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邢军纪 本章:第二节

    叶企孙进得清华园,只和一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梅贻琦。二人的秉性脾气,竟是那样的相合。放眼清华,一见如故者,在梅贻琦的私家相簿里,叶企孙怕是寥寥无几的一个。梅贻琦大叶企孙9岁,成为叶企孙的老师时,又教他数学与物理,这两门功课又偏偏是叶的最爱,以他的资质与勤奋,梅贻琦没法不喜欢他。梅的君子品性和精深学问当然也是叶的楷模。在清华园学习的时候,叶企孙是梅贻琦最得意的学生,这情形已然如在南开时的他与张伯苓。师生如父子,是中国最为独特的文化伦理景观之一。因此,当清华改制组建大学时,身为物理系“首席教授”的梅贻琦为校方提供延聘名单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叶企孙。

    叶企孙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教学上已能独当一面。清华改制后的大学部开始全力推进张彭春的课程改革,其特点之一就是不设系,将全部课程分为“普通”和“专门”两个阶段。学生在2-3年内修完规定课程后,获得考试“修业文凭”,然后再选择是否继续攻读或转学就业。倘若继续学习,就要再参加考试,获得资格后再升入“专门”课程,这就是所说的“专门”阶段。后来,张的这项改革计划被攻讦,大部分学生认为考入清华就已颇费工夫,而辛苦3年只得修业文凭,还不能出国进修,这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群起而攻之,而一些教授也持反对态度,使这项改革仅仅推行半年就宣告失败。叶企孙的大弟子王淦昌、施士元是1925年9月入学的,正好赶上这一改革实验。一开始,他们选修的是化学而不是物理,但是,他们上了叶企孙的课后,便改变了初衷。叶企孙的课叫“普通物理课”,之所以冠以“普通”,大概就是应合张彭春的“普通阶段”。在谈到如何由学化学而转学物理时,王淦昌回忆道:

    至于在科学中我选择了核物理这门学科,又是叶师为我铺的路。1925年,我和浦东中学同学施士元一起考取清华大学时,都是选的化学系。在第一年的课程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学课,化学实验设备很好,引人入胜,我做起化学实验来忘了一切,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赶我离开实验室,我才会感到肚子饿了,赶快到食堂去找点什么充饥。二年级时,我和施士元都转到物理系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叶师的为人品德,他对学生的厚爱,他的教学,像磁石吸铁那样把我吸引到物理科学事业中去了。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演示伯努利原理,他拿着一个带有管子的小漏斗,另一手把豌豆从漏斗上放下去,同时用嘴在管子的另一端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既掉不下来,也没有被吹的气冲走。这现象非常有趣,又耐人思索。叶师站在讲台上问:“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我想了想,就站起来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在叶师的循循善诱下,我逐渐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那时物理系创建伊始,全系教师、职工和学生总共才10人。只有叶师一名教授,他一个人讲各门主课,一年级时他教我们普通物理,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电磁学,我们升到三年级,他给我们讲光学。他除了讲课外,还要带领3位助教建立各种物理实验室,开出各类实验课。我们升到四年级时情况才有了变化,叶师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1928年请来了吴有训、萨本栋两位很有学问的年轻教授,由吴有训老师教我们近代物理,为我日后从事核物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从事实验物理学的研究本领方面给我极好的培养。(王淦昌《见物理系之筚路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9-50页)

    且不说叶企孙初入清华教学上就已堪称主力,但真正给他考验的却不是教学,而是清华内部复杂的人际环境。

    尽管曹云祥和张彭春之间的矛盾已接近公开化,但二人在清华改制的大方向上还是所见略同的。二人都知道,清华改革则生,不改则亡。但是要改办大学,必须要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由清华培养的留美生们纷纷回校任聘,成为继张彭春、梅贻琦“新势力”之后的又一“新生代”。

    曹云祥放出的去职消息传到下边,已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而且,他的以退为进的计划至少获得了局部的胜利。张彭春因不知隐忍,过早暴露出他想取而代之的企图,因此受到众多师生的抵制。从吴宓1925年11月18日日记及此后数月日记记述中,可以看到曹云祥反击计划的清晰印记: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

    晨,庄泽宣来,谈及曹校长将赴英国,似荐张彭春自代,而张继任,恐校内发生冲突,难以和衷共济。故拟设法抵制……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四

    ……

    夕,与叶企孙、钱端升谈校事。在其处晚饭。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晨,庄泽宣来,谈校长继任问题。同人之不赞成张者,有(一)范源廉(二)周诒春(三)郭秉文诸说。宓以(一)为宜,(三)决不可。

    ………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

    次至东华饭店,童锡祥请宴。袁同礼、叶企孙亦在。毕,偕童至清华同学会谈,述校事……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晨九时,至南池子汤宅,晤汤用彤。旋童锡祥、叶企孙来,共谈……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9-10上《翻译》课。

    11-12在北院六号,与张(歆海)、庄(泽宣)、陈(达)、钱(端升)、叶(企孙)协议校长事,拟由同人表示,推(一)范(二)梁(三)周(四)王文显(五)马寅初等为校长。即起草中英文宣言。在其处午饭。

    我们从吴宓近一周的日记中得知,曹云祥已经成功地将张彭春放逐了。他把张放在炉子上大火烤之,而心浮气躁的张彭春不知是计,非常配合地自愿跳到炉台上,等引来清华园一片反对之声,他才知道,不仅仅是校长当不成,而且连教务长也怕难以为之了。

    我们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在拒张长校的活动中,叶企孙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与张彭春关系极近的梅贻琦则很少被提及。

