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路；并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插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恩来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下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恩来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他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他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他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留在台上。在结束王、关二人政治生命的会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还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就在这次会上，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恩来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实，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1967年9月30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总理主持的国庆18周年招待会上；
10月1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帅们一起登上天安门；
11月6日下午，陈毅陪同周总理来到北京东郊机场迎接归来的我援外专家；
11月30日，陈毅外长又与周总理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
……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元帅于1960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像这不朽的诗句一样，周恩来、陈毅这两位开创新中国外交基业的历史巨人，将永远与人民共和国同在，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