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勇赴国难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阳武 本章:一、 勇赴国难

    宋美龄嫁蒋介石,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开始连结在一起。中国政坛开始了买办资产阶级统治时代。

    蒋介石又开始祭起屠刀,凶神恶煞地扑向中国共产党人。

    宋美龄开始站在蒋介石身边,出入风云际会的各种政治场合。

    蒋介石影响了宋美龄。

    宋美龄也开始影响蒋介石。

    军阀混战,白骨成堆。屠杀共产党人,孤魂遍野。“一将功成万骨枯”。一边是大大小小的将军,一边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蒋介石身佩屠刀,忙着亲授“青天白日”勋。宋美龄身着轻礼服,面带笑容地当起了慈善家。

    宋美龄的才华和魅力的全面展现,主要在抗战时期。

    东北失陷,华北危机,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旗号下忙于剿共。“七·七”

    事变,蒋介石都稳坐钓鱼船,毫不动容。

    日寇从海上进攻,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蒋介石终于站出来,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蒋介石一夜之间变成了守土抗战的统帅。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终于可以大展才华了。

    她,终于可以和亲爱的二姊一起,公开地为民族、为抗战奔走呼号了。

    姐妹之间终于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政治志向。

    1938年5月,宋美龄准备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抗日的问题。作为会议筹备,她先约请教育界的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还有陈望道的夫人、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蔡葵和张蔼真、陈纪彝等人一道商量邀请名单。

    宋美龄说,谈话会不要太浓的政治派别色彩,国民党方面的不要太多,共产党方面必须邀请两个,最好多请学术、文化界人士。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高于她丈夫的政治气魄和战略眼光。没多久,作为共产党人的邓颖超和孟庆树收到了宋美龄的请柬。

    宋美龄在会上致开幕词:“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妇女界的领袖能够聚集一堂,大家认识。

    “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

    她阐述了此次会议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谈话会“制订一个全国性的妇女工作纲要,使全国妇女工作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联系起来”,“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统一步调,共同前进”。

    宋美龄将谈话会的宗旨主要概括为:战时妇女工作问题、妇女动员问题、改善妇女生活问题、妇女团体问题,等等。

    宋美龄希望这次会议的精神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并且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她说,我们中国人有个大毛病,空言和议论的太多,切实的行动太少,妇女尤其如此,以致一切工作往往不能发生持久的效果,我希望我们这一次就不是如此。

    最后,她风趣地比喻说:“庐山的浓雾,看上去非常凝重,可是飘忽得很,一转眼间会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希望我们的一切讨论和决议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基础,以制订有价值的工作纲领,而不要像庐山的浓雾一样。”说到这里,她的脸上充满了激情。

    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简称“妇指会”。二是通过了一个《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作为今后妇女运动遵循的共同纲领。

    历时5天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发表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宋美龄主持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对动员广大妇女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美龄是“妇指会”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妇指会”各项日常工作。宋美龄不断出入于保幼院、妇女干训班、伤兵医院、寒衣缝制所和疏散女工的收容所,指导着武汉及大后方的工作。

    宋美龄经常悄声无息地来到后方医院的伤兵病房,慢慢地走着,在病床前放下一块毛巾、一个罐头和一包糖,并不时询问伤兵的生活状况,亲自替伤员换药包扎,嘱咐医院院长改进医疗状况。

    她是个实干家,她的口头禅是“不尚空谈、唯有苦干”。在抗战中她干得最出色的工作是战地服务、救助孤儿、募捐献金、“工合运动”和国际外交。她主持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自任总会长,以娇柔之躯奔赴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阵地。

    宋美龄没有生育过孩子,却对孩子特别喜爱。

    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的时候,人民惨遭杀戮,无数家庭毁于战火中,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了孤儿,到处流浪,大批难童沿街乞讨,甚或倒毙路边街头,惨不忍睹。

    为了抢救这些难童,宋美龄与邓颖超、李德全、沈钧儒、蔡元培、郭沫若等人一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任理事长。保育会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20多个分会、53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保育了3万多名难童。她还在重庆小龙坎覃家沟办了一所中正学校,自任校长,主要接受难童。

    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6000多名少年儿童急需疏散,宋美龄将自己的座车让出来,像个交通警察似的,亲自站在路当中,手中挥舞着旗子,要求来往的车辆停下来,转运孩子。

    对于敌人的飞机,她鄙夷不屑地称为“银色小毒虫”。

    为了抗战,宋美龄利用自己良好的美国背景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建立了一支“空军飞虎队”。

    1941年,她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同情,由美国退役飞行员作为龙骨的飞行大队最终成立。就是这支“飞虎队”,投入中国战场后,与麇集而来的日本空中强盗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空中较量,多次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给抗战中的中国军队以极大的保护。填补了中国空中抗战的空白。宋美龄因此被誉为“空军之母”。

    宋美龄是个容易晕机的人,但她却意识到中国要整军精武,首先必须拥有高水准的空军。而且深感空军必须由“自己人”来领导,不能假手他人。于是,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教育的宋美龄,便把许多时间花在了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和比较各种飞机零件优劣的技术刊物上。她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用于空军建设。

    宋美龄为这支宝贝空军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其中甚至提到,凡在这支精英队伍中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

    宋美龄聘请了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当顾问。她问霍布鲁克,什么人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像样的军种,霍马上想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老鹰”而又充满剽悍之气的老飞行员,此人便是陈纳德。

    从此,陈纳德开始参与中国空军的训练与作战,指挥上海、南京和武汉的对日空战。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航委会秘书长职务,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宋美龄始终对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和作战都掌握大权,她一生中最喜爱的胸针就是金色与银色的中国空军军徽。她的新闻稿上,总会不时出现这样一个令她骄傲的词句:“我的空军!”

