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序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曹伯言 本章:《官场现形记》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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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者自称“南亭亭长”,人都知道他是李伯元,却很少人知道他的历史的。前几年因蒋竹庄先生(维乔)的介绍,我收到著者的侄子李祖杰先生的一封长信,才知道他的生平大概。

    他的真姓名是李宝嘉,字伯元,江苏上元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

    少年时,他在时文与诗赋上都做过功夫。他中秀才时,考的是第一名。他曾应过几次乡试,终不得中举人。后来在上海办《指南报》,不久就停了;又办《游戏报》,是上海“小报”中最早的一种。他后来把《游戏报》卖了,另办《繁华报》。他主办的《游戏报》,我不曾见过。我到上海时(1904),还见着《繁华报》。当时上海已有好几种小报专记妓女的起居,嫖客的消息,戏馆的角色等事。《繁华报》在那些小报之中,文笔与风趣都算得第一流。

    他是一个多才艺的人。他的诗词小品散见当时的各小报;他又会刻图章,有《芋香印谱》行于世。他作长篇小说似乎多在光绪庚子(1900)“拳祸”以后。是他的最长之作,起于光绪辛丑( 1901),至癸卯年( 1903)成前三编,每编十二回。后二年(1904—1905)又成一编。次年(光绪丙午,1906)他就死了。此书的第五编也许是别人续到第六十回勉强结束的。他死时,《繁华报》上还登着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上海妓家生活,我不记得书名了;他死后此书听说归一位姓欧阳的朋友续下去,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他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文明小史》是做完的,先在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里分期印出,后来单印发行。

    李宝嘉死时只有四十岁,没有儿子,身后也很萧条。当时南方戏剧界中享盛名的须生孙菊仙,因为对他有知己之感,出钱替他料理丧事。(以上记的,大体根据鲁迅的,页327—328.鲁迅先生自注,他的记载是根据周桂笙《新庵笔记》三,及李祖杰致胡适书。我现在客中,李先生原书不在我身边,故不及参校。《小说史略》初版记李氏死于三十三年三月,年四十,而下注西历为“1867—1906”。一九○六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我疑此系印时误排为三十三年。今既不及参校,姑且改为丙午,俟将来用李先生原书订正)

    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这书有光绪癸卯(1903)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论官的制度;这篇序大概是李宝嘉自己作的。他说:……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

    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乃至行博弈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

    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馑,旱干水溢,皆得援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下之,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般乐饮酒则视为故常。观其外,偭规而错矩;观其内,逾闲而荡检。种种荒谬,种种乖戾,虽罄纸墨,不能书也。得失重则妒忌之心生;倾轧甚则睚眦之怨起。……或因调换而龃龉,或因委署而齮龁,所谓投骨于地,犬必争之者,是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设深心以陷之,攻击过于勇夫,蹈袭逾于强敌。……

    国衰而官强,国贫而官富。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

    因喟然叹曰:“……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立体仿诸稗野,则无钩章棘句之嫌。纪事出以方言,则无诘屈聱牙之苦。开卷一过,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

    作者虽自己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的评语,但这一层实在没有做到,他只做到了“酣畅淋漓”的一步。这部书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全书是官的丑史,故没有一个好官,没有一个好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自然趋势。

    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虽然有过分的描写与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故可算是一部社会史料。

    写的官是无所不包的,从那最下级的典史到最高的军机大臣,从土匪出身的到孝廉方正出身的,文的武的,正途的,军功的,捐班的,顶冒的,——只要是个“官”,都有他的份。

    一部大书开卷便是一个训蒙私塾,——制造官的工厂。那个傻小子王老三便是候补的赵温,赵温便是候补的王乡绅。王老三不争气,只会躲在赵家厨房里“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赵温争气一点,能躺在钱典史的烟榻上捧着本《新科闱墨》用功揣摩。其实那哼八股的新科举人同那啃骨头的傻小子有什么分别?所谓科举的“正途出身”,至多也不过是文章用浆子糊在桌子上,低着头死念的结果。功夫深了,运气来了,瞎猫碰到了死老鼠,啃骨头的王老三也会飞黄腾达地“中进士做官”去。

    这便是正途出身的官。

    钱典史便是捐班出身的官的好代表。他虽然只做得一任典史,却弄了不少的钱回来,造起新房子来,也可以使王乡绅睁着大眼睛流涎生羡,称赞他“这样做官才不算白做”。他的主义只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他的理想是:“也不想别的好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甚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

    这都是全书的“楔子”,以下便是“官国活动大写真”的正文了。

    正文的第一幕是在江西。江西的藩台正在那里大开方便,出卖官缺。替他经手的是他的兄弟三荷包。请看三荷包报的清账:玉山的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四;新畲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宁卢子廷,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账的。……

    这笔账很可以代表当日卖官的情形。无论经手的是江西的三荷包,或是两湖制台的十二姨太太,或是北京的黄胖姑,或是宫里的黑大叔,地域有不同,官缺有大小,神通有高低,然而走的都只是这一条路。这都是捐上的加捐。

