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包守备骑兵扬长，贺、聂攻城势单力短

    现在，我们打开地图，从北京出发，沿铁路线，经张家口、大同到集宁，北跨一步即可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去往外蒙古，继续走下去可达莫斯科；而由集宁向西，铁路线很快贴近黄河北岸，固执地与黄河缠绕一处，若即若离，差不多亲热到古城兰州。站在集宁举头西望，把1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市（归绥）与稍远一点儿的包头、五原、临河称作大西北的门户，是完全恰当的。

    当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一盘棋上，“平绥铁路”和“绥包地区”的意义比这些要复杂得多。当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等人的复电中，阐述得极为明确：“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

    时值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桌面上讨价还价，安坐紫禁城的傅作义先生操着绥包地区的心，脑子里却浮现出几个月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亲受蒋介石接见时的情形。蒋说：“宜生啊，你的才干，有目共睹。国家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党内像你这样的同志，不是太多，是太少了！所以，把平绥交给你，我是放心的。华北地区有你宜生在，大势可定……”

    8月，傅作义就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对于经略华北他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一向主张“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几个月来，他几乎竭尽全力在物资上充实平绥线沿途几座城市。尤其是包头，把它看作巨大的军需库或军火库并不过分。傅作义相信物质力量，也相信精神力量（这还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至于军事嘛，该守的铁板一块，不该守的一触即溃。棋谱，只藏在他自己的心里。

    对于聂荣臻和贺龙来说，卓资山得手是否太容易了些？

    当时，中央军委的打算颇为鼓舞人心，“如傅作义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现在，卓资山开局如此漂亮，傅作义果然把主力撤到归绥，聂荣臻与贺龙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包头。这不但是顺乎自然的选择，就聂、贺内心来说，尽力完成军委部署，是在全国格局中体现局部价值的极好机会。那时，所有将领都希望能在重庆的天平上增加砝码，谁都清楚：这是书写历史啊！

    聂荣臻快马赶往卓资山以东那个叫作隆盛庄的小村时，傅作义在绥包两城的防务，基本部署就绪。首当其冲当然是归绥。此地早先也不过是个鸡毛小镇，后来成为绥远省府所在地，才渐渐羽翼丰满，在旧城基础上发展出一片新城。还是傅作义初当省主席时，就在他“移民安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的指导思想下，开始深沟高墙，构筑新、旧城防御工事。

    及至抗战后期，这些功夫已做到极致。退守归绥之前，所有城防工事都精细加固一遍，工事前沿均有两米多深的外壕。壕沟一侧，铁丝网严丝合缝，三列桩的、蛇腹形的，还有一些前后叠在一块儿的三角套三角，重点地段鹿砦及其他因地制宜障碍物更不用说了。有的地方还特别装了电网，明碉暗堡星罗棋布，那些地方性绥蒙伪军及杂牌师团，就分布在这些沟沟坎坎的工事间。后城居高临下，当然是傅作义的中央军。仗打起来，守在工事里的敌兵，前沟后坎，个个屁股顶着黑洞洞的枪口，想贪生怕死万万办不到。

    难对付的是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敌骑兵。聂荣臻一见贺龙就深恶痛绝地说：“敌骑兵叫人头痛啊，非敲掉他不可！”他说的骑兵主要指德王和李守信的三个骑兵师。这些家伙凭借四条腿快速机动的优势，担负着绥、包两城外围流动作战任务。他们地形十分熟悉，转个场换个点什么的，动作极快，许多情况下，不等还手就把对方队伍冲垮了。

    贺龙看到连日来部队各路人马陆续赶到绥包地区，一直都在外围跟敌人骑兵转悠，像捉迷藏似的折腾好几天，也没接近真正的城防，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对劲嘛！”他对聂荣臻嚷嚷，“跟傅作义交手，不把这些骑马的冤家解决了怎么能行？我看，吃一口是一口，务求全歼，不能赶跑了事！”聂、贺英雄所见略同，头次碰面一拍即合。

