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魏白 本章:第一节

    1.摸黑打了一仗,又一次杀出敌人重围,王树声回头一看,身边竟无一人!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从而结束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辉煌的胜利载入了史册。

    可是,对王树声和他的部分战友们来说,他们尚未尽情享受这一胜利的欢乐,甚至征程未洗,随即又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最为悲壮的一幕,这就是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西征,为“打通囯际路线”而血战。

    当时王树声由于长征的积劳,正疾病缠身,完全有理由不再参加西征,但他还是毅然地去了。异常悲壮的西路军出发了。

    或许是一种预兆,王树声他们一出师就不利。10月25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即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飞机轰炸。全军拼死拼活只抢渡了一大半,拖后的第4军和第31军就被胡宗南截住了——这反倒变成了“好事”,避免了西征更大的悲剧。

    渡过黄河的红军是:红30军、红9军和红5军团,共约3万人,时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他们一登岸,即向北展开进攻。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长的王树声,随红9军行动。首战一条山、锁罕堡;再战打拉牌、镇虏堡。这几仗,红军虽也取得一定战绩,可打得相当艰苦,自身损失也大。

    西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把红军视为不共戴天仇敌的马家军阀。马家军阀,代表着西北地区回族上层最反动的封建势力。其军力主要为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禄和马鸿逵所部,俗称“五马”。他们多为骑兵,作战机动、灵活、迅速,又在本乡本土上,供给充足。“五马”以10多万的精兵对3万人的西路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

    几仗之后,就使远途奔袭、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红军露出不妙的迹象。

    随后,宁夏战役计划因军情变化而放弃了。依照新的部署,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率部西进,打通新疆。

    就在红30军和红5军团向西挺进之际,敌人的主力首先咬住了向古浪进发的红9军。11月11日凌晨,9军进至干柴洼地区。敌3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即由东、西、南三面猛扑过来。在这里打掩护的9军27师,与敌激战几日始脱身转至横梁山,与军部会合。随后,敌3个骑兵旅又追击而来,9军再经过一昼夜拼杀,才将敌军击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占了古浪城。

    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却使一些人轻敌麻痹起来,进驻占浪县城后,红9军放松了警戒和防御。11月16日,敌人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另加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两面向古浪城发起了猛烈的反击。9军仓促迎战。

    古浪城破烂的城垣和红军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无法抵挡得住飞机和大炮的轰炸。阵地很快被摧毁,敌军突人了城内。9军将士奋勇抗击,经反复肉搏,才将敌驱退;但在反击中,又遭敌骑兵的袭击,伤亡惨重,护城河水为之血染。

    就这样,红9军与数倍与己之敌苦战三日,才在红31军一个团的接应下,突出重围。这一仗,虽杀敌两千余,但红9军损失也逾2000;军参谋长和一个师长都在激战中辆牲,红9军的元气大伤。就在这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

    对红9军古浪的失利,王树声非常痛惜,却未流露出任何抱怨情绪。后来,他对此回忆说:“从指挥上讲,这次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于防守;可是如果守好城外的制髙点,先把敌人挡住,再在城内做好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这个血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退出古浪,王树声即奉命率9军,向兄弟部队控制的河西走廊转移。原计划奔赴凉州,因敌人已有防备,又改向永昌。

    王树声当时预料敌人在古浪得手之后,决不会善罢甘休。红9军一到永昌,他即传令连夜构筑工事。果然,枪眼还没掏毕,敌人就打来了;而且,兵力达5个旅和7个民团之多。

    敌军仍旧同打古浪一样,先用大炮猛轰,接着就是骑兵冲锋。王树声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据城抗击,多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歼敌2000多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还是被迫撤离了。

    西路军分兵西进的月余内,虽毙、伤敌6000有余,但自己损失更重,而且战斗力大为削弱,困难日益加重了。

    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就地牵制马家军,并创建根据地。

    西路军所处的这种态势,客观上正中了敌人的下怀。马家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集中重兵,对分散的西路军各部,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这时,王树声率红9军一部驻扎在甘俊堡。这是个大庄子。元月中旬的一天,王树声得悉敌人将发动进攻,甘俊堡为主攻目标之一。他考虑红9军已经远离总部,处境孤立,不宜死战死守,当夜即主动撤退,向抚彝我军主力靠拢。

    不料,刚出庄子不远,骡马的嘶鸣声,惊动了已包围甘俊堡的敌军。霎时,枪声大作,队伍乱了。王树声正要发布命令,敌人一炮打来,震得他的坐骑猛然一跳,将他掀下马来。幸好没受重伤,他一跃而起,可受惊的马已不见踪影了。

