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1

    孟子为什么不能得到齐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这实在使人有“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之慨!为了解答历史上这一疑问,就不得不回来再综合研究齐宣王与梁惠王一下了。

    战国末期的齐国,已非西周时代的!日齐国,也非东周初期的齐国,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后代,篡位而据为己有的新齐国。尤其从齐威王开始称王以来,齐国便成了与秦、楚分庭抗礼而互相争霸的大国了。

    齐威王死后,他的儿子辟疆继位,称宣王。据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田婴)的门客齐貌辨的观察,说:“太子(指齐宣王)相不仁,过颐系视,若是者背反。”

    由此而知齐宣王的相貌和个性的一斑。所谓“过颐”,便是方面大腮,满脸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说是脑后见腮,不可往来,后有反骨的相貌。所谓“豕视”,便是像猪看东西一样,表面很糊涂似的,而实际上,心中自有主张,很精明,而且不时偷看到两旁的东西。所谓“不仁”,不是说他一点也没有仁慈的心肠,而是说他是个不容易对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实上,齐宣王也可算是一个英明的主子,有他父亲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赋。

    而且根据《孟子》的记述,他爽朗地承认有好勇、好货、好色的多种毛病,婉转地推掉孟子的高论,也可以说是不凡的作风。

    在他亲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邹忌为相,但却召回了被邹忌所排挤,而具有上将之才的田忌为将,任命孙膑做元帅,一战而擒杀了魏国的名将庞涓,俘虏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举而震动国际,威加海内。

    齐国,不但一跃而为当时国际上的政治大国,而且是赫赫的经济强国。

    当此之际,齐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级干部:

    孟尝君(田文)继邹忌为相国。

    礼遇高士颜囗、王斗;甚至间接优待鲁仲连等不世人物。

    优容淳于髡的滑稽隽才。

    他听了邹忌及王斗当面批评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话,一下子便任用他们与淳于髡等所推荐的一批人,而使得齐国大治。

    邹忌事宣王,仕人众,宣王不悦。晏首(齐臣)贵,而仕人寡,王悦之。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进仕者,以几何人。”

    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进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

    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进谏。”

    宣王忿然作色不说(通悦)。有间。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谓土地人民之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夫扌云(同陨)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无骐囗(马录)耳(良马之名),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

    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尽毂(音斛,绉纱曰毅,纺丝而织之。)也。”

    王曰:“何谓也?”

    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顺其所好。辟,避其所恶。)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日,不如爱尺毅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

    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王斗这番说词,等于当面讽刺他的缺点,但齐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汉以后的帝王,动不动便加以“处士横议”,或“大不敬”的杀头罪名。

    至于说到宣王不肯听信臣下的劝谏,在用人上。信任不专,或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事,大概不会错的。例如他前任相国邹忌的一番婉转譬喻,便是针对他这毛病而说。

    邹忌俯八尺有余,身体(日失)(日侧有光艳也)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通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通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举)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去声)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与敌国战胜于朝廷之内也,即政治作战胜利之意)。

    虽然宣王有用人不专的毛病,却能面对颜(斤蜀)的顶撞,公然改变盛怒之威,愿执弟子之礼。最后,颜(斤蜀)不受封而辞去,他又好像只能礼贤而不能真下士。

    齐宣王见颜(斤蜀),曰:“(斤蜀)前。”(斤蜀)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斤蜀),人臣也。王日‘(斤蜀)前’,(斤蜀)亦日‘王前’,可乎?”

    (斤蜀)对曰:“夫(斤蜀)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斤蜀)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

    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家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宣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锰。’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左右皆曰:“(斤蜀)来,(斤蜀)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囗(音巨。天上神兽,鹿头龙身。悬钟之木刻饰象之,因名曰囗。每十六钟共一囗。),天下之士,皆为役处;辩知(智)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坚门间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斤蜀)对曰:“不然,(斤蜀)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

    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必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日‘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而无其实德者也。

    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差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杨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日‘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毅,是其贱之本与。’

    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日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斤蜀)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专道也。然而形神不全。(斤蜀)愿得归,晚食以当向,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责,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命令)者王也,尽忠真言者(斤蜀)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

    君子曰:“(斤蜀)知足矣,归真反璞,则终身不辱也。”

    另有淳于髡,完全不同于颜(斤蜀)的作风,他运用滑稽的高调,对了齐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为齐之赘婿,长不满六尺,而滑稽多辩,早为齐威王时代的左右宠臣。到了宣王时代,也同样受到重用。他是个有心人,也见过孟子。与孟子的对话,下文再谈。

    有一次,在一天之内,他同时又推荐七个人,请齐宣王录用。宣王虽然觉得淳于髡太过份了,但辩论一番之后,还是照样任用不误。

    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

    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

    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药名)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阴,则郗(仰也)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

    而且在军事方面,当大家说不进去话的时候,如果淳于髡来个猪狗的趣味性比喻,宣王就听进去,立刻放弃了原来的作战计划。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韩国有黑大名卢)者,天下之疾犬也。

    东郭髡(免名)者,海内之狡免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疲倦)于前,犬废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勤之苦,而擅其功。

    今齐魏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

    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又一次,齐宣王想征伐魏国,魏国派人暗中送礼给淳于髡,请他设法阻止。淳于髡公然贪墨,受了礼物。齐宣王有密报,也知道了这回事,但经他滑稽解说,又对了宣王的胃口,结果还是取消了作战计划。

    齐俗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曰:“齐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宝壁二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诺!”

