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

    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

    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 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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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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