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召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 ※ ※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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