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说到了科学发展观的由来。他将科学发展观的“明确提出”有机结合了“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在抗击“非典”以后正式提出的。2003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按既定部署和当时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顺利进入“黄金发展期”，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就是所谓的“拉美现象”。另一个是我国经济在多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有拉大趋势，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服务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所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形成了普遍共识，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凡事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还是发展。不能说我们要搞科学发展观了，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了，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了，要跟以物为本、以金钱为本的发展观划清界线了，要跟单纯的经济增长、单纯的GDP崇拜划清界线了，就再也不要经济增长了，不要GDP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但离开了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发展。全面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包括GDP，也包括民主政治，包括教育程度，包括生活质量，包括财富分配，还有生态环境等。只有全面的发展，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一个GDP的百分点。只有全面的发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与经济的协调。
“非典”就很典型。“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国那么大的经济实力，结果暴露出社会事业的严重滞后，暴露出我们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不够，也就是公共服务提供不够，公共品提供不够。
所以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中，必须特别注意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再有就是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发展，社会要发展，文化也要发展，生态也要搞好。这样就是五个文明，第一物质文明，第二精神文明，第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文明，第五生态文明，一个不能少。
说到“拉美现象”，我想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的就是：那样一个政治上的危险过渡期，并不是由于富裕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追求富裕过程所致。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开始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这些不同的利益团体有着不同的诉求。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体制僵化，拒绝民意，排斥民主，不能容纳多元利益的客观存在，不能使那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正常表达，那么社会与政治的冲突就会因为那些急于伸张自身利益却又苦于匮缺适当途径的阶层剑走偏锋，断然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而变得频繁起来，激烈起来。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所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时，就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告诫全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前进。”中央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就有一个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一个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循自然规律；既要讲究经济社会效益，又要讲究生态环境效益，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人类对于资源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有一个认识过程。从联合国来看，从整个世界来看，也是在1972年6月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才提出了环保问题，用“只有一个地球”的基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那之前，纵观已经或者大体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欧美，还是俄国、日本，都是靠以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活资料高消费来支撑和刺激其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工业化体系的初步形成也是属于粗放型发展，并没有太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但是周恩来还是指示中国组团参加了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中国政府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
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宣布保护环境与控制人口一样，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使得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式走上轨道。这与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上呼声越来越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不谋而合。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在参加以“可持续发展”为基调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时，显得胸有成竹，满怀信心。比较其他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表现得极为开明和积极。环发大会之后，中国很快参照《21世纪议程》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我们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也在1995年9月提出了“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在这方面，我们跟得还是比较紧的。
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突出贡献的，是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当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更大贡献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这具体表现在党的十五大上。
党的十五大率先提出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了我们基本经济所有制的层面，作为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补充，这个贡献就很大了。这一个贡献，加上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加上股份制也是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就使得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在正增长上面。它没有负增长。除了最初的治理整顿，都是快速、平稳的发展。即使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也在7％以上，好几个年份是在9％、10％以上。
这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有容乃大的社会。这个社会要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利益格局的正确配置，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用我的话说，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讲话”。你看，一个“和”字，禾字旁加一个口，不就是“人人要吃饭”、“人人有饭吃”吗？再看和谐的“谐”字，言字旁加一个皆，“皆”就是“都”，这不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要说话”吗？“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社会就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最能体现不一样的人的不一样的利益诉求。你只要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之一，你就张嘴有饭吃，开口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