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敖 本章: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许多人对蒋介石与美国关系的看法,过于想当然耳以及简单化。他并不是靠亲美起家,而是靠苏俄起家。如果没有苏俄在中国,北伐根本无从伐起。北伐以后,蒋宋联姻之后,蒋美关系仍不甚热络,与德国的关系倒更为密切,来了大批德籍军事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表面上看,美蒋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事实上,酸甜苦辣都有,根本不仅是甜蜜蜜。

    对美国而言,日本侵占东北,不仅有违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一九二○年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而且公然践踏一九二八年的《非战公约》。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与世界和平,理应对日严厉制裁,然而由于欧战后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对华商业利益之无足轻重,以及殖民地菲律宾孤悬远东,不敢亦不愿制裁日本,仅采温和的“不承认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时代杂志》虽以蒋氏夫妇为该年的风云人物,但美国仍未予日本以制裁,只是对中国被侵略的同情心大为增加,并继续强调门户开放以及中国领土完整诸原则。斯即美国外交史学者所习称的“参与而不受约束”(participation without commitment)的政策。换言之,美国不会在远东放手,但亦不会因约束而被卷入战争。

    蒋介石于淞沪之战前后,颇冀望于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虽然失望,仍然希望英美有所作为,至少能够援华或调停。胡适等学者于一九三七年秋奉命赴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即因此故。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十月六日赴华府上任。十月十七日就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长电,表示:“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电文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页一七八)十九日,白宫回电婉谢,“实则谓调解时期未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二十一日,经济部长翁文灏又写信给胡适说,中国的出路,“似莫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希望胡大使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三八三至三八四)十一月八日晚上,翁又来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于此可见,胡适出任大使的要务,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媾和,抗战的决心云乎哉?

    胡适原是鸽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调,但此时他已坚信和比战难,主张苦撑待变,显然与蒋政府的训示有异。胡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听使馆游崔二君的劝阻,给翁文灏回了一通私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三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胡适的不听话与自作主张,很快便有反应,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美国报纸报道来自重庆的消息,说是颜惠庆将取代胡适为驻美大使。(见同书第十四册,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这当然是一种警告,并未真正执行。同年十月,胡适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和解中日战争的可能性之后,花了四十天的工夫写了一份英文说帖,说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国公约的规定和解,中国当然欢迎之至,但这是不可能的,强调和议的种种困难,也就是他所说的“和比战难”。胡适发出此说帖后,自谓:“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不过他说:“我不避这种责任。”(见同书,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十五日)当蔡元培于一九四○年死后,又传出胡适将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但胡适“为国事计,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乃明言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结果重庆官方于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否认召回胡适大使之说,不过蒋介石派来了宋子文,用胡适的话说:“来了一群太上大使。”(见同书,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六月二日、七月十二、十九、二十四、十二月十七日)“太上大使”宋子文当然不仅仅是“监视”胡适,更重要的任务是向美国要钱、要飞机。一九四一年三月蒋介石得知《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立即要求宋子文提出一千架飞机、三十个师装备等要求。珍珠港事变爆发,美日开战,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自记曰:“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山城陪都一片鼓舞,美国不得不全力支持蒋介石了。于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胡适向他说:“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见同书第十五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胡适终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收到免去他大使的电报,并于一个月之后的九月十八日离开华府双橡园。战争还未结束,他的大使生涯已告结束。唐德刚说:

    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选”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见《胡适杂忆》页十六。

    其实撤职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傅斯年直告胡适的所谓:“对介公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四七七至四七八)不按蒋介石的习惯办事,连胡适也该撤职。胡适上任不久,还没有“捞鱼摸虾”,已传出调职的消息了。