    一片混乱中,王树声果断地从身边战士手中抓过一挺轻枪,端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呀!”红9军杀出了一条血路。

    可是,当王树声率部出生入死,历经风险,辗转汇集到西路军总部时,获悉的是一个接一个令人无比悲怆的不幸消息。

    1月20日,高台失陷,守城的红5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等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1月21日,救援髙台的我骑兵师,也在中途被敌所阻。师长和政委都在激战中牺牲;总部直属队所在地抚彝,复落敌手。突围而出的战士,又遭敌截击,损失严重……

    而西路军剩余全部人马,又被数万强敌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地区西北40多个屯庄里。处境险恶。中央虽有东返的电示,但在敌优势骑兵拦截下,已难实现。只有暂时集结全军,据地固守。

    马家军发觉西路军有东返的意图,1月23日,以大炮轰击、机枪扫射,向西路军阵地发起连续猛攻。此时,西路军已是弹药奇缺,只能凭肉搏与敌人格斗。每当敌人冲锋近前时,坚守阵地的红军,不分男女老少,都一跃而出,杀声震天,冲入敌群,挥舞着长枪、大刀、木棍,以及一切可作为武器的东西,与敌搏杀;有的手中武器毁了,就赤手空拳,扑向敌人,拳打、脚踢、口咬,扯下敌人的耳朵,抓掉敌人的胡子;有的重伤员至死不下火线,不少人拉响了护身的手榴弹,与周围的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候,作为髙级指挥员的王树声,不仅每战必身先十卒,而且战斗间隙还不断跑来奔去,慰问战土,鼓舞斗志。

    西路军所占的倪家营子地区,不过是弹丸之地。被困的日子一长,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活命,就只有冒着敌人炮火的封锁,到敌占领区打水,这又不知伤亡了多少战士!就这样一直拼杀了月余,虽消灭了大量敌人,西路军也不足万人了。

    1937年2月2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长期困守无望,决定回师东返。当晚,兵分两路突围。王树声率9军为右翼。

    24日,王树声所部到达甘州的西洞堡一带。即得到大批敌人正尾随而来的消息。他一听,计上心来。敌人是骄兵,正可利用这一点,杀他一个“回马枪”。

    于是,王树声缜密地布置阵地,为加强主攻兵力,他把自己的警卫、通信连全撒了出去。果然不出王树声所料,深夜敌军到了,狂妄得不安营扎寨,一上来就包围了西洞堡,随后即发起攻击。打了一阵,并不见接火,敌人认为红军再无还手之力,于是大队人马就涌人了西洞堡。

    正当敌人得意之时,突然,冲锋号声划破了沉寂一时的夜空,顿时杀声四起,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敌人哭爹喊娘,人仰马翻。活命的抱头鼠窜,迎候他们的是红军手中吐着火舌的轻、重机枪;敌人的骑兵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被打得四处乱窜。

    一直激战到午夜,敌1个骑兵旅和1个宪兵团被打垮,我军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

    翌日,红9军和红30军又在龙首堡一带,全歼敌宪兵团,缴枪1200多支及大批军需物品。

    这些胜利,打击了马家军的锐气,鼓舞了自己的斗志,本来有利于西路军摆脱险境,迅速东返。可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却又一次过髙估价了这些胜利的作用,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竟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准备继续西进,完成既定的任务。

    2月26日,部队返回倪家营子。这时,被敌洗劫一空的倪家营子,吃无粮草,住无房舍。

    次日,马家军又伺机以重兵围攻。我西路军与敌连续血战7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3月5日夜,西路军再度突围。向西北转移。到了7日,又在抚彝南三道流沟遭敌包围,苦战5天,才又解脱山来。

    不断地突围,不停地战斗,已把红军拖得筋疲力竭;常常是凌晨刚刚住下,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打退了一股敌人刚想喘口气,又一股敌人围上来了。

    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考虑到西路军四川籍战上较多,熟悉山地战,总部决定向祁连山转移。

    祁连山,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是一座绵延千里、重峦叠嶂的大山。3月12日,西路军刚抵祁连山的梨园口,马家骑兵又蜂拥而至。

    在这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担负后卫的红9军,在王树声的指挥下,率先抢占了梨园口西山头,力抗追敌,掩护红30军展开。战斗异常激烈,仅仅几小时,就有两个多闭的红军,在阵前洒尽热血;红9军政委陈海松、宣传部长黄思彦,红25师政委杨朝礼等,当场阵亡。王树声奋力拼杀,才在一批警卫的掩护下,得以死里脱生。

