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下面一段历程更能说明温州人的投资精神：
2001年，第一个温州炒房团诞生，157名温州商人浩浩荡荡奔赴上海房市，温州资本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后几年，陆陆续续有2000亿温州资本涌向全国一线或者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甚至的远在迪拜、越南的房地产市场也有温州炒房团的身影。
2002年，煤炭价格上涨，温州资本又大规模融入煤市，据说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被温州资本收购，“温州炒煤团”应时而生。
2003年，棉花市场收购价放开，50多亿的温州资本涌进新疆棉花市场，形成所谓的“温州炒棉团”。
仍旧是2003年，电力紧缺，几十亿温州资本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区，开始投资小水电站的建设，于是投资市场上又冒出来一个“温州炒电团”。
2005年，1000亿温州资本进入股市，闹哄哄的股市被激起朵朵浪花。
2006年，温州资本进入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西部油井也沾染上温州资本的“贵气”，“温州炒油团”成为投资市场一个新名词。
近年来，温州人还投资过大蒜、生姜、黄金、古董、地皮、飞机，等等，可谓无所不投。尽管温州资本也有被套牢的时候，面临极大的风险，但温州人的投资热情似乎从来没有被磨灭过。他们不断变换投资目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丰富了投资市场，为这个原本严肃枯燥的市场创造了许多娱乐。人们在津津乐道的同时，不免好奇地猜测一番：明天，温州人准备投资什么？
2008年之前，几乎中国所有的企业都在打“奥运”牌，以奥运的精神来引导市场。温州人也不例外，但他们所投资的项目利润更大——炒房。他们打着“住奥运房，看奥运赛事”的口号，在奥运赛事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也赚得盆满钵满。而奥运结束之后，温州人似乎意识到了经济的不景气，又及时将资本从北京房地产市场中撤出来。
对于温州这个以“赚钱”为信仰的人群来说，投资的唯一方向，就是有利润。——也许你会说，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将钱投在有利可图的地方，难道谁还喜欢做赔本生意吗？
温州人的“有利可图”，目标是很明确的，如上面所说，一经发现北京房地产的下滑，立刻撤出资本。可并不见得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生意的，有的人喜欢在一个领域里死磨，不管这个领域目前的状况怎样，他都会尝试着坚持下去，也许他想有朝一日成为行业老大。温州商人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更“急功近利”。
石家庄一条巷子里，原本有两家定做羽绒服的店铺。首先开此店的温州人，在大家都以为人们喜欢买牌子羽绒服的时候，他首先在那条巷子里创了“山寨版”的羽绒服，价格便宜，生意很不错。
当地人看这个生意不错，于是不久也跟着做羽绒服生意。由于当地人人脉好一些，温州人的生意几乎抢走了一半，但总体来说生意仍然是不错的。即使如此，温州人仍然很快将店里的东西低价转让，改开“DIY”店，专门经营手工材料：不织布、丝网花、毛线、中国结、各种手工制作书及工具等，当然也有老板亲自设计的一些漂亮物件。
一般人不会想到这种生意能火起来的，但没想到现代人动手能力这么强，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和学生，有事没事都去店里转一圈，买些材料回来自己做个小兔子、小饰品，挂在包包上或者送朋友。更重要的是，这种小器材的价格竟然都卖得很贵，温州老板说这是时尚、牌子，目前国内只有真正有内涵上档次的人才玩“DIY”。
再后来，这条巷子里跟风的人又多了，很多“DIY”都冒出来。温州老板又在自己店里加了“格子铺”的形式：买店中的器材放在格子铺里店主会帮忙卖出去，不收取材料费，只收取租格子的费用。再后来，同行又多了，温州老板又变了投资方略……
总之，温州老板总是极力避免跟同行竞争，即使他仍然在赚钱，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退缩。他所追求只是没有竞争的最高利润时，一有竞争或者低迷的苗头，立刻改变经营路线。
这又引出另一种现象——与其说温州人紧跟市场，不如说温州资本在引领市场。
一部分人认为，温州人之所以能快速发财，是因为他们时刻跟进市场脚步，什么东西赚钱多就去投资什么。这话说得固然不错，但另一种说法似乎更妥帖：与其说温州人在跟进市场，倒不如说温州人在引领市场，与其说他们在乎的是利润，倒不如说是利润的“最大化”。
温州人总有办法成功引领市场，这与他们的胆识是非不开的。温州人素来胆大，敢于走在国家政策的前面，而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据说，每一个成功的温州商人，都会将每日收看新闻联播当做必须执行的军规，每一项国家政策细微的变化，敏锐的温州人都不会错过，从而在细微的政策变化中寻找投资机遇。
建桥集团董事长周兴增，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民办大学的创始人，他就是在国家政策还没完全放开的时候，完成了民资办学这项壮举的。
那是在1999年，手头已经有一笔资金的周兴增决定弃商办学，在上海建校。当时他的建议并未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双方只是签订了一个意向书。然后周兴增就投资3亿元，在浦东康桥开发区开始买地、搞基建、盖楼舍，将办学所需的基本硬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到上海市教委审批。
谈起这个大胆的举动，别人问他：难道不担心政府不给审批？
周兴增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若是不先搞办学的必备条件，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这种将政府一军的巨额投资方法，恐怕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
别人又质疑：“民办大学的招生，一般第一年没多少生源，难道你能确定自己不会赔本吗？”
周兴增依旧不瘟不火：“等我超过1000人，请您再来恭喜。”
结果2000年9月，周兴增的建桥学院第一年招生，报考人数就有5300人，当年录取了1352人（当年上海民办学校的正常生源可能只有300人）。2001年，上海教委破格准许建桥学院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授予它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权力。
后来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每每谈起周星增，都会夸赞：“建桥是一条鲶鱼，把上海的民办大学给带动起来了。”
古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紧跟市场潮流固然不错，但却不及抢占市场先机来得明智，如果能成功引领市场走向，那么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功劳一件了。
其实，紧跟市场也好，引领市场也罢，无论温州人的投资路线怎么变，追逐的东西一直没变——永远追逐最大利润，其他非最大利润的利润当放则放。正如一则段子所说：比尔盖茨掉了1000美元都不需要弯腰去拣，因为弯腰捡钱的这几秒钟他完全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在温州人的观念里，那些非最大利润的投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弯腰”，是非常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