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 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 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 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 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 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 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 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 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 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 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 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 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 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 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 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 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 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 “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 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 “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 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 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 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 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 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 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 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 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 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 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 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 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 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 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 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 《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 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 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 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 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 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 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 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 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 “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 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 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 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 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 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 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 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 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 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 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 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 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 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 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 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 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 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 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 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 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 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 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 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 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 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 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 文言，后来的《水浒》、、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 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 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 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 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 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 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 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 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 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

    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 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 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 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 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 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 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诲淫，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 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 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 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 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 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 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 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 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 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 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 “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 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 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８日《观察》第３卷第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