    红9军失利后,敌军即倾全力向红30军扑去。红军又有两个团捐躯沙场。总指挥部率余部边打边撤,退入祁连山区。一清点,全体西路军连同大批的伤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了。

    3月14日,西路军全部转至康隆寺南40里的石窝地区,再遭敌骑兵袭击,损失2个团。至此,全军仅剩1500余人,而且被山下敌军两个旅死死包围着,情况危急终于达到了顶点。

    在最后的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吕浩,主持召开紧总会议,决定将余部整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千余人,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顺祁连山向西走,隐蔽转移,摆脱敌人,向安西、新疆方向前进;右支队500余人,由王树声率领往东走,准备出山,同敌人周旋,向黄河方向东移;同时,为分散敌注意力,还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总指挥另分为一小路,脱离部队,往东潜移。

    时间刻不容缓,各支队连夜分头行动了。王树声率右支队,很快将大量的敌兵吸引过去。3月15日,右支队与尾追之敌激战于黄番寺地区,击退了敌人。可是,紧接着又有两个旅的敌人围了上来,右支队寡不敌众,大部分战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只剩百余人突围出来。

    从此,王树声率领着这百余人,在祁连山打了近百日游击,历经了人间苦难。在茫茫大山里,且不说随时随地要跟凶敌进行生死搏斗,就是与大自然的斗争也是异常残酷的。严冬笼罩的祁连山,没有人迹,没有寸草,纵目所及,就是一片皑皑积雪和嶙峋怪石。这对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红军,又是何等灾难!一些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幸存的战士,却又被祁连山的饥寒夺去了生命。

    随着不息的生死搏斗,严寒饥饿的加剧,王树声身边的战士一天天减少,不足两月,百余人。锐减到30余人,而且,一个个衣衫褴褛,精疲力尽。有些战士再也无法忍受了,要求与敌人拼了完事。

    王树声耐心地劝导:“跟敌人拼了最痛快,也最简单。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做生意,搞什么赔本赚钱;我们还重任在身哪!现在可以明白告诉大家了,我们在这里既不是东藏西躲为活命,更不是占山落草当流寇,而是为了牵制敌人,掩护我们的左支队继续西进,打通国际路线!”

    晓明这些大义,再苦大家也都默默忍受了。王树声带着这屈指可数的人员,熬过残冬,迎来春天。一直坚持到1937年6月了。

    6月的祁连山,冰雪开始溶化,芳草开始萌芽。在一个难得的艳阳天里,王树声和战士们爬上一个山头,正想晒晒太阳,突然,眼尖的王树声看到不远处冒出几个人影,晃了一下。接着,传来一声吆喝:“哪一部分的?”

    大家一怔,以为是自己流散的战友,也就回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这一喊不当紧,立刻引出一阵狂叫:“共军!共军!打!”

    枪声再度大作。

    王树声见状,手一挥,飞身上马,喊道:“同志们,跟我冲啊!”这一冲,王树声和他的右支队就算散了,永远地散了。

    跟着王树声冲出来的不足10人,这可怜的几人再就地坚持已无可能,于是王树声决定东返陕北。途中又分成了两股,一股走小路,一股走大路,为得是尽可能地保全最后这点骨血。

    王树声带着几个人向东走到腾格里大沙漠的边缘,又与马家军的骑兵相遇,摸黑打了一仗,回头一看、身边竟无一人!王树声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孤军指挥了!

    大地之间,除了他王树声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难以准确辨别方向,他只有凭着感觉朝前走了。

    沙漠多风,王树声根据太阳的起落,向东走了一天,下午便遇上突起的狂风。风一起来,沙漠就像被人抖动着的大炕席,石砾细沙铺天盖地袭来,太阳不见人,方向也失去了。王树声被旋风卷起,左推右搡,不知往哪里去。等他苏醒过来,已是午夜时分,风停了,他躺在一个沙坡下。脸在脱皮,嘴唇起了许多水泡,干裂出血了。用手一摸,身上竟盖着一层厚厚的黄沙“被”。他一点一点扒出身子,挣扎着爬起来。他知道,如果不趁没风的时候赶紧走,当第二次风暴再来时,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他继续往前走呵,走,终于一头栽倒在沙漠里……

    醒来时,眼前是一位60岁开外的老汉,手里正拿着一个水葫芦给他喂水。他挣扎着起来,但动不了身。老人安慰他:“你不要动,你饿过头了,先喝点水。”

