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题目，家之下有敝帚，是想由家当谈起。家当指祖先留下的。祖先，专说大范围且早的，是常说的炎黄子孙的炎黄。炎黄有后，后对更后而言也是祖先。这祖先留下的最值得什么的家当是打破十亿的人口。值得什么呢？不好说，因为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十年代是人多力量大，八十年代成为大包袱，问是非，究责任，都不容易，或不合时宜。人口以外，祖先留下的家当无限之多，有值得夸耀兼能引来外汇的，如长城、故宫、秦皇兵马俑之类，也有不值得夸耀更不能换外汇的，如历史的，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之类，现时的，穷、许多种机没有外国的好之类。这是一笔复杂而难算的帐。只好缩小范围，向本题靠近，专谈语言文字，或者说，汉语的语言文字，这也是祖先留下的珍贵（？因为有人说不如拼音的好）遗产。

    语言文字是表情达意的工具，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交换情意的工具。说绝大多数，因为少数情况，或极少数情况，情意也会“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最明显的例是日记，除李越缦、鲁迅等少数人之外，愿意把小本本摊开，请大家欣赏，某日与夫人或丈夫吵架，某日想吃对虾而无钱买，等等，是绝无仅有的。不少诗词之作也是这样，自怡悦是本等，持赠君是可有可无，这留到以后再说。还是回过来，笼而统之说表情达意。记得西方某高明之士说过：“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笨的工具。”理由可以请中国的古人出场代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是一面，曰求全责备，或恨铁不成钢。还有另一面，是“不以一眚掩大德”。不妨以两事明之。一是由炎黄或更早一些起，到此时此刻止，以说汉语的人为一群，其中的个体，即个个人，相加，数目之大，总当使人吓一跳吧？其中绝大绝大多数（聋哑、神志不全、孩提夭折之类除外）都曾以之为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没有感到不合用；从语言文字方面说，是任务完成得颇不坏。二是由文献方面看，我们的语言文字也真是神通广大，告诉我们那么多旧事，足征的都清清楚楚；其中不少，形中有神，还值得一唱三叹（雅者如形容佳人卖笑之“目挑心招”，见《史记·货殖列传》，俗者如形容佳人可爱之“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见《牡丹亭·惊梦》，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祖先留下的诸多遗产中，语言文字必是值得珍视的一种。

    值得珍视，是因为它有大用。这所谓大，自然包含“多”的意思。多的一种表现是可以由实而虚，由家常而不家常，由物质而精神。实、家常、物质的一端好说。馋了，到鱼市，见到鲤鱼，问“多少钱一斤”，答“五块”，选好一条稍大的，问“多重”，答“二斤”，给一张票，成交，鱼是实，是物质，买了吃是家常事，都是由语言帮忙如此这般完成的。另一端就不那么好说了。“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类，多到汗牛充栋，不能招呼来鲤鱼，也就不能经过厨房，然后大快朵颐。这是既不物质，又不家常，由实利主义的角度看，说是不必有而可无，似乎并不为过。可是由实利主义也可能引出另一种结论：人，深追其天命之谓性，总是乐于懒散，得凑合就宁愿凑合的吧？这样，仍就语言文字说，由散步时的无心哼小曲，到端坐案前字斟句酌地写情书，就都不是无所为的。那么，有那么多人，忙里偷闲，甚至眼含泪水，写“脉脉不得语”，“人比黄花瘦”，又有更多的人，也忙里偷闲，不只读，有的还百读不厌，甚至也赔上一些泪水，当然也不是无所为的。为什么呢？这是比较大比较深的问题，要留待后面专题谈。这里姑且用无征而信法，说我们的情意中有那么一些，或说一种，幽微而非家常，也需要表达，并且不吐不快，于是就找门路。这工作有不同时代的很多人参加，试，改，变，渐渐由粗而精，由模糊而明朗，由流动而固定，终于成为一种（细分也可以说是多种）表达形式——诗词就是这样的一种表达形式，有用，不是招呼来鲤鱼之用，是抒发幽微的情意之用。