    贺龙认为被赶跑的敌骑兵，很可能成为将来攻城时“屁股后面着火”的祸根。这是颇有见地的。就当时绥、包地区国共双方总兵力而言，傅作义满可以财大气粗。他除指挥自己的嫡系部队四个师之外，另有绥蒙伪军三个骑兵师和一个防空师，相当于一个团兵力的伪警察大队五个。此外，杂牌军像什么海福龙、二得子、龙震子、邢守忠、乌青云之类地方性队伍，亦有五个师之多。隶属不同但可临时指挥的部队，就更多了，邹长青、鄂友三、石玉山、王有功、乔汉楚、赵大义等七七八八相加，共六个师兵力，少说也有8万人。如果把毗邻的阎锡山与宁、青二马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考虑进去，其兵力就不是个可以预测的数字了。

    这注定是场恶战。冰封大地，寒风刺骨，聂、贺部队的战士们身上没件像样的棉衣。更重要的是，部队凭着抗战老区拉出来的那几杆枪，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爆米花似的扩充了一大批解放战士，还没好好沉下来整训，接着又投入战场。

    聂荣臻说：“硬着头皮干吧，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来攻城。同时，分出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的退路，把归绥守敌相对孤立起来。这样，多少能动摇动摇他们，有利于攻城。”

    贺龙当时睁眼闭眼是重庆谈判、毛主席的安全，心头正燃烧着一把火。对眼前开打的这场战役，没有不从之理。

    归绥、包头久攻不克，贺总、聂总各执一词

    两位老总坐在马上，一路聊一路从隆盛庄去往刚拿下的卓资山。路边断续的黑烟和打扫战场的零星部队，映衬着他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既然序幕已经拉开，未来将上演什么、如何出演似乎不太重要了。两位老总都是强有力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钻进卓资山旁边那户农舍，围到地图跟前，一个捧起雕木烟斗，一个抓着行军水壶，辣烟烈酒，就这样开始布兵。

    归绥依然是首当其冲的攻克重点。这是卧在荒丘上的一只穿山甲，新、旧两城，新城小巧集中，具备完整的城墙依托；旧城面积虽大，却有城北山势可据。更何况纵横交错的工事，已使全城处处都能凭坚固守。这便足以拒敌于山门外了，然而傅作义还要玩弄他的战术招法，总是以攻为守，时不时拨动一部地方武装，向聂、贺攻城部队出击一下，搞得攻城部队常常进退失据，很是被动。

    但中央军委的判断却颇为乐观。除对攻城部队技术条件有点不太硬气的看法之外，在兵力和士气两方面都绝对自信。因此，军委主张用刚缴获来的野炮、重炮和山炮与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以弥补技术上的缺陷。这一“迅取归绥”的战术方针，多少带来一种胜算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究竟有多大，天知道。所以，军委还给出另外一条方针，那就是“缓取归绥”。先顺应傅作义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企图，把主力隐蔽起来，用一部兵力做出逼真的佯攻姿态，一旦守敌出击，就叫他出而难返，如此吃一口少一口，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其次是围坚攻弱，用少部兵力有弹性地围困归绥，先不动它，先让主力西进，攻萨拉齐、包头、五原，把这几个次要的小城市攻下来之后，再回头收拾归绥。如果“迅取”不成，“缓取”也不成，那就只好掏传统法宝，“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队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尽弃城，然后歼灭之”。

    可以想象，聂、贺在节骨眼上收到这样一份电报时，会是什么心境。所谓“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及诸如兵员素质、大兵团作战经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一时都摆不上桌面，初步侦察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两老总就拍板敲定：立即攻城。

    谈何容易！枪炮一响，对方坚固的城防体系当场显示威力，那些看似平淡的独立屋、水塔、小山包，顿时全都喷出火舌，明碉暗堡在新城旧城周围组成了一张张密密层层的火网，攻城部队的轻重武器在最初10分钟内发挥到极限，可效果几近于零，光听到子弹嗖嗖响，却伤不着人，而那些分量不足的炮弹落到哪里也只能见着一团烟火罢了，敌方高高低低的火网依旧红信乱飞。这时，包头方向王尚荣火急报告：独一旅两个团向禹王庙和包头火车站进攻受阻，战斗异常激烈，我方伤亡很大，兵力明显不足，咬着劲与敌方形成相持局面！

    “要聂总！”贺龙操起电话，“我看这两块骨头不好啃啊，是不是调整一下部署？”

