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龙应台 本章: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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