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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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都是文革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当选者如果不称职,可以改选,撤换。

    十、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就要团结他们。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十五、军队:军队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十六条”与“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4日,当时还在大连的林彪,看了“十六条”,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全会便转入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无可奈何,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在“上压下挤”之中,刘少奇果然“下台”,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实际上是靠边了。

    林彪升为第二号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宣布撤销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但从那以后,刘、朱、陈受到“文革”冲击,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嘱咐新华社,“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这么一来,在报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出现的只有林彪,他实际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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