    聂荣臻此刻也急得满头流汗：“你等着，我马上过你那边去，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么拖下去不行，部队牺牲太大！”撂下电话，聂荣臻打马上路，从他的指挥部陶卜齐绕到归绥城西贺龙的指挥部，只用了十来分钟时间。贺龙站在门前，老远看到聂荣臻，没等他下马，大嗓门就亮开了：“我们改变一下突击方向，先啃一啃包头嘛，你看如何？”这正是聂总路上想定的方案。

    两位老总都小瞧了包头！这座十来万人口的小城，虽然不比归绥显赫，但历来是黄河河套的重要门户。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在城防方面下了大笔本钱，仅城外东北角禹王庙修筑的钢筋水泥碉堡，就可以火力控制全城东、北两大方向，而且地下还有两米多深的堑壕，直接通往城里，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加之这里地势较高，只要有挺机关枪架在上面，居高临下，任凭对方多少兵力冲过来，也能从容不迫地挨个“点名”，弹不虚发。

    “王尚荣手上不足3000人呢！”贺龙着急的就是这一点。他打马来到三五八旅，对黄新廷旅长说：“你跟秋里准备一下，给部队鼓把劲儿，今晚急行军，150公里，发扬发扬传统，连续作战，上去就干！”贺龙对三五八旅寄予厚望。

    三天前，聂、贺已商定，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野战军主力和晋察冀的冀晋纵队第三旅（欠一个团）并第四旅的六团西进，紧急增援包头。两老总把战局摊开一分析，很快达成共识，都感到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与敌人对峙时间长了，消耗过大，弹药、粮食的供应会更困难。如果短期内没有大量兵力增加，分兵两处，又打归绥又打包头是难以做到的。

    实际情况是：要么集中兵力打包头，要么集中兵力打归绥，要么两个都不打，主力东调回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地区。最后，他们把种种想法连汤带水全部交给了中央军委。

    军委回电很及时，选择了第一个“要么”：主力西进，先取包头。并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让贺龙和李井泉率晋察冀部队主力和整个儿晋绥野战军一同西进，而归绥这边留下的确实是“部分兵力”，任务是作弹性围困，封锁、袭扰敌人。

    这个方案等于把原由东而西的作战顺序变成由西而东。把有限兵力的重心先压到弱敌头上，比较而言，兵力优势就更容易体现一些。等到弱敌一破，部队也壮了一大截，那时再来同强敌交手，当然更有获胜的把握。虽说透风的漏洞很多，但就当时聂、贺手中那么丁点儿本钱的现实情况来说，中央军委的方案不失为上上良策。悟性极好的贺老总一见军委电报，心里就明白了。他在马上对李井泉说：“井泉，这块硬骨头啃也得啃，不啃也得啃，军委晓得我们的难处，军委也有军委的难处啊！”

    可是，聂荣臻皱起了眉头：“这基本上是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我认为不妥，显然不妥！”聂荣臻那股喜欢较真的脾气上来了。他始终把归绥守敌摆在首要位置，要求部队看得很紧。这里有好几万强敌啊，是傅作义心中的重中之重！聂荣臻越想越觉得西取包头和五临的方案“不妥”，便独自把意见电告了中央军委。他希望按原部署再打几仗看看，如情况不佳，就应考虑结束绥远战役。

    “结束绥远战役？”贺龙坚决不干，“全国局势这么紧张，毛主席才回延安，周副主席还在重庆谈着判，我们打个不上不下，怎么向中央交代嘛！”

    这已经是11月19日了，正是毛泽东和老蒋重庆谈判之后，周恩来处理善后、具体落实《双十协定》的关键时刻，时不我待，贺龙接连打马跑了几个部队，浑身冒着汗，敞开衣怀还嫌屋里热，便跑到露天底下大口大口抽烟。

    李井泉跟出来，在贺龙身边小声劝道：“聂司令员也有他的道理，问题是我们的兵力太单薄了，摊得太开怕是有点儿风险。”

    贺龙瓮声瓮气：“风险是有，没得风险还要我们做啥子？现在，最要紧的是给中央打开局面，这一仗非同小可呀，要是患得患失……”一阵冷风袭来，打断贺龙的话。他打个激灵，咳嗽了几声，接着说：“我就不信，包头拿不下来！我就不信五原、临河也拿不下来！”