    抒发幽微的情意，不一定要用诗词。蒲松龄闷坐聊斋，写青凤，写黄英，虽然间接一些，其底里也是在抒发幽微的情意。鲁迅的就比较明显，那是散文，虽然也可以称之为散文诗。为了少纠缠，不如自扫门前雪，采用某某堂狗皮膏药的家数，不管有没有其他妙药包治什么病，反正本堂的狗皮膏药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诗词到唐宋成为定型，作为表达幽微情意的工具，也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

    这只此一家，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幽微的情意，求它帮忙抒发，它就真能够不负所托。以最常有的思情为例，用诗抒发，可以直，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读仄声）看（读平声）。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读仄声），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也可以曲，如李商隐的：

    来是空言去绝（读仄声）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读仄声）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读仄声）蓬山一万重。

    用词抒发，可以直，如温庭筠的《忆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读bò）蘋洲。

    也可以曲，如贺铸的《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惟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这样的情意力量不小，却难于抓住，几乎可以说是“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诗词的本领就在于能够抓住情意；不只抓住，而且使它深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类是），明朗化（或说形象化，“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之类是），固定化（写成文字，情意如飞鸟入笼，就不能飞去）。也就因此，由作者方面说，既可以一吐而快，又可以引来同代异代无数人的同情之泪，或之笑；由读者方面说，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这是一种微妙的感通，而所以可能，是靠诗词这种表达形式。

    只此一家的另一方面是难于（甚至可以说不能）用其他表达形式代替。这比较难讲，想由浅入深说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诗词有特种性质的强的表达能力，其他表达形式没有，至少是比不上。（曲是诗词的直系子孙，性质与诗词不异；本书不谈，主要是因为，作为表达情意的工具，过去少用，现在不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精练”，即小本钱能做大生意。先看下面的例：

    故国（读仄声）三千里，深宫二十（读仄声）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何满子》）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读平声）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曲》）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读仄声）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读仄声）春衫袖。（朱淑真《生查子》）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读仄声）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以上诗两首，词两首，都既有可歌可泣之情，又有可歌可泣之事，应该说是小说和戏剧的好题材。可是，如果用小说或戏剧的形式来表现，那量就会超过万言书。而用诗词，如最长的《虞美人》，不过五十多个字就恰到好处。

    其二，“诗词是表达幽微情意的妙手”。幽微的情意，其中有些是不宜于打开窗户说亮话的，而还想表达，就最好乞援于诗词。因为诗词有一种本领，是写出来，固定于纸面，使人眼一晃，忽而如见肺肝，忽而又迷离恍惚；换个说法，是既抓不着，又容许遐想。看下面的例：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读仄声），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

    隔年芳信，要同衾元夕（读仄声）。比及（读仄声）归时小寒食（读仄声）。怅鸭头船返，桃叶江空，端可惜（读仄声），误了兰期初七（读仄声）。易求无价宝，惟有佳人，绝世倾城难再得（读仄声）。薄命果生成，小字亲题，认点点，泪痕曾湿（读仄声）。怪十样、蛮笺旧曾贻，只一纸私书，更无消息（读仄声）。（朱彝尊《洞仙歌》）

    两首都写思情，或说可望而不可及的思情。情有所系，或说有本事。老新有索隐兴趣的人大概都愿意知道本事，也无妨大胆假设。记得多年前苏雪林女士曾写一本书，名《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说这位好写无题诗的，所爱是女道士。朱彝尊呢，所爱为其小姨（妻之妹），有二百韵的风怀诗为证。不幸而中国的礼俗，许娶妻、纳妾、嫖娼而不许恋爱，又语云，只有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于是而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而想哀吟，诉苦。可是依照礼俗，这情，尤其事，难于明说。两难之中挤出一条路，而且是最理想最经济的，就是用诗词，如以上两首就是这样，虽未直言，个中人却可以心照不宣，局外人也可以以己度人，得其仿佛。