    第一次捐的是“官”,加捐的是“缺”;第一次的钱,名分上是政府得的;第二次的钱是上司自己下腰包的。捐官的钱是有定额的,买缺的钱是没有定额而只有市价的。捐官的钱是史料,买缺的钱更是史料。

    “千里为官只为财”,何况这班官又都是花了大本钱来的呢?他们到任之后,第一要捞回捐官的本钱,第二要捞回买缺的本钱,第三还要多弄点利钱。还有那班“带肚子”的账房二爷们,他们也都不是来喝西风的,自然也都要捞几文回去。羊毛总出在羊身上,百姓与国家自然逃不了这班饿狼馋狗的侵害了。公开卖官之弊必至于此。李宝嘉信手拈来,都成材料;其间尽有不实不尽之处,但打个小折扣之后,终可算是有社会史料的价值的。

    写大官的地方都不见出色,因为这种材料都是间接得来的,全靠来源如何;倘若说故事的人也不是根据亲身的观察,那故事经过几道传述,便成了乡下人说朝廷事,决不会亲切有味了。例如书中说山东抚院阅兵会外宾(第六、七回)等事,看了令人讨厌。又如书中写北京官场的情形(第二十四——二十九回),看了也令人起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大概作者写北京社会的部分完全是摭拾一些很普通的“话柄”勉强串成的。其中如溥四爷认“崇”字(第二十四回,页12),如华中堂开古董铺(第二十五、二十六回),徐大军机论碰头的妙语(第二十六回),都不过是当日喧传人口的“话柄”罢了。在这种地方,这部书的记载是很少文学兴趣的,至多不过是摭拾话柄,替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形留一点史料罢了。

    有人说,李宝嘉的家里有人做过佐杂小官。这话我们没有证据,不敢轻信。但读过的人总都感觉这书写大官都不自然,写佐杂小官却都有声有色。大都作者当初确曾想用全副气力描写几个小官,后来抵抗不住别的“话柄”的引诱,方才改变方针,变成一部摭拾官场话柄的类书。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当日肯根据亲身的观察,或亲属的经验,决计用全力描写佐杂下僚的社会,他的文学成绩必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也许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终于有点怕难为情,终不肯抛弃“官场”全部的笼统记载,终不甘用他的天才来做一小部分的具体描写。所以他几回想特别描写佐杂小官,几回都半途收缩回去。

    你看此书开头就捧出一位了不得的钱典史,此人真是做官的高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抱定“实事求是”的秘诀。他先巴结赵温,不但想赚他几个钱,还想借他走他的座师吴赞善的门路。后来因为吴赞善对赵温很冷淡,钱典史的热心也就淡了下来。那一天,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赵温穿着衣帽,也混在里头。钱典史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

    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哩;一直等到散戏,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

    大家散了之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还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第二回)

    这种细密的心思岂是那死读《新科闱墨》的举人老爷们想得到的吗?

    第三回写钱典史交结戴升,走黄知府的路子,谋得支应局的收支差使,这一段也写的很好。但第四回以下,钱典史便失踪了;作者的眼界抬高了,遂叫一班大官把这些佐杂老爷们都赶跑了。第七回以下,一个候选通判陶子尧上了一个洋务条陈,居然阔了一阵子。

    直到第四十三回,作者大概一时缺乏大官的话柄了,忽然又把笔锋收回来描写一大群佐杂小官的生活。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回,这三回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彩的部分。这部“佐杂现形记”共有好几幕,都细腻的很。第一幕是在首府(武昌府)的大堂门口,——佐杂太爷们给首府“站班”的所在。那一天,首府把其中的一员,蕲州吏目随凤占,唤了进去,说了几句话。随凤占得此异常的荣遇,出来的时候,同班的二三十个穷佐杂都围了上来,打听消息。这一幕好看的很:其时正是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外褂,有的竟其还是纱的,一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宕了下来。脚下的靴子多半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有两个穿着“抓地虎”,还算是好的咧。至于头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是破旧不堪;间或有一两顶皮的,也是光板子,没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个个冻的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擦抹。如今听说首府叫随凤占保举人,便认定了随凤占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一齐围住了他,请问贵姓台甫。

    当中有一个稍些漂亮些的,亲自走到大堂暖阁后面一看,瞥见有个万民伞的伞架子在那里,他就搬了出来,靠墙摆好,请他坐下谈天(第四十三回,页17)。

    底下便是几位佐杂太爷们——随凤占、申守尧、秦梅士等——的高论。后来,申守尧家的一个老妈子来替他拿衣服,无意之中说破了他家里没米下锅,申守尧生气了,打了她一个巴掌,老妈不服气,倒在地上号啕起来。她这一闹,惊动了许多人,围住看热闹。申守尧又羞又急,拖她不起来。后来还亏本府的门政大爷出来骂了几句,要拿她送首县,她才住了哭,站了起来。