    李井泉听出贺龙说话时鼻子有点儿塞，便拽了一下老总敞开的衣襟。他真担心贺龙急坏身体。想了想，他又半是参谋半是劝慰地说：“老总，既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向军委发个报，把意思汇报汇报呢？大家谁讲了也不算，让军委定。”

    贺龙琢磨了一下，觉得这话有道理，各抒己见，军事民主嘛。

    半小时后，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委李井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同意军委16日电示，首先夺取包头、五临，使傅顽陷于孤立，估计包头攻下把握较大，干部战士均有信心，但须加强突击力量，配合打马家援军和参加攻城……”

    聂、贺各执一词，把一个半拉“僵局”摆到中央军委面前。轰轰烈烈的绥远战役弄成这么一个结果，让毛泽东等人始料未及。

    孤注一掷何酋泼水造冰，联合指挥双雄浴血破城

    大部队距包头还有几十公里，贺龙病倒了。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浑身烧得烫手，一口热水也喝不上。开始他还坚持骑马，想顶过去，后来头重脚轻，身体把持不住，马没法骑，只好躺到担架上让四个战士轮班抬着走。“娘的，真病得不是时候！”贺龙恨恨地捶脑袋，克制着不许自己合眼。

    这时，作战参谋跑步过来，看贺龙这样，为难地望着李井泉。没等李开口，贺龙吃力地问：“敌情有啥子变化没有？”

    参谋只好打开电报夹，边跟着担架走，边向贺龙念部队发来的电报。其时，晋绥野战军主力和冀晋纵队第三旅（欠一个团）、第四旅的六团，已陆续在包头附近进入预定作战地域。归绥守敌看机会来了，立刻组织步骑兵反冲出城。国民党新编骑兵第四师会同骑兵挺进第四纵队一口气攻到二十四顷以南，驻守宁夏的国民党骑兵第十师也遥相呼应，经五原、临河东进，热火朝天，赶来增援包头。

    贺龙听着作战参谋念电报，渐渐气喘吁吁，禁不住又咳嗽起来。警卫员从怀里取出行军水壶递上去，贺龙喝了几口温吞水，好不容易止住咳嗽，才大声问：“黄新廷和王尚荣他们打得怎样？”作战参谋低着头，说：“情况可能不太好。”贺龙吼道：“啥子可能不可能的，你把张经武给我找来……”

    刚喊一嗓子，贺龙又不住地咳嗽。李井泉连忙劝住，说：“老总，情况我都知道，正准备给你汇报呢，你看……”作战参谋趁这个机会，撒腿就往电台那边跑。

    其实三五八旅早在聂、贺争执不下、军委复电之前，就一阵风似的赶到包头了。贺龙下令黄新廷和王尚荣两位旅长在城北黄家洼开设联合指挥所，把两股劲拧到一股，统一指挥攻城。

    当下，黄、王二人采取地图作业和现地勘察相结合的办法，把包头城防仔细研究了一遍，发现西门外是唯一开阔地带，东、北两门都紧靠着一条沟，地形较复杂，南门不远处就是黄河，没有回旋余地。再看城内巷战工事相当完备，较坚固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都有士兵扼守。城北一个高地上，还开设了炮兵阵地，火力发挥的条件很不错。所有城内防御工事工夫下得相当深，部署非常精细，像交叉、倒打之类的火力设置，处处可见用心。尤其在攻城要道上，何文鼎大做文章，除设置障碍外，还有一个重要举措：每天派兵泼水结冰。

    这是我国冬季寒潮频发的地区，1月平均最低气温可达零下23摄氏度，比滴水成冰还滴水成冰，所以地面一泼水，到处滑溜溜地站不住脚，人也好马也好，一步一个仰八叉。黄新廷倒抽凉气对王尚荣说：“奶奶的，这哪是打仗，这是耍把戏呀！”

    王尚荣过来得早，对此已领教够了。面对这个情形，他已连续几天苦着脸拿不出办法，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妈的，大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不成！”他说。

    于是，黄、王两人咬紧牙关合计起来。最后的决心是：让独一旅二团和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从西北门攻城；独一旅八团在城东积极动作，把敌人牵制住，等到二团和七一五团攻进城，立刻从东门猛攻。而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则一开始就向电灯公司守敌进攻，一旦得手即扑向南门，发起攻击。显然，主攻是二团和七一五团，但在战术动作上，另外两个方向也做到“佯攻不佯”。这样三足鼎立，互为呼应，迫使国民党守军对哪一点也不敢大意，不得不分兵应战。

