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各项工作的转机
首先，通过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972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除粮、棉生产因自然灾害略有下降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达到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增长4.6％；原油4567万吨，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增长10.1％。全国铁路货运量约17.8亿吨，比上年增长5.6％。此外，国家财政实现收支相抵，并略有结余。
197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值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5％；农业总产值增长8.4％）。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铁路货运量也进一步提高。粮、棉、油等农业产品产量亦出现增长势头。国家财政继续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结余。
在人民生活方面，国家自1971年11月起开始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次调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增加职工工资，全国调资面约为28％，一年共增加工资基数11亿元。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在经济工作中重犯“左”倾冒进错误，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曾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方面的突破问题。周恩来首先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被及时控制，基本稳住了局面，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尖锐矛盾得到缓解。
1972-1973两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实说明：周恩来抓住林彪一伙要害，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力整顿企业，恢复各部门的正常工作，正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国民经济、损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站出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公开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加快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促使更多的老同志及早获得解放和恢复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时期解放、复出的一批领导干部，正是反对和抵制“四人帮”、直至最后粉碎“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各部门帮派势力的骨干中坚。
第三，文教科技等战线的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抑的情况有所改变。“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文教科技界的广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这些领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林彪事件之后，特别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极左思潮，并亲自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重又出现生机。
在文化界，这一时期的报刊、图书种类开始扩大，印数明显增加，一些出版社也开始整顿恢复，文物考古事业亦取得重要成果。《园丁之歌》等剧目的出现，更是打破了几个样板戏长期垄断文艺舞台的局面。
在教育界，广大教师纷纷起来批判林彪一伙煽动极左思潮、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得到恢复，高校招生的质量逐步提高，数量有所增加，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人们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非难。此外，国家还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首批留学生。
在科技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再度提出，给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废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验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设等受到重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这一时期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对外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林彪、江青集团插手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对外工作曾发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给国家声誉造成极大损害，是建国以来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外交工作排除干扰，进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引起对外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我国建交和要求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受孤立、被封闭的情况开始好转。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标志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同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两国外交代表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更引起国际间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震动。同年10月，我国又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3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90个，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这一时期出现的外交格局的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我国受包围、被封锁的不利形势，而且对于后来我国不断发展扩大对外交往，直至今天我们在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二）抑制顽症的努力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党的健康力量长期以来不断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坚持抵制“左”倾错误，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从“文化大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从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导思想统治到各个领域里极左思潮泛滥，其核心都是一个“左”字。二十多年来，“左”已发展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因而使这场斗争具有深刻的意义。
1970年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拟定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曾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明显地暴露出当时的一种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产量、高速度的情绪。这种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差，虽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却有着近似的思维方式，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正是这种“共同点”，使得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结合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破坏性。
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抓了消除极左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和影响问题。1971年底，周恩来首先发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三个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应当说，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三个突破”，固然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的恶劣影响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严重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未予根本纠正的结果。为此，周恩来曾多次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就曾列举“大跃进”期间过多投放货币的历史教训，告诫票子发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线”；针对出钢不能轧材的情况，他指出，这“还是10年前存在的问题”。1972年11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更明确指出：“急躁情绪，20年都在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道出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这种顽症。
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解决“三个突破”，反映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内健康力量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集体一贯纠“左”的继续。
早在“文化大革命”准备和酝酿期间，党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愈来愈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就产生过不同意见，出现多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分别采取多种方式，力图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试图保护住更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广大知名人士，尽最大可能来减少“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在这些努力失败不久，面对极左思潮泛滥、党的组织瘫痪、整个国家混乱的严重局面，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挺身而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向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即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虽不便公开表态，但明显地他是站在这些老同志们一边的。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周恩来的处境尤为困难。