    这是个极为费解的情状。吴宓是逢事必录,有感必发,只要与此事扯上干系,他肯定会有所记述。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拒张时段,有关梅贻琦的信息在吴宓日记里几乎是零。

    曹云祥使用拖刀计,要斩的并非是张彭春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打张而意在梅公。从曹多年的从政经验和阅人判断看,在清华园,真正能对自己构成威胁或称其为对手的也仅有梅贻琦而已。张彭春,一介书生,自恃才高,实则缺少历练,既不懂人情世故,又骄娇浮躁,在他眼中,不过是一黄口小儿而已,倘若把他身后的依靠除掉,不日便尽现窘态。但张身后的梅贻琦是何等样人物,曹云祥竟无法捕捉他的完整意象。在辅助张的过程中,他为张提供的种种设计,或是办学思路,或是课程改革,细细想起来,竟全是为了清华之未来!除此之外,举凡关涉个人恩怨或狗偷鼠窃伎俩,他均坦荡拒之避之,以金刚不坏之身使人难以诟病。

    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促使曹云祥下此狠手。打梅不得,打张总可以吧。反正不能坐等新势力上台,他竟无还手之力。把张彭春斩于马下,也好让尔等看看,特别是让梅贻琦看看,权力场上,岂容书生抖擞?

    尽管曹云祥也是读书人出身,尽管他也出国留洋在西方学了若干自由和民主,尽管他使用拖刀计时微微觉得自己有些卑微,特别是对付梅贻琦这样的人,与之相比,会陡然觉得有些萎琐,但他全然顾不得了。既然已拍马回头,既然那只隐在暗影里捉刀的手已亮出利刃,而尘埃里已现出朦胧的头颅,他就只能举起刀来……

    从现在的资料和有关书籍中证实,曹云祥这个秘而不宣的计划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首先反对张彭春的人中竟有跟他搞课程改革的人,比如课程委员庄泽宣等。由此可见,若不是梅贻琦倾力支持,或许计划伊始就会流产。另外,有关张彭春继任校长反对最甚者竟是清华的少壮派。苏云峰先生《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据张彭春自己的分析,反对他的是清华校内一个.l.(不知其名)的野心家,除了王文显,都是清华的少壮派。”

    从吴宓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叶企孙在拒张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与他的恩师梅贻琦完全不同的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双峰并峙的情况呢?苏云峰先生在其著作中似乎回答了这个疑问:

    由于教育界一直视清华为“肥肉”,有势力的社会团体或个人都想插手清华,遂与清华师生产生冲突。根据张彭春的日记,我们发现觊觎清华者,在北方,除了南开以外,有北京大学留法派的李石曾、留英派的“现代评论”陶孟和等人。在南方,为东南大学集团,包括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和黄炎培、陶行知所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保卫清华者为外交部、美国大使馆和清华师生。在清华教师中,亦有派系倾轧问题,受清华长期教养出身者为主流派,直接考选留美、短期插班生和留美津贴生等均为非主流派。主流派“怕北大人或南开人得势,控制了清华每年六七十万元的经费”,处处提高警觉。张彭春和梅贻琦均为南开出身,且是第一、二批清华公费留美生,唯此时均属非主流派。

    在北方,南开比北大捷足先登,梅贻琦是最早进入清华的南开人,第二位是金邦正,金之能于1920年出任清华校长,是南开的严修和张伯苓打出的另一张“王牌”。金被逼辞职后,南开受挫。张彭春是第三位。张于1923年7月出长清华教务,南开寄予厚望。张对清华之人和事处处不满,力图改革,以拓展南开在清华势力,但遭遇清华主流派反对,仅得梅贻琦等少数人支持。钱端升(1900-1990)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唯此时尚未发芽。

    在南方是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所领导的东南集团。也为改进社重要成员的张彭春就露骨地说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三人是“教育督军”,陶想当吴佩孚。陶除了推展平教运动外,对清华也极感兴趣,1923年元月他说清华停派留美女生,是忽视女子教育的证明,草拟“清华建议书”,有意介入清华。3月5日张彭春就指出,改进社“这一群自号为大教育家的,对于清华一定要设法干涉,要他们的人在里面拈一部分势力……现在恐怕清华也要落在他们手里”。不出张之所言,陶5月便在他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以“梁达”的笔名,说在外交部管辖下,清华几无成就可言,主张应先“聘请全国知名的教育家,研究董事会组织法和改革纲要”,然后再由“全国领袖人物”,“组成独立的董事会”去管理清华。8月,陶利用到清华谈改进社召开年会的机会,向清华学生演讲,要他们“做全国的领袖”。后又用平教会的名义,建议曹云祥与张彭春改组董事会的办法。陶明白地表示,教育改进社之黄炎培、郭秉文都有意参加清华董事与校长人选,并谓外交部之聘请张彭春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目的就在以南开来抵制东南大学集团。但陶的活动没有发生作用,因为1922年以后,纷纷返校任教的清华留美同学,不仅逐渐取代了美国教员的地位,而且已成为清华的中流砥柱,足以抵抗外来势力,巩固清华江山。张彭春就深感这种压力,他说清华毕业生,尤其是近两三年回国的“有野心(合力)来占据清华地盘”,张和梅贻琦及常接近朱君毅、杨光弼等少数旧人,被视为“南开系”,“是他们的眼中钉”。而梁启超也于1925年时指出,“今日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生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此无庸为讳者”。

    在张彭春的猜测中,那个反对他的所谓“清华校内一个h.h.教员社团”,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许就是被少壮派们戏称的“北院七号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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