    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袭珍珠港(华府时间为十二月七日),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顿成罗斯福的作战伙伴。白宫于翌年元旦就向胡适大使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破碎中国、被日本鬼子蹂躏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忽然之间可以成为世界四强之一,难怪胡适要在四强两字上面加个引号。原因无他,罗斯福见及四亿人口大国的潜力,提高中国可平衡苏俄,以及蒋夫人访美热潮为他的中国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参阅Dallek,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390—391)胡适所谓的“苦撑待变”,终于有了出头天。不久经援、军援源源而来,蒋宋美龄访美轰动一时,其受欢迎的程度,美报比之于二十年代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高潮还在后面,那是一九四三年年底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使中国以四强之一的地位、使蒋介石以巨头之一的地位,参加历史性的高峰会议。顾维钧已说得很清楚,这一切“实有赖于罗斯福”。(见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顾序)罗斯福于一九四三年已考虑到战后的世界秩序,在这一考虑中,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以填补日本败亡后亚洲的权力真空,故不理会英、苏的阻梗,一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英、苏阻梗并不是妒忌中国强大,因为当时中国根本不强大,而是认为名实不副,但罗斯福则要以提高名望,来帮助中国强大。由于罗斯福的坚持,蒋介石才得以赴开罗开会,与英、美二元首平起平坐,共同商讨战略以及战后的善后问题。

    开罗会议设址于米纳饭店(Mina House Hotel),距尼罗河西岸十五公里,位于沙漠的边缘,可望见金字塔。蒋介石、宋美龄率领中国代表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抵达。罗斯福为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对蒋介石备极礼遇,甚至在照相时,“罗氏让蒋主席坐中位者至再,蒋主席坚辞,乃自坐其右侧,丘吉尔坐左侧,最后,邀蒋夫人同坐”。(见蒋主席开罗会议日志,载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页八十九)在六天会议期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聚谈三次,蒋丘对谈三次,蒋罗对谈四次。最后,发布开罗宣言,中国收回东北、台澎等失地。罗斯福还要“以越南、琉球相怂恿”,蒋“皆婉避不遑”。(见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页五一)蒋介石回重庆后,在他身边的唐纵说是“此行结果甚为圆满”,并亲眼看到“委座精神奕奕,毫无风尘倦容”。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九三)

    事实上,开罗会议并不圆满,更不似表面上看来那么风光。梁敬钅享写《开罗会议》一书,虽以老吏笔法多方掩饰,仍然无以遮盖。他归罪于盟邦的背诺以及不以平等相待,并加以诸多之“压迫”。他忘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他口口声声罗斯福如何敬重蒋介石,而马歇尔、史迪威等在扯后腿、搞鬼,并不尽然。此时罗斯福已知蒋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明言他对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权,没有耐心,然而无论蒋之军事眼光多浅,他的军队打得多差,只有他能于战后维持中国的统一。罗斯福向他的儿子说:“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Elliot Roosevelt,As He Saw It,P.154)可见罗斯福支持蒋,乃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最糟糕的是,蒋氏夫妇既早于一九四二年取得五亿美元贷款,又在开罗会议上狮子大开口,再借十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府听说后,私下大发脾气说:“他们简直是一群他妈的骗子。”(They are just a bunch of damn crooks?选)誓言绝不上国会山庄去要一分钱,并建议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选(参阅John 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Vol.3,P.110- 119)多丢脸啊?选摩根索并不是独反众意,而是众人没有一个赞成借十亿。宋美龄说,罗斯福在开罗对十亿有善意的回应,哪知罗斯福要他手下将批驳的理由,一五一十,毫无隐饰地告诉蒋介石(见摩根索说帖,载同书,页一一三,另见《摩根索日记》,页九六○,一○○六),显然含有羞辱的恶意。蒋氏夫妇却仍不知趣,竟然以不派云南远征军赴缅甸、不修轰炸机机场,甚至以半年内会垮台相要挟,又充分表现出“瑞元无赖”的性格。然而耍赖亦得有本钱,这种“白老虎”(bluff),老美一揭就穿。中国原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并非为美国人而战,若于此时违约与日本媾和,并无好处。当时太平洋上逐岛跃进,颇为成功,不在中国建机场,可在靠近日本的海岛上建。美国装备的远征军不肯入缅作战,但在美国三令五申,以停拨租界物资相迫,亦只好乖乖就范。这怎么教人看得起呢?又如何企盼别人平等待我呢?蒋介石岂非自取其辱乎?

