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得国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武帝推行的税收改革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两年后颁布 “告缗令”，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相当于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内部斗争”，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