    王树声不再言语,喝下水,又吃了老人递过来的两个馍馍,这才坐起来,朝四周看了看,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沙漠边缘。

    老人问王树声:“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王树声不知这个老汉的来头,不敢轻易吐露真情,只好编瞎话说:“大爷,我是贩盐的,因为途中遇上强盗,被抢走了盐和钱,才落到这个地步。”

    老汉笑了:“你不像贩盐的。我这一生经常和盐贩子打交道,还能认不出真假?说实话吧,我看你是红军。”

    王树卢一惊,心想不知是哪处露了马脚,但嘴上还在遮掩:“老人家,我不是红军。”

    老汉生气了,一下变了脸:“是就是,为啥遮遮盖盖?我告诉你吧,我叫俞学仁,家住宁夏中卫县旋窝铺,一辈子做小生意养家糊口,不坑人。我们那一带苦得很,穷人受尽了马家军的欺压,大家都盼着红军来消灭他们,让我们也翻过身来。”

    一番话说得王树声不好意思起来,只好承认:“我不瞒你,我是红军,一路上常遇上坏人,所以……”

    “你不要说了,跟我先回家去。”老人知道了王树声的身份,心甲里很高兴。

    老人扶着王树声走了几十里路,傍晚来到女婿家。老人特意让女儿炒了几个鸡蛋给王树声吃。王树声看到老汉一家都是忠厚老实的穷人,话也多起来,把自己家里的情况都跟老汉说了:

    “我家住在大别山西麓的湖北麻城项家冲,全家14口人。我家的主要亲人都很早参加了革命。大哥是共产党员,病故了。二哥也是个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弟弟和妹妹参加革命以后,在‘肃反’时被杀害了。现在我家是没什么人了,我参加红军就是要为打倒反动派,给穷人出气!”

    老人抽着烟,一直静静地听。很长时间才说:“你看你家也没什么人,我们这个地方虽说穷一点,混口饭还是有得吃的。我看你这人忠厚老实,你留在我这里,我还有个女儿……”

    “老人家,”王树声有些着急,“我是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归队。老人家你救了我,我终身不忘,但要我留下来,我是呆不住的。我一定要回延安。请老人家原谅我。”

    老人抽了好长一会儿的烟,叹气道:“看来是留你不住,等有个好天,我送你走。”过了几天,俞学仁老人和王树声上路了。

    俩人一个扮作“丈人”,一个扮作“女婿”。遇上盘查,王树声不说话,全由俞学仁老人应答。一路还算顺利,五六天过后,他们来到陕北同心城外。这里已属红区的边缘地,王树声有些放心了。正在暗自高兴时,突然,从树林子里钻出几个手端步枪的人来,将他俩包围住。领头的人把手枪一挥说:“举起手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王树声细看一眼对方的着装,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红军!”

    王树声道:“你们有负责人吗?我想会一会。”

    红军战士眼一瞪:“你口气不小,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树声答道,“我叫王树声,是红4方面军的。我的部队打散了,我返回延安途中在沙漠里迷了路,多亏这位老伯救了我的命,今天他老人家送我回来了。”

    “我看你的打扮不像红军。”红军战士还是不相信,上前将王树声和俞学仁绑了。

    王树声和俞学仁被押送到同心城内一户农家,红军排长进屋给团长汇报抓住了两个可疑之人。团长从屋里出来,一眼认出了王树声,慌忙回头批评战士:“你们怎么搞的?为啥胡乱抓人?这是红4方面军的王副总指挥!”

    战士们吓得直吐舌头。

    团长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给首长松绑!”红军团长上前握住王树声的手,不好意思地说:“副总指挥,请你原谅。”

    王树卢笑着说:“你们警惕性高,做得对,不能怪你们。有没有饭哪?”

    团长急忙把上树声和俞学仁老汉让进屋子,吩咐人去弄饭。俞学仁老汉在部队休息两天即要回去了。临走时,王树声把自己保存多年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他,动情说:

    “老人家,你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忘不了。这个金戒指,请你收下作个纪念吧!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我去中卫看望你!”

    俞学仁老人含泪收下戒指,与王树声依依惜别。

    全国解放后,王树声没有食言,他多次托人打听俞学仁老人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

    在红军团长派的骑兵的护送下,王树声来到了延安。

    听说王树声回来了,毛泽东把他接到窑洞,请他吃饭,为他洗尘。王树卢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经过,并以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

    毛泽东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亲切地说道:“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

    毛泽东随后亲笔写了信,介绍王树声到“抗大”里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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