    更不幸的是,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的军事幕僚们在开会时,提不出问题。当着罗、丘、蒋三元首面前,有人问起云南远征军近况,中国方面无人能答腔,还是由史迪威做了回应。英国参谋长布鲁克(Sir Alan Brooke)本来就不满意美国抬高中国,乃借机找碴、借题发挥,嘲笑马歇尔说,都是你们美国人惹的麻烦,让我们无端地浪费时间。(见Sir Arthur Bryant,The Turn of the Tide,P.55)当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坚持要维持每月一万吨驼峰运输,英国蒙巴顿海军元帅(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告诉他没有那么多飞机运输,即使有那么多架飞机,亦须于季风”(monsoon)到来前,集中轰炸缅甸日军。宋美龄忙着翻译,半晌没有出声,最后望着皱眉头的蒙巴顿说:“信不信随你,他(蒋介石)不知道什么叫季风?选”这一掌故是蒙巴顿亲口告诉塔奇曼女士的。(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738)我们看来,宋美龄也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季风,否则她尽可技巧地掩遮此一无知的尴尬?选梁敬钅享把“中国幕僚无能与不足共商战略之恶评”,归罪于史迪威之播弄(见梁氏著《开罗会议》,页一三一),那么蒋介石的无知又怪谁呢?

    开罗会议后,由于太平洋战役之胜利,蒋介石军事、政治、经济弱点之暴露,使中国战场的价值大大地贬值。美国人所冀望于蒋的,不过是维持抗战力量于不坠,拖住在中国内地的日军而已。当他们发现连这点希望都可能落空时,便逼蒋改弦更张,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作战,于是蒋美之间摩擦日多。

    其实摩擦的根源自蒋美合作之始,即已潜在。蒋介石独力抗战时,爱怎么抗,就怎么抗,无人干涉得了他。他可以暗中与日本人谈和、可以歼灭抗日的新四军、可以围堵陕北边区、可以独断独行……但是一旦有了合作伙伴,而那伙伴又“财大气粗”,肯任你为所欲为吗?当老美干涉这、干涉那,干涉到可能动摇老蒋的根本时,老蒋亦只好硬着头皮反抗一下,摩擦生焉。

    美蒋摩擦最严重、最戏剧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电告蒋介石筹组中国战场,并以蒋为该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于一九四二年元月二日去电接受,并请推荐一位高级将领为其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于二三十年代曾在平津住过十余年,当过驻华武官,能通华语,为美军将星中罕见的“中国通”,遂被选中。不过,史迪威不仅仅是蒋的参谋长,而且还是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的军事代表、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调配人等等。但是任务仍是一个,就是帮助中国对日作战。

    六十年代之末,蒋介石开放大溪档案给梁敬钅享撰写《史迪威事件》一书,特别强调史迪威的诸多职务,造成纠纷与麻烦。言下之意,蒋只需一个听命于他的参谋长,并怪罪宋子文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迪威职务的定位搞清楚。梁敬钅享像蒋介石一样不知人家老美就是要这样做,人家为什么要派一个惟命是从的参谋长给你?岂非多此一举?人家对你的军事才能有疑问,才派史来影响你,帮你整顿。问题出在蒋根本不能也不会整顿,因为如照老美的法子整顿,连老本都会被整掉,如军队中个人效忠的封建关系便会被整掉,史迪威就想要从蒋之军令系统入手,甚至要改造国防部(参阅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427),蒋介石能吃得消吗?

