家宝藏。尽管在中国早年有许多木结构的塔造起来，但是用这种易损材料造起的塔能保存到现在，这是唯一的一座。最近几年来，清华大学梁思成指导下的专家，给它进行了内行的重修和加固。
从此以后，思成只要通过报刊或其他来源获知了看来有希望的遗存，他做出一个惯例，写信给当地的邮局局长，让他帮忙摘到这个建筑物的照片。他总是附寄一小笔钱，以付还摄影师的时间和材料费用。用这种办法，他就顺着从北京向南的两条干线——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事先核查了一批较容易的目标。
图书馆工作和照片的搜寻是大有帮助的，但思成的最有价值的发现却要归功于一首童谣。就像我们的鹅妈妈歌谣一样，它的韵律很好听：
沧州狮子应州塔，
正定菩萨赵州桥。
对他来说，狮子是毫无意义的，但当他听到熟悉的名字“应州塔”和“正定菩萨”的时候，他竖起了耳朵。这种对华北的人类创作成就朴素的自夸，直钻进他的心里。不管是谁创作了这个歌谣，其热爱主代建筑瑰宝的心思和他是一样的。这驱使他亲自去找这座桥。
赵州城位于河北南部，在正定东南约30英里，它像应州一样改了建制，现在大家叫它赵县。1934年梁思成从北京坐火车到石家庄，再绕道到赵县。他写道，“我在那里得见这伟丽惊人的隋朝（公元590～618年）建筑原物”，“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第三个瑰宝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他引用8世纪一位唐朝中书令（他在他的时代同样为这一发现而十分兴奋）的话说：“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砧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上興下宝］，腰铁［衣补＋全］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草字头＋睾］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上如下手］踞，眭盱翕［左众右欠］，若飞若动。……”
思成自己把古文翻译成了英文，他说，“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和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接下去的引文强调即使早在唐代，这桥也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
那主桥洞和小拱的拱门，都用罗马的办法把一组组并排的拱石拼起来建成，一共有28组拱石（注4.）。现在桥长从两端露出河床的地方算起共有115英尺。思成指出，桥的真正跨度如果从河床下面挖出来，那就会长得多。“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他又说，“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所望一样。”
梁思成对于发现这一独持的中国建筑物的喜悦（它比它最接近的欧洲等同物还要早一千年），使他在这个地方流连徘徊、再次丈量、进一步挖掘和从各个角度拍照。这桥经历了1300年依然存在而且仍在使用。
在赵县他又发现了一座12世纪的“小石桥”，是大石桥的仿制品。他当年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公布了对两座桥的考察结果。
当思成在找寻他那非凡的赵州桥的时候，我也在邻近的山东省进行野外考察，我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我特别喜欢山东武梁祠的汉代拓片。公元第二世纪雕刻在石室上的图形的一套套纸拓片到了欧美学者手里，他们用西方语言将它们出版又使它们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自己买一套。从那时起我可以几小时地审视它们。那丰满的马匹和车辆很好看。传统的人物填充了优雅地创作的画面。每个人的官阶可以从他的服装上辨别出来。我无知到这种程度，既惊异于它那出奇的美，却又对它们描述的著名故事毫不了解。
我想亲自看一看武梁祠的石块。我的中文这时候已经可以应付旅行和日常会话了。一位美国妇女朋友表示愿意陪我旅行两个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作在山东其他地方考察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武梁祠相当远，是在山东的西南端，我们换了一次火车，一次公共汽车，住了一晚，最后还有长长的步行才到达。
那武梁祠的石块，在墓地的大平原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乱堆着，大大小小没有一定次序。有些只是旁边有雕刻。有些则在前后或前边和旁边雕刻。还有独立的石柱。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顶部的大石块。我原先期望看到的石刻展览却并不是艺术品的展览，而是建筑物构件的大杂烩！建筑！什么样的建筑物？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们吗？
这个主意使我着迷，过了几年我回到剑桥后确实担起了这个任务。研究这方面的出版物非常有意思。我实地考察时真是傻得出奇。我想象中的重建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搜集尽可能完整和清楚的全套武梁祠石刻拓片；（2）以统一的大小把它们拍下来；（3）切掉多余的边；（4）在桌子上边把照片像七巧板那样移来移去，直到三角墙都相配，装饰的边都对上，把那三座前脸空着的佛龛的边墙和后墙尽可能地拼在一起。我在1941年出版了一篇三十六页的文章，对我的选择和决定进行了解释。（注5.）
由于那些拓片已经是世界著名而我关于重建实体的建议是第一次提出，使我在有限的学术领域中有了名气。这真让人兴奋。我对中国艺术的美学兴趣现在已相对武梁祠石块这祥的考古遗存的建筑设计的欣赏结合在一起。这里明显有梁氏夫妇的影响。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hr]
注1. 摘自梁思成未发表的手稿《寻找华北的古建筑》，1940年写于昆明，现在作者处。
注2. 在梁思成回到北京以后，他立即写出了关于他在正定发现的这些和其他古建筑遗存的初步报告，并很快在《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9月号刊出，两三年后他带了另一个小组去那里对他在正定的发现做详细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仔细的丈量和拍照，写出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并已付印，但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时手稿和图片均告遗失。
注3. 引自《寻找华北古建筑》，第24－25页。
注4. 原文如此。据梁思成自己的说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这就是说，这桥的砌法是不同于罗马和后世的砌法的。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242页——译者汪。注5. 见费慰梅《‘武梁祠’祭坛》、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刊第六卷第一期，1－36页，重印于《复古的冒险旅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麻省剑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