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毛泽东召见五“秀才”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十五章 毛泽东召见五“秀才”

    1965年4月底,陈伯达离开北京,前往长沙。

    毛泽东住在长沙———湖南省委大院西侧的接待处九所三号,在那里召见五个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

    这5个人,全是笔杆子。

    艾思奇是哲学家,比毛泽东小17岁。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写了《大众哲学》一书,颇有影响。1935年,25岁的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据她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宁);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个雅号“爱斯基摩人”。艾思奇为“爱斯基”的谐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尽管艾思奇比毛泽东年轻得多,但深受毛泽东尊重。现存的1937年底毛泽东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泽东如何看重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哲学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引者注: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之后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是在艾思奇抵达延安之前的一个月———1937年9月,便亲笔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艾思奇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去看他,跟他探讨哲学问题。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重视这位“秀才”。

    胡绳也是老资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时,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1956年,当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是11名委员之一。据关锋回忆,在“秀才”之中,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胡大师”。

    至于关锋,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因此他曾用“庆云”作过笔名。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起改名关锋……他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两年后成为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在山东成立,校长夏征农,副校长为关锋。对于关锋的升迁而言,1956年是关键的一步: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山东跨入首都。这个研究室在北京万寿路一幢并不显眼的小楼,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与陈伯达、康生、胡绳在那里共事。

    当《红旗》创刊之后,陈伯达把关锋调到那里。不过,最初交给他的任务,似乎与《红旗》本身的业务无关———要他编《思想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的第一读者便是毛泽东!尽管编这一内部刊物,使关锋能有机会直接为毛泽东服务,但是关锋觉得乏味,干了半年之后,便改任《红旗》编委。

    据关锋对笔者说,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向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便翻看了关锋的文章,十分喜欢,竟写下一段批示。于是,关锋这支笔,便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找来,为的是一起商量,落实一项工作:在1963年,毛泽东便已提出,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次,他建议为这6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召来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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