    其三是利用汉字单音节、有声调的特点以取得悦耳的“音乐性”，其他表达形式很少能够这样。这也表现在不只一个方面。一是押韵以显示回环往复，如“黄河远上白（读bò）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读仄声）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间、山、关押韵，像是即往即返，听起来紧凑流利。二是调平仄以显示抑扬顿挫，如“国（读仄声）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声调说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有规律地起起伏伏，显得有变化而不呆板。三是多用对偶以显示开合对称的美。四牵涉到情调或韵味，比较复杂微细，也可以略举例说说。例之一是句子长短有作用，如诗，五言舒缓，七言高亢，是一读就可以觉察出来的。例之二是声调平仄有作用，如词，“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读仄声）秋千”用平声韵，情调显得欢快；“斜阳冉冉春无极（读仄声）。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读仄声）。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读仄声）”用仄声韵，情调显得悲戚。例之三是韵的不同有作用，如同是牛峤《菩萨蛮》结尾，“何处是辽阳？锦屏春昼长”用七阳韵，心情还不失开朗；“啼粉涴罗衣，问郎何日归”用五微韵，心情就成为怅惘了。

    难于用其他表达形式代替的另一种情况是，语言文字的外皮（声音、形体，内是意义）有侵略性，甚至发展为独占性；独占，外来势力就很难鸠占鹊巢而不变鹊的音容，尤其神采。举个最浅显的例，妈妈和母亲，字典家或注释家必以为意义完全相同，其实不完全相同，因为一般是，当面叫妈妈，如果换用母亲，亲切的意味就会减少。意味有变，应否算在意义的总帐上呢？问题不简单，要由意义学家去研究解决。同理，现今不少小字辈的表示太好，习惯说“没治啦”，你让他雅，说“太好啦”，他不会接受，因为他觉得不够味儿，这就是“太好”的意义已经被夺去，“没治啦”有了独占权。诗词也是这样，成为一种固定的表达形式就有了独占权。举例说，张九龄《望月怀远》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与谢庄《月赋》的“隔千里兮共明月”，内容像是没有分别，可是仔细吟味，总会感到情意不完全一样，张诗偏于感慨，谢赋偏于思念。又如《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与辛弃疾《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内容也像是没有分别，可是情意还是不尽同，前者从容而后者急切。不同就各有特点，难于代替。这样说，诗词，单就一首说都有表达情意的独占性；扩而大之，成为一种表达形式，或说一体，也有独占性（如诗偏于雄放，词偏于柔婉，像是各有所司），因而也就不能用其他表达形式来代替。

    不能代替就不能离开吗？语云，没有歪脖树同样能够上吊，这是一种考虑。但也可以有另一种考虑，性相近也，我们不会没有昔人用诗词表达的那种幽微的情意，那么，手边有合用的旧坛子，为什么不用它装新酒呢？——事实是已经用了，证据是，有不很少的老朽和不老朽还在作平平仄仄平，有相当多的年轻人肯花钱买平平仄仄平的读物，如《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之类。可见诗词，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并没有被抛上垃圾堆。不过说到用，还有程度之差，最好是大才不要小用。我的想法，大用包括三项内容。其一是明确认识诗词的成就或业绩，这是（只计文献足征的）由无名氏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起，到（皇清之后不计）王国维的“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辆）两行相近”止，它为无数的痴男怨女表达了秋思春恨，而且表达得很好。其二是，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要深知酒杯的底细，即诗词的形和神，以及个别篇什的短长，并能够钻进去，得受用。其三是进一步，最好自己也能够用这个工具表达自己的情意。这进一步有进一步的好处，是一方面，有情意，有表达的工具可用，就不致有抑郁的遗憾；另一方面，不管是读别人的还是吟咏自己的，都可以钻得更深，得更多的受用。总之，照应本篇的标题，对于诗词，我们应该把它看作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种珍贵的家当，要好好利用它；而如果能够大才大用，那就真是家有敝帚，享之（利用它而得受用）千金（它就有千金那样贵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