    最使蒋介石难堪的是,史迪威还有调配“租借物资”(Lend  Lease)之权,美国国会通过此一法案来援助盟邦,其他盟邦如英国与苏联,分别由二国元首丘吉尔、斯大林来调配,惟中国由史迪威调配,而史又不惟蒋命是从。蒋虽屡请由他自己调配,未被允准。可见罗斯福硬是信不过蒋介石,怪宋子文有什么用?我们从唐纵的日记可知,蒋向宋部长大发脾气,“摔破饭碗”,唐起先不知何故,过了半个多月,才晓得为了史迪威。 (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八六、三八七、三八九)至此,蒋介石应知史迪威要比鲍罗廷难缠得多,资本主义的罗斯福要比共产主义的斯大林精明得多?选

    史迪威个性的确粗率,绝非搞外交的材料,他竟想以强渡关山的方式来逼蒋就范。他又怎能把伟大的蒋委员长,看作一颗“花生米”(Peanut)呢?在他的日记里,花生米几成为蒋之代号?选但梁敬钅享也承认史迪威执行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皆马歇尔之政策也”。(见《史迪威事件》,页十二)梁氏应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总统定的,马歇尔岂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罗斯福之政策也”。梁氏在其书中指出,蒋曾三度要更换史迪威,皆因故搁置。薛光前在梁书英文版序言中,竟谓蒋之搁置,乃基于“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劝导以及善待部下”(见 Liang,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P.xiv)。薛氏已故,否则可翻阅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纵日记,便知蒋介石心情不好的时候“常批枪毙”。蒋何爱于史迪威?一再搁置还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罗斯福嘛?选如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自记曰:“若始终强硬,则对罗斯福总统辅助中国为四强之一政策有所背弃,是于吾为最不利。”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页二○一五可为确证。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议武装陕北共军来打日本人。梁敬钅享顺蒋之意,向史迪威头上套红帽子,把史之总部与中共挂钩,忘了当时的任务是抗日而非剿共。当时的苏联更是共产大国,美国人能够一面共同打德国,一面攻苏吗?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封锁共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唐纵在日记里也有所透露,蒋于封锁问题,“初不肯承认”。(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一五)为什么不肯承认,说不过去也。蒋介石不喜欢美国人去延安,结果也阻挡不了,亦因此故。史迪威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只是逼蒋积极作战、促蒋与中共合作、迫蒋实行改革,以增强抗日实力。(参阅徐鲁航《史迪威与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国共关系》,页一二九)他要装备中共部队,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牵制日军,减轻平汉铁路的压力(Stilwell’s Mission P.368—369)其用心实在无可厚非。

    蒋介石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援,蒋美之间仍有极不愉快的摩擦。蒋与英国之间,虽亦同为盟邦,关系更坏。一方面,蒋在广东当赤军将领时就颇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势利眼,觉得他并无求于英。于是除了在美国人面前与英国人争美援外,还想给英帝看点眼色。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种“下马威”,表示同情印度独立,向大英帝国挑战。重庆有关印度的报道,尤其表现出一种反英的姿态。蒋廷黻曾提醒蒋介石:“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蒋廷黻回忆录》,页二二四)言下之意,没有必要得罪英国。然而蒋介石不仅亲访印度,而且不顾英政府的反对,坚持会晤甘地,当然更加使英国人“感冒”不已。

    当时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共分四个战区,即尼米兹(Nimitz)海军元帅的中太平洋战区、麦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蒙巴顿 (Lord Mountbatten)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从地缘来说,蒙巴顿与蒋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战关系最为密切,但因中英关系不洽,根本谈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论颇多。蒙巴顿对蒋介石的印象尤其恶劣,认为蒋委员长永远是一个问题:“他不会说英语,他不重视英国的作战能力,他对军事后勤没有概念。他真正要我们做的,只是帮他守住运输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资,源源送到中国。而此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能是我主持东南亚战区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The  Life and Times of Lord Mountbatten,P.135)史迪威对蒋印象恶劣,岂偶然哉?