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契机，周恩来领导党和人民的健康力量，向极左思潮展开了持续的、深入的批判和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前致力纠“左”、“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存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斗争中开始发展壮大，并力图实现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集体已基本失去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团更加为所欲为，到处伸手扩张势力，党内健康力量被严重削弱。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李先念（后又有邓小平）等参加。这就表明，此时党内健康力量不仅存在，而且正逐步将党政军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后来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保证。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批老同志站出来工作，更使得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改朝换代”、“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的罪恶目的遭到破产。
其次，经过大力整顿，“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国家开始建立起较为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这个问题，也是党内健康力量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反复斗争的一个焦点。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就与生产发生尖锐冲突，“革命”破坏生产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尽管中央多次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恢复、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的。而只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进而彻底改变管理混乱、生产下降的局面。应当说，1972年以来逐步实现的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整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抓生产”之举，是党实行对于经济工作的有效领导的一个开端。
第三，党和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空头政治、个人崇拜等做法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初步从思想上加以抵制。所谓“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是林彪集团借以起家和大搞阴谋的两大“法宝”。对此，党内健康力量从一开始就做过抵制和斗争，尽管这种抵制和斗争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重用事实来揭露“文化大革命”中只抓“革命”、不问生产的空头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提出政治必须落实到生产业务上，提倡要为革命学习业务、钻研技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还不可能涉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人们对于恢复生产、恢复文教科技等战线的正常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表明人们已从思想深处开始脱离抓阶级斗争万灵的固有观念，而将着眼点放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方面。这在党的工作重心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转移的年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掀起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人们在思想感情上的冷却更是前所未有的。在人们头脑中，吹捧者与阴谋家之间已习惯性地画上等号，对极左思潮大搞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处处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产生的厌恶情绪，似乎成了人们对于几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省。当然，这种“冷却”和“反省”，还不可能彻底摆脱感情上的因素而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但与此前的那种盲目时期相比，毕竟是要“自觉”得多了，可谓思想解放路程中的一次启蒙。
（三）全面整顿的先声
历史已经表明，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党内健康力量为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左”倾错误而进行的一次空前壮举。此举对于后来进一步启发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对于加速江青集团的覆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个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如果说，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斗争的一次高潮的话，那么，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是这一高潮的先导，它为1975年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一，这次纠“左”，为后来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联系各条战线实际、揭批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各条战线的各项工作都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这就为重新调整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概否定的前17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规章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应当说，从1972年的初步整顿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都是以此为基本依据的。
第二，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即以事实宣布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目的的失败，由此恢复和建立起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尤其是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对于此时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势力多有钳制。如此，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之后，才能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内健康力量，继续进行纠正“左”的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第三，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纵观全局，采取了为当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成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斗争的重要借鉴。例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仍然是实现整个斗争的一个基本条件。此时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解放更多老干部、开展灵活多样外交等方面，都作出不少正确决策，对克服极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许多场合下，毛泽东的支持，往往成为排除江青集团干扰破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再如，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首先从经济领域入手，联系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问题。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经济工作是江青一伙插手较少、不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周恩来在纠“左”过程中虽然也遇到江青集团从中作梗，但他们终究不能抓到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对。同文教科技等江青集团一手控制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比起来，经济领域的整顿毕竟要容易一些，可谓先易后难。1975年的全面整顿，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首先从国民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部门入手，再扩及其他部门、其他领域，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整顿方针，进而取得巨大成效。
最后，舆论宣传作用十分重要，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这是1972年和1975年两次斗争的共同经验。“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正是通过报刊广播等宣传手段来扩大和施加其恶劣影响的。大造反革命舆论，确是林彪、江青集团，尤其是江青一伙的看家本领。为此，必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才能有效地实现各项工作的整顿。1972年下半年后，江青集团重新窃取了宣传主动权，随即掀起大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阵阵恶浪，成为批判极左思潮斗争不断受挫、被迫进入尾声的一个原因。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舆论工作。他在宣传大权不完全掌握在手中的不利条件下，利用多种场合，以其特有的简洁、犀利的语言来抨击“左”的错误，批驳江青一伙的谬论，道出了人们想要说而又不能说出的话。根据他多次讲话精神，这一时期产生的《论总纲》等文件，更是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已为事实所证明的错误做法，切中江青集团的要害，因而深得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应当说，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大造革命舆论方面的成功努力，才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为1976年的“四·五”强大抗议运动提供了思想条件。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但党和人民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反对江青一伙的斗争并未停止。1975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1972年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把握时机，重整旗鼓，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