    宋美龄还是一位天生出色的演说家。且不说她后来轰动美国朝野的成功表演,抗战初起,她那口流利漂亮的英语,就在各种外交场合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南京,她以中国“总播音员”的身份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批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容政策,展示中国将士英勇抵抗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同情。她在其中一段对美广播中讲道:“美国的朋友,祝你们早安。我只用几分钟的时间讲这段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但是这里还有受伤者苦痛的叫喊,还有垂死者弥留的呻吟,你们听不到,我希望你们能想象得到。”

    她还说:“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看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崇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象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

    南京沦陷,宋美龄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与丈夫一起入川来到陪都重庆。她下车伊始,就应重庆妇女联合会的邀请,到重庆新交会堂发表抗日救国动员演说。

    她的语言是那么坚强、那么热烈,犹如狮吼雷鸣,掷地有声。她愤怒地声讨日本强盗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那里的天空,充溢着恶魔般的暴怒,地面上喷射着火焰,飞溅着人类的鲜血。”

    “千百万的妇女儿童在受苦受难,在无情的战火中死里逃生,遭屠杀遭凌辱,她们都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儿女。”

    宋美龄的演讲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不到一个星期,重庆就组织起了抗敌军人家属服务队、民众教育队、救护队、缝制队和宣传队等5个妇女团体,并立即投入了救亡工作。

    宋美龄的讲演,很有鼓动性和战斗性。

    宋美龄的广播讲话,蜚声海外,国外友人亲切地称她为“国际播音员”。

    她开了中国的现场直播之先河,让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将麦克风放在她的身前,直接向全世界听众发表讲话。

    她还和德国法西斯的代表对面而坐,对法西斯的强盗逻辑进行了当面抨击。

    1939年8月8日,希特勒的密使戈宁来到重庆黄山官邸,要与蒋介石密谈,蒋介石却叫宋美龄接待,说是“凡我夫人的谈话,一概就是我的谈话。”

    戈宁说他是代表希特勒前来斡旋中日之战,双方讲和的。

    宋美龄问他:“你们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吗?”戈宁说取得了。她问:“怎么个和法?”戈宁说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

    宋美龄义正辞严地说:“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国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体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

    “

    戈宁尴尬地说:“你们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武器,靠英美?不一定靠得住吧?”“在贵国,还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同中共打过好几年仗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

    宋美龄说:“我们中国有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铿锵的话语,掷地有声!

    宋美龄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开展献金救国运动,为抗战向社会各界筹措经费。她成立了联络委员会,发动了4000多名妇女参加。她说:“我们要给世界各国看看,更要给敌人看看,中国妇女是多么热忱地爱着她们的祖国。”

    “请大家不要怕劝献难,你们告诉有钱的太太和公务员,前方忍着饥寒的将士在拼命地作战,如果你们在后方依然过着悠闲的生活,有钱不出钱,怎么能希望壮丁自动入营呢?怎么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呢?把战士当做我们的父兄子弟,他们就会为祖国的危难献出一切。”

    1939年三八节那一天,她组织了8个宣传队,预备了1000多本捐献册。8个宣传队举着献金筒分布各个主要街道。同时她又组织了两部流动献金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女孩子,一路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沿街宣传募捐,引起全城轰动。仅这一天时间就收到爱国献金63万多元。

    1940年4月,宋美龄同两个姐姐一起,到成都开展救亡活动。

    那时由重庆到成都要两天时间。路烂,汽车颠来簸去,蚊虫追着人叮,苦不堪言。这3位“金枝玉叶”从未受过这样的苦,但是她们都能忍受,还一路发表演说,展开募捐献金活动。路过简阳的时候,宋美龄送了一只美国佐治亚州的努比羊给简阳女子中学,这是一只优良的种羊,简阳人将其与本地的山羊杂交,培育出一种体壮肉肥繁殖快的大耳羊。

    简阳后来成为名闻遐迩的山羊之乡,追源究始,当推宋美龄之首功。

    她还和两个姐姐一起发动妇女们做手绢和纸花拿到街头去义卖,用义卖所得的钱买布做军衣。妇女们积极响应,3天时间就做了500多条绣花手绢和1000多朵漂亮的纸花,拿到街头高声叫卖:“先生们,太太们,买一条手绢,买一朵花吧,你们多捐一点钱,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件军衣,让前线战士英勇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市民们纷纷解囊,争相购买。

    看到那热烈的爱国场面,三姐妹激动得哭了。

    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宋美龄为国家,为民族奔走呼号。她到底走了多少路?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说了多少话?更无法统计。

    她的倩影,留在了前线,留在了大江南北;她的声音,响在后方,响彻长城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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