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王安石搞的这场变法气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他的第一项改革是对经济权力的重组。在中央六部中,经济权力集中于户部,户部有三司,户部司管财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盐铁司管国有专营事业。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权力集中起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相当于另立了一个小“国务院”,20世纪80年代搞改革开放,有过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沿用这一思路。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余条,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

    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笫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具体来说,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道,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 ”王安石说:“制定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竞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还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不过他比商鞅好一些,后者杀人杀得河流变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对变法的人全部赶出京城。司马光就被赶到了洛阳,他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写了一本。当时舆论很开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马光写书写累了,就写公开信《与王介甫书》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后,马上写 《答司马谏议书》,如礼回送。当时朝中执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这五个人叫做 “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的,其余四个人都没啥用。王安石还亲自拟定科举考题,把变法思想掺进去,最夸张的是,他还把自己的像搬进孔庙,给孔夫子做“陪祀”。

    由此种种可见,王安石实在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集权主义者。变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尽废新法,重新启用司马光。

    司马先生回来后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李公择是研究小学的,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这好比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找了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于是朝野哗然。司马光解释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告诉大家,中央的政策变化了。”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儒家在经济治理上是多么无能,经典儒家从孔孟以来,在理财上一直找不到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提不出新颖的建设性方案,这就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冲突点: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哲宗登基一年后,王安石就郁郁而终了,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反对变法的人拿不出治理经济的任何方案,到了哲宗九年,朝廷重新启用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后继者就会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极致,并必然地产生异化,这是一条“惯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极端化的事,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使之成为少数利益群体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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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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