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禄十一年九月七日，织田信长自岐阜城（旧稻叶山城）出发，迈向赴京之路，所揭櫫的名义是：

    “拥立真将军足利义昭，在京城回复幕府正统。”

    这的确是个名正言顺的藉口，因为室町幕府实际上是存在的。就连杀害前任将军足利义辉的三好一族或松永弹正久秀一党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故此也特别抬出义辉的堂兄弟义荣，奉他为第十四代将军。

    其实，到了永禄年间，室町幕府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子。幕府的领地早就荡然无存，财政收入也只有少量京都周边的小商人代为徵收的利钱。家臣则仅限于十几个将军的支持者，稍微有一点实力的人，都已经自立为大名了。

    京畿内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状况，因此根本没把足利将军看在眼里。智计卓越的松永久秀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义辉，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同了。那些地方的大名虽然对幕府的衰退也有耳闻，也明知不必再听将军的命令，但并未想到幕府竟已衰退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们也多少觉得，既然没有别的权威可以尊奉，那就应该继续尊重将军的命令。

    这就和十五世纪的罗马教皇一样。在罗马，连市议员之流的人物都敢堂而皇之地干涉教皇的选举，但德国或英国的皇帝或国王们，却始终非常在意教皇的想法及动态。总之，在资讯不足的偏远地方最容易维系固有的权威。

    足利将军的利用价值就在这里。同时，这也是为甚么杀害义辉的三好、松永一党人不废除幕府，反而另立一个继任将军的原因。可惜拥立继任将军，让幕府继续存在并不能替他们除去“杀害将军的逆臣”的恶名，反而好像是在向天下承认自己的逆行。只要幕府存在一天，征夷大将军就是“武家的栋梁”，所有的武士都是“将军的家来”。

    总而言之，目前占据京城的三好、松永一党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让人有藉口去讨伐他们。而自立为第十五代将军的足利义昭，正是这个藉口的最佳代言人。

    足利义昭是遇害的前任将军义辉的亲弟弟，而三好、松永等人找来的义荣，只是义辉的堂兄弟，所以很明显地应该由义昭优先继承将军的地位。

    “只要拥立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京讨伐三好与松永。”

    义昭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用价值。当然，也有不少人看中这一点，决定陪他赌一赌。这些人包括了协助义昭逃离奈良一乘院的细川藤孝，以及明智光秀等人。

    然而，现实是很残酷的。足利义昭无法在京畿内的势力间发挥他的利用价值，只能在与偏远大名之间的外交战略上，产生心理上的效果。而且要想充分发挥这个功效，首先必须上京驱走三好与松永，让义昭坐上将军的宝座。所以，唯有怀抱号令天下的野心，有能力拟定全国性的外交战略，同时兵力强大到能够打败三好与松永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足利义昭的利用价值。

    足利义昭首先投靠了若狭的武田家，但只有数十万石领地的衰退大名根本派不上用场，于是他又改投隔邻的越前朝仓家。朝仓家历史悠久，实力也差强人意，遗憾的是领主义景缺乏野心，又不懂战略，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发挥义昭的利用价值。

    “再拖下去只会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值钱。”

    义昭和他的支持者焦躁难耐，又再设法拟定计策，把他推销给越后的上杉谦信。谦信虽然也有意拥立义昭，但他的领地离京畿太远，再加上和宿敌武田信玄长年对立，谁都不肯退让，根本不可能挥军上京。最后，他们决定选择尾张的织田信长，因为织田家虽然是新兴的大名，但前景可期。

    乍看之下，这是十分恰当的选择。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的结局，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势，就会发现当时唯有织田家，或是中国的毛利家有足够的实力来利用足利将军。事实上，足利义昭与信长交恶后，就立刻改投毛利家。由此可见，义昭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用价值，而且直觉非常敏锐。

    不过，信长对政治的敏感度更胜于义昭。当明智光秀找上他时，他立刻便领悟到足利将军的利用价值和方法，为此欣然不已。他甚至认为前来交涉的明智光秀或细川藤孝立有大功，赏给他们极高的俸禄。据说，当时光秀得到的俸禄为四千贯。若是换算成米粮，几乎多达一万石以上，和重要的家老不相上下。

    说起来，在征服美浓之后，木下藤吉郎秀吉的俸禄也只有二千五百贯，而明智光秀只凭一次的交涉，就获得了比秀吉卖命十数年还要高的待遇，可见信长对得到足利将军有多高的期许。

    这件事还有另一层重大的意义，那就是明智或细川等人因此变成了“双重家臣”，一方面担任将军的重臣，一方面却又领织田家的俸禄。此时虽然不像之后的江户时代，有“忠臣不事二主”这类强烈的朱子儒家思想，但同时侍奉两位主君还是非常罕见的事。信长很可能认为：

    “将军既然在我的护庇之下，就不需要另外拥有自己的家臣。”

    然而，足利义昭不但拥有先祖传下来的权威和将军的虚名，本身也是野心勃勃，信长这样的做法，不管在思想上或策略上，势必都会和他起冲突。若从这个观点来看，选择织田家反而是义昭致命的败笔。或许这正显示了整个时代的转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效的利用将军。

    织田信长虽然肯定足利将军的利用价值，但却完全无意重建足利幕府，让将军拥有实权，对义昭本人也毫不感兴趣或同情。因此，他并不急着迎进义昭本人，反而十万火急地进行了各种部署，以便有效地利用义昭。

    （万一各地大名知道我要拥立足利将军上京，一定会嫉妒得发狂。）

    想到这一点，信长几乎忍不住害怕得全身发抖。曾在桶狭间击溃企图上京的今川义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嫉妒的力量有多大。

    （首先必须设法避免大名心生嫉妒。）

    信长心里这样想。

    他之所以在迎入足利义昭以前，和三河的德川、近江的浅井、甲斐的武田以及越后的上杉等人结缘攀亲或致赠厚礼，就是为此缘故。这一切卑屈自贬的行动，都只是为了缓和他们的嫉妒心。

    织田信长费力完成了这些部署后，才终于将足利义昭迎入美浓的立政寺。而且当此之际，他还特别写了一封谦恭恳切的信给上杉谦信，祈求他的谅解。这封信长在永禄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写给上杉的信，现在仍然完好。信长在信中告知上杉他已答应拥立足利义昭上京，为了让此事顺利进行，武田信玄及德川家康之间业已达成和议，也希望谦信能趁此机会和信玄讲和。信长八成也将内容大同小异的信寄给了武田、朝仓、毛利或尼子，而信中只字未提自己即将成为天下的霸主。

    接着，八月七日他又亲赴近江的佐和山城，探询南近江的六角承祯（义贤）的意向。六角虽未答允信长，但在此之前一定也曾打探过信长和浅井长政间的作战协议或朝仓家的反应。

    织田信长对上京所做的准备，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极尽周延，不仅是在外交上，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据说当时信长率领的部队多达四万人，也有人说是六万人，除了集结尾张、美浓和北伊势的全部武力外，还要求同盟的德川家或浅井家提供奥援。永禄年间几乎不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信长一定认为，若不以压倒性的兵力一举上京，马上就有可能遭到各地大名的包剿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