    至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欲打通自东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线进击,夺取长沙、衡阳,窥及桂林、柳州,中国战场出现崩溃的危机,深恐日军深入,造成结束战争之困难。罗斯福遂于七月六日发电,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统率中国国共军队,以挽危局,有谓:“予觉中国已濒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补救,则吾人之共同目的,势将受到挫折之危险。” (《大溪资料》,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页三○八)蒋介石不敢一口拒绝,回电表示“原则赞成”,但谓中国情况复杂,需要准备时间,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来“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婉转道出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当天径复,促蒋“将史迪威统率华军案迅付实施”,并认为史所统中国军队不应排除共军,说是“拒绝支援任何杀日本人者,是不恰当的”。蒋介石表面上“原则赞成”,私下十分“苦闷”,认为是“最难堪最难处之问题”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四七)

    六月底,罗斯福曾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至渝,蒋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断。华莱士随即向罗斯福报告。然而到九月六日,罗斯福派赫尔利 (Patrick Hurley)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蒋初不同意,“但终非同意不可”。 (参阅Lohbeck,Patrick J.Hurley,P.269—286)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七月八至九日认为,“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这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实”。他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可能因此更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纵还透露,蒋对美国人的压迫“极为焦急”,向陈布雷说:“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 (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八、四五九)气得连“四强”的头衔都不在乎了。

    蒋介石虽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价还价,诸如限制共军、掌握租借物资,以及以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难怪他懊丧之极。而九月间日军一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以夺取美国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为目标,同时向怒江方面增强压力。在此紧急情况下,蒋仍不肯调动围堵共区的胡宗南精锐之师南下赴援,反欲将云南远征军自缅调滇。罗斯福得报后,发了一封极为侮慢的电报给蒋,形同最后通牒: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阁下统率之远征军勇越怒江,对于缅北战事裨益甚大,但予相信该军队如不得补充与援助,直接协助滇缅公路之开放,则其以绝大牺牲而换得之胜利,将必归于乌有。

    更有进者,如该处部队于渡过怒江后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回,则将适中日军以诡计,日军佯在中国东部加紧攻势,诱取阁下发生迟疑。日军又深知,如果阁下继续进攻,并与蒙巴顿将军最近即将发动之攻势互相呼应,则接济中国之陆上路线,可望于一九四五年初开放。中国抗战之继续,与阁下之控制权,均可更得确定;反之,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于中国渐渐发展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需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上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采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

    予与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会议中,因深信阁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进,故决定加紧作战,以开放对华接济之路线,予深信惟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进行。余深信阁下之卓见,亦必认予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罗斯福

    (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页三二四至三二六)

    语气之侮慢,词露意显。而罗斯福之电文经史迪威转手,恰给史以公报私怨的机会,无异侮上加辱。塔奇曼女士也认为此电不能掩藏白人的优越感,她怀疑罗斯福会以这种语气对待欧洲国家元首。(见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629)史迪威十九日前往蒋氏黄山寓所,赫尔利亦在,劝史仅述大意即可,但史正欲出气,哪肯罢休。蒋介石受辱后一声不响,只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四四一)史迪威对蒋之无声反应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不过仍感兴奋,“过江时,喜见重庆灯火辉煌”。(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631)

    不过,此一“侮慢事件”给蒋以借口来反悔授史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帅之任,坚决要罗斯福另派高明,请赫尔利转达。然而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五日要求撤换史迪威后,一直没有消息,使“委座为史迪威事大伤脑筋”。蒋又在中常会上表示:“如罗斯福不赞成,即决裂亦所不惜。”但无回音,仍使“委座近来甚为苦闷”。终于在十月十九日得到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调回史迪威,“中美严重之局面算已解除”。(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六二、四六四、四六五、四六六)

    在渝都与华府之间紧张的二十几天里,双方管道还是畅通的。罗斯福初不愿再派别人,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搞不好,别人也不可能搞好。然经蒋一再恳请,最后派来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但不再认领统率中国军队的责任。中国战场的情况继续恶化,罗斯福由轻视更转为鄙视。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里,罗丘二人在雅尔塔秘密允诺斯大林旅大权益,恢复俄国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南萨卡琳与库页岛归还给俄国等等。为什么?为了请求斯大林于德国战败后二至三个月内,出兵远东。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战力的失望与鄙视。如果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再能像八一三、台儿庄那样打几仗,国共若能真正合作,扩大像平型关那样的战果,则中国战后地位必将大大地不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们常说《雅尔塔密约》出卖了我们,但我们已先出卖了自己。孰令致之?孰令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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