    总攻时间定在零点。

    准备工作头天上午就搞扎实了，下午大部队狠狠睡了一觉。黄昏时分，七一五团悄悄运动到离包头西门几百米的白草梁，一直猫到晚10点整，才跟二团一起进入冲击出发阵地。

    天麻丝亮时，二团和七一五团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攻进了城内。经过激烈的巷战，差不多占领了三分之一城区。说是两个团，实际上此刻兵力至多不过四个营。往占领区一撒，空荡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二团团长傅传作急得直跺脚。他抱着机关枪左打右扫，打一阵喊一阵，竭尽全力调整部署。其时，城内一片沸腾，到处是枪声，也弄不清哪儿对哪儿，从团指挥员往下，没有不上阵的，大街小巷，纵横交叉，各自为战，各逞英豪。

    而在另外两个攻城方向上，此刻却已几乎偃旗息鼓：八团攻城战斗一打响，就被敌火阻在东门外城墙下。天一亮，干脆撤出战斗，回到原出发地；七一四团打了大半夜连城外电灯公司守敌阵地也没拿下，更何谈攻城，只好一直跟敌人不冷不热对峙在那里。

    已是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傅传作团长突然听到报告，说他的副团长彭济民牺牲了。不一会儿，又有报告说七一五团二营长廖士明也牺牲了！

    敌人所有巷战工事这会儿都充分利用起来了，火力越来越猛，战士们一步三滑，有的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部队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极为困难。傅传作看到曦光中的街路上，密密麻麻都是尸体，多数是自己熟悉的干部战士，他们倒下时的姿态各异，血迹片片冻结在路面上，寒风掀动烈士们身上单薄的粗布军装……没法再往前攻了，他边下令转入防御，巩固既得阵地；边向黄新廷和王尚荣报告，请求后续部队增援。

    但就在此时，何文鼎集中了十多门山炮和野炮，向西北城门及城楼轰击起来，以火力封锁突破口。与此同时，集中大股兵力从南侧向七一五团阵地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七一五团二、三营指战员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宗旨，喊着口号杀向敌阵，所有幸存的干部战士，个个浑身是血，这样才把敌人的冲击一次次打退。

    尽管黄新廷和王尚荣嗓子都喊冒了烟，援兵自始至终没上去一兵一卒。

    傅传作指挥部队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4点左右，伤亡越来越大，部队早已不分营连建制。屈指可数的勇士们背靠着背，子弹打光了扔手榴弹，手榴弹也没了，就抡枪托、拼刺刀。眼看太阳偏西，联合指挥部老喊“坚持、坚持”！坚持了几个小时，连援兵影子也见不着，部队伤亡实在太惨，弹药也耗尽了，再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他只好下令且战且退，撤出城外。

    好不容易打开的城防突破口，就这样放弃了。一昼夜的流血搏斗，功亏一篑。傅传作满身血污站在东郊外沙尔沁小山坡上，远望晚风中轻烟飘荡的包头城垛，止不住涌出热泪。那泪珠映着夕阳余晖，红得恰似一滴鲜血。

    包头城血花绽放无果而终，贺老总运筹帷幄抱病击鼓

    贺龙亲率主力西进抵达包头，那是半个月后的事了。这期间，部队有10天休整，对新补入的解放战士进行思想教育，战术、技术方面更是下功夫琢磨了一番。

    王尚荣和黄新廷站在贺龙担架面前叹息好半天，都嘀咕着不该打个半拉子仗，对不起老总。

    贺龙强打精神笑着安慰老部下：“蛮好嘛，攻进城，打下几条街，毙伤俘敌1500余人，战果不错！后续梯队跟不上，那也不是你们的问题。不要婆婆妈妈了，打仗嘛……不过，损失还是大呀，”他声音低沉下来，眼光别过去，神情黯然，“死了900多个同志啊，这个数字也了不得！”

    王尚荣叹息一声，解释道：“多半是天亮后牺牲的。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

    贺龙问：“伤员和烈士都安排好了吗？”

    一直不言不语的黄新廷回答说：“该治的治了，该葬的葬了。”