    此时弄得申守尧说不出的感激,意思想走到门政大爷跟前敷衍两句。谁知等到走上前去,还未开口,那门政大爷早把他看了两眼,回转身就进去了。申守尧更觉羞的无地自容,意思又想过来,趁势吆喝老妈两句,谁知老妈早已跑掉。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第四十四回)

    幸亏那位“古道热肠”的秦梅士喊他的儿子小狗子来帮忙。

    小狗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把鞋取出,等他爸爸换好。老头子也一面把衣裳脱下折好,同靴子包在一处;又把申守尧的包裹,靴子,帽盒,也交代儿子拿着。……无奈小狗子两只手拿不了许多,幸亏他人还伶俐,便在大堂底下找到一根棍子,两头挑着;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头上,然后挑了衣包,吁呀吁呀的一路喊了出去。

    第一幕完了。第二幕是在申守尧的家里。申守尧同那秦小狗子回到家里,只见那挨打的老妈子在堂屋里哭骂。申守尧要撵她走,她要算清了工钱才走,还要讨送礼的脚钱。申守尧没有钱,她就哭骂不止,口口声声“老爷赖工钱,吃脚钱!”

    太太正在楼上捉虱子,所以没有下来,后来听得不像样了,只得蓬着头下来解劝。

    其时小狗子还未走,……一手拉,一面说道:“申老伯,你不要去理那混账东西。等他走了以后,老伯要送礼,等我来替你送。就是上衙门,也是我来替你拿衣帽。……”申守尧道:“世兄!你是我们秦大哥的少爷,我怎么好常常的烦你送礼拿衣帽呢?”小狗子道:“这些事,我都做惯的;况且送礼是你申老伯挑我赚钱,以后十个钱我也只要四个钱罢了。”

    等到太太把老妈子的气平下来了,那位秦大爷的大少爷还不肯走。

    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楂吃。”

    可怜申守尧……只得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我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天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

    秦太爷的做官秘诀:“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不可放松”(第四十三回,页20),都完全被他的大少爷学去了!

    第二幕完了。第三幕在制台衙门的客厅上(第四十四回,页11—16),第四幕在蕲州(第四十四回,页17;第四十五回,页6),第五幕在蕲州河里档子班的船上(第四十五回,页6—22),——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我不必多引了。

    这一长篇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很有精彩的描写,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最接近。这一部分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

    但作者终想贪多骛远,又把随凤占、钱琼光一班佐杂太爷抛开,又去写钦差大臣童子良(铁良)的话柄了。从此以后,这部书又回到话柄小说的地位上去。不久作者也就死了。

    我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曾说是一部模仿的讽刺小说(《胡适文存》二集,二卷,页173 以下)。鲁迅先生在他的(页327 以下)里另标出“谴责小说”的名目,把、、、等书都归入这一类。他这种区别是很有见地的。他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先生最推崇,曾说:迨吴敬梓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目。(《小说史略》,页245)

    他又说:是后亦鲜以公心讽世之书如者。(同书,页253)

    鲁迅先生这样推重,故不愿把近代的谴责小说同并列。这种主张是我很赞同的。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故他的小说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他是个文学家,又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他的见解高,故能“哀而不愠,微而婉”。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都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不用什么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画,过度的形容,便可以博一般人的欢迎了。故近世的谴责小说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刘鹗之揭清官之恶,真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特别见解了。

    鲁迅先生批评的话也很公平,他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同书,页329)

    这部书确是联缀许多“话柄”做成的,既没有结构,又没有剪裁,是第一短处。作者自己很少官场的经验,所记大官的秽史多是间接听得来的“话柄”;有时作者还肯加上一点组织点缀的功夫,有时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技术都免去了,便成了随笔记账。这是第二短处。这样信手拈来的记录,目的在于铺叙“话柄”,而不在于描摹人物,故此书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有一点个性的表现,读者只看见一群饿狗嚷进嚷出而已。唐二乱子乱了一会,忽然又不乱了;刘大侉子侉了一会,忽然又不侉了。贾筱之(假孝子)假孝了一会,也就把老太太撇开了;甄守球(真守旧)似乎应该有点顽固的把戏,然而下文也就没有了。这是第三短处。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班人,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这是第四短处。

    但我细读此书,看作者在第四十三回到四十五回里表现的技术,终觉得李宝嘉的成绩不应该这么坏,终觉他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他在开卷几回里,处处现出模仿的痕迹。他似乎是想用心做一部讽刺小说的。假使此书用赵温与钱典史做全书的主人翁,用后来描写湖北佐杂小官的技术来叙述这两个人的宦途历史,假使作者当日肯这样做去,这部书未尝不可以成为一部有风趣的讽刺小说。但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

    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气象。但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的心理赶跑了。到了今日,人人专会责人而不肯责己,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的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资文明!在这一个“讳疾而忌医”的时代,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上海

    《胡适文有三集》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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