    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代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取也。”

    齐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马也。”

    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壁马,有诸?”

    曰:“有之。”

    “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

    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史记》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说齐宣王好养士,就好像开了一个议院或参政院,也相当于现在的研究院。如云: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骄、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国孟尝君——田文跟着他学样,也喜好养士。甚至,孟尝君与齐宣王还争相养士,大家熟知的冯援弹铰,毛遂自荐,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等,统称他的门下,号称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鲁仲连,也是孟尝君的座上客。

    由于齐宣王和孟尝君争相好客,而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此后,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都以好客养士号召,名动诸侯,而影响于国际之间。

    不过,养士的风尚,除非有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的环境、器度与见识,或者还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战国末期,自孟尝君、信陵君以后,其余大公子们的养士,利弊就很难说了。甚至可说弊多于利。人与人间的交情,主客之间的感情,不是基于利害关系的,实在不多。即如孟尝君晚年,被逐去齐,虽然经过冯讠爰设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后来他重返故国后,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风光。那些门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尝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尝君逐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

    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

    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无)故去,愿君勿怨。”

    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书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为言。孟尝君既反,因谢病,老于薛。

    后来,赵国的大将廉颇,屈而再起,也曾有过孟尝君门下士同样翻版的情形。

    齐宣王时代,养士的风气是这样的盛行,而游说之士在齐国又这样的多,但总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个人的富贵功名,以至于谋生而已。

    像我们的亚圣孟老夫子一样,特别受到齐宣王的重视而处处待之以礼,确是异乎寻常。无奈人情重利而轻高远,所以孟子教之以仁义之道,齐宣王不是不知道,实在是做不到。这也是孟子所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反过来说,孟子学孔子,毕竟成为千古歌颂的圣人,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径。所以后来淳于髡替孟夫子难过,想要影响他改变作风。但孟子始终特立独行,不愿曲学阿世。所以《孟子》全书所说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经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绝不肯说侧面的谀词。

    像淳于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尝君的封邑薛国有难,齐宣王并不想出兵相救。结果,淳于髡一片滑稽说词,又打动了齐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迎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侍矣。”淳于髡曰:

    “敬闻命。”

    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

    齐王和其颜色,曰:“讠喜,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攻哉。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四:“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禀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光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这是孟子家乡的事,孟子是邹人,邹大约只有现代的一个小县那么大,姑且称他为一个国。其实邹和邾,也都属于鲁国的境内,用现代的观念来讲,相当于鲁国的一个独立市。

    邹和鲁国,发生了权利上的争执,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冲突。邹穆公问孟子说,在这一次和鲁国的激烈冲突当中,我的高级干部死了三十三个人,而这些干部的属下和辖区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肯为他们的长官效死。要是杀掉这些人吧,人数实在太多了,杀不胜杀。可是不杀罢,他们将来还是这样眼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援救,这样怎么行呢?真是杀也不好,不杀也不好,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在平时遇到水旱灾害,农产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们没有饭吃。年纪大,身体弱的,饿死在路旁;年纪轻,身体健壮,走得动的,就离乡背井,向外逃生。在邹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达几千人之多,占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粮仓里面,多的是粮食,财库里的钱也很充裕,有足够的力量帮助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干部们,当时并没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诉你,他们这样骄慢而不理政事,结果残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怎么出去,就怎样回来;如何待人,人也将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时老百姓吃了他长官的亏。现在他们也就眼看着他们的长官受难,不出来救援了。这正是他们饥饿时,长官不救援他们的一种还报,你穆公还有什么好责怪埋怨的呢?如果从今以后,实行仁政,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当然也就敬爱他们的长官,当长官有难的时候,他们当然就会拼死命去保护救助了。

    这一段中,孟子所说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确立,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老早就有这种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至于孟子,这里所引用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开电视,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响力。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也可以说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对于中东地区的谋和,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去嫌释怨,总会有帮助的。假定我们处身在一百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这两人之间的一往一来情形,以及诚心谋和与否的因果报应,则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证实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么来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当时的皇帝,是后周的柴荣。

    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征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妇入关,而最后一代皇帝,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于《孟子》书中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两句文言,尤其别具韵味,而且也特别悲凉。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悲凉,惨痛!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贪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

    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它的变相结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壮者散处四方”的景况。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也同样会有此悲鸣,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着《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但事实上,以商纣的暴虐,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将近一个世纪,还有“殷之顽民”,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殷之顽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顽民”,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

    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操。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愚忠”两字而轻轻抹煞。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尽管主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我们看到自从孔子着《春秋》

    而使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以外,历代历朝的历史,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春秋》责备贤者,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或明君良相的一贯精神。对于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从来没有过于苛求,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要求基层的国民们,也要层层尽忠,为他们的长上——长官去尽忠尽节。

    有人说,我们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吏”,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事实上,依我的研究看来,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治体制——礼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说,不论君主或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基本上的问题,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历代的大小变乱,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逼民变,吏虐民反的结果。过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许多高明的论政,如切中时弊的奏议,以及讨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时逢明君,宠加采纳,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阁,位入中枢,官阶愈来高,隔离民间疾苦,距离民痪也愈远。试问,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愿意深入乡村民间,作一个里正、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无法调和的事实。譬如,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在外观上,一定是铺置名贵高华的装满,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沙粗石摆出来。但事实上,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颠倒来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无法落成。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愈来愈远。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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