    贺龙要看烈士花名册。他让警卫员把自己扶坐起来，伸出裂开血口的食指，点着花名册上每个烈士的名字，轻声往下念……

    再次攻城的时间预定在11月28日，贺龙把独立第二、第三两旅压了上去，攻城地点选在西门和北门之间，任务落实到十七团和二十七团，两团左右并列，统一指挥，浑然一体。野司指挥所开设在包头东北方向一个叫石拐子的小村庄上。贺龙依然躺在担架上，边吃药、发汗，边运筹帷幄。

    正是夜幕初降，寒风刺骨。何文鼎爬上城门楼子，伸头朝城外一看，并不见贺龙一兵一卒。这使他反倒大为不安。据傅作义通报，贺龙再攻包头的计划时间也就是这几天，怎么见不着一点儿动静呢？他哪里知道，在几个来回的情况报告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对包头攻城行动已相当犹豫。

    是攻还是撤？李井泉期待着贺龙给个指示。离预定计划只有三天了，贺龙恨不能一口咬下块包头的城砖，嚼个粉碎，尝尝它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又是个北风呼啸的长夜，贺龙盘腿坐在炕上，一面大声咳嗽一面大口吸烟。墙外风中隐约有骡马响鼻，部队许多单位都晾在天公底下，风冷夜寒，战士们还有许多人穿着单衣。这可不是儿戏……贺龙心里翻腾不息，不知不觉，远处又传来报晓的鸡声了。终于，他重重地摔下烟斗，说：“傅传作他们只有四个营，不是打进去了吗？牺牲大就大一点儿吧，值得嘛！井泉，我看，我们还是干，攻下包头，实现中央战略意图！”

    李井泉明白贺龙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全局观念特别强，要想让他放弃攻包头，绝非易事。于是，他也只有顺水推舟勇往直前了：“那就将作战计划赶快报聂总和中央军委吧！”李井泉心到手到，立马把野司一班人运作起来。文电交驰一晃又过去几天，所谓“赶快”行动也快不到哪里去，实际攻城的日子还是不得不拖到12月2日。

    后人已充满理性地记载了这场没有结果的进攻，虽然它只延续了两天。两天后的1945年12月4日到14日，参加绥远战役的各路人马便奉命撤出对绥远、包头二城的包围，绥远战役由此宣告结束。收兵锣槌同样还是贺龙敲下去的。

    第二天黄昏前，贺龙让人把自己扶到一个高坎子上。他要亲自观察一下战场形势。望远镜里，城头守敌的火力不紧不慢，但攻城战士仍旧一片一片倒下去……这情景一直像块千斤巨石压在贺龙心头。

    瞬间战栗中，贺龙产生推翻这块巨石的念头。就此罢手？那不等于是半途而废吗？两次攻城加一起，有上千名烈士啊！这么大的代价尚无结果，中央战略意图仍没实现，影响到全局哩！可是，继续攻下去有把握吗？天寒地冻，部队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病员日增，许多干部战士都是带着病上阵啊！再攻下去，被动处境会越来越严重。贺龙眼前浮现出无数冻得红里透紫的脸膛、红里透紫的双手，那些手和脸上到处打着裂口、血肉模糊的战士；那些淳朴如同骆驼草似的期盼与渴求的眼神，他们有的已长眠在这座陌生的城下，有的还正把热腾腾的生命投向血腥硝烟。憨憨的面容一一从贺龙心头闪过，像影子似的，像灯火似的，像繁星似的……贺龙的心怦怦跳着，他要推翻这块巨石，他终于将它推翻了！

    全国解放后，曾对傅作义起义起了重要促进作用的董其武先生，有一次在北京与贺龙相见。董原系傅部第一〇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往事缕缕，扯不断理还乱，两人一聊就聊起绥远战役。

    董其武说：“贺老总啊，你当时指挥得的确高明，很快决定撤退，不攻包头了，那是非常正确的。假如再攻下去，非得吃大亏不可。那时我们部队的工事里面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怎么好攻下来，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很多水，冻得又滑又硬，不好接近。所以你果断地下令撤退，非常英明。”

    贺龙听了，好久没有言语，只是微微笑着。那笑就像一池秋水轻轻泛起的涟漪，慢慢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