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也是如此。过了这个马头上爬满鳗鱼的耶稣受难日，我们同布朗斯基一家到比绍乡下同外祖母和舅公文岑特一起过完复活节。这时，她的受难日才告来临，甚至明媚的五月天气也无力挽回。
有人说是马策拉特又强迫妈妈吃起鱼来，此话不确。复活节过后两个星期，她莫名其妙地自动大吃起来，像中了邪似的，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会发胖，吃的数量之多使马策拉特不得不说：“你可别吃这么多鱼，好像别人强迫你吃似的。”
但是，她早餐吃橄榄油浸的沙丁鱼。两小时以后，如果店里没有顾客，她便大嚼板条箱里装的博恩扎克的西鲱鱼。午餐时，她非要吃加芥末调味汁的煎比目鱼或鳕鱼不可。到了下午，她手里又拿着开罐刀，开肉冻鳗鱼、鲱鱼卷和油炸鲱鱼罐头。晚餐时，如果马策拉特拒绝再煎鱼或熬鱼汤，她就不说话，也不骂人，站起身来，离开饭桌，从店里拿回一块熏鳗鱼。这可叫我们两个倒了胃口，因为她用刀子把鳗鱼皮上和肚子里的肥油刮下来吃。她吃鱼总是用刀的。白天，她一次又一次地呕吐。马策拉特既担忧又无计可施，便问她道：“你是怀孕了还是怎么回事？”
“别胡说八道。”妈妈会这样答复他，假如她还愿意说话的话。一个星期天，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来了。一见端上桌来的是在黄油调味汁里游泳的青鳗鱼和新鲜土豆，她气得拍桌子说：“怎么回事，阿格内斯赋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柏格森则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你倒是说呀！你不该吃鱼，却偏吃鱼，你也不说个究竟，简直像个疯子！”妈妈只是摇头，把土豆推到一边，从黄油调味汁里把鳗鱼捞上来，照吃不误。她埋头大嚼，像是在完成一项费力的任务。扬·布朗斯基一声不吭。有一次，他们两个正在沙发榻上，被我撞见了。他们同往常一样，互握着手，衣服也很凌乱。但是，引我注目的是扬哭得红肿了的眼睛，还有我妈妈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跳起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给我看一个深渊，那是无法填满的，即使用巨量的煎鱼、熬鱼、罐头鱼和熏鱼也是填不满的。
没过几天，我看见她在厨房里不仅大嚼普通的、该死的油浸沙丁鱼，还把她保存下来的许多吃剩的罐头里的橄榄油倒进一个做调味汁的小钵里，放在煤气上煮热后喝下去。这时，站在厨房门口的我吓得把手里的鼓都掉在地上了。就在这天晚上，妈妈被送进了市立医院。救护车未到之前，马策拉特又哭又嚎：“你为什么不要孩子？是谁生的，那无所谓。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要命的马头？我们真不该去呀！忘了它吧，阿格内斯！我可不是故意的呀！”
救护车来了，妈妈被抬上车。街上聚满了孩子和大人，车开走了。事实证明，妈妈既忘不了防浪堤，也忘不了那个马头。她带着对那匹马——管它叫弗里茨还是汉斯呢——的记忆去医院了。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贮存着对耶稣受难节那次远足的痛苦而清晰的记忆，由于惧怕旧地重游，她身上的器官已经同我妈妈统一了意见，要让她死去。
霍拉茨医生说是黄疽病和食鱼中毒。医院里的人断定，妈妈已怀孕三个月，并让她住进单人病房。我们可以去探望她。有四天之久，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由于恶心和痉挛而无人色的脸。有时，她还一边恶心一边向我微笑。尽管她费力地想使前来探望的人高兴一性原理贯彻到底。，正如我今天每逢探望日也要费力地显出一副面孔使朋友们都高兴那样，然而她终究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恶心迫使她一再把渐渐垮下去的身子探到床外，弯下来，可是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了。末了，在那艰苦的死亡过程的第四天，她吐出了那一丝气息——这是每个人最终都要吐掉随后才能去领死亡证书的。
当我妈妈体内再也不会产生恶心来损坏她的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等她被人擦洗于净，换上寿衣，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她那张亲切的、天真中露出几分狡猾的圆脸。护士长给妈妈合上眼皮，因为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哭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不能哭，因为别人都在哭，那两个男的、外祖母、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及快十四岁的斯特凡都在哭。何况妈妈的死并没有使我感到突然。奥斯卡每星期四陪她进旧城，每星期六伴她上圣心教堂，他怎能不觉察到，多年以来，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呢？一方面能使或许是她所憎恨的马策拉特对她的死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又能使扬·布朗斯基，使她的扬在波兰邮局继续干下去，并且永远想着：她是为我而死的，她不愿妨碍我的前程，她为我作出了牺牲。
他们两个，妈妈和扬，不仅有深谋远虑的本领，譬如找了个不受人干扰的幽会地点，而且同样显露了干风流韵事的天赋——只要愿意江西贵溪县），学者称象山先生。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其学，就可以把他们看做罗密欧和朱丽叶，或者看做据传为深海所阻、不能团圆的王子与公主①。妈妈及时地领受了临终圣礼。在神甫的祷告声中，她冷冰冰地躺着，任凭什么也不能再使她动弹了。这时，我有了时间和空闲去观察那些多半信新教的护士。她们合掌的方式同天主教徒不同。我可以说，她们更加信赖自己。她们称“我们的父”时，用的字眼也同天主教原版经文有差异，并且也不像外祖母科尔雅切克、布朗斯基一家和我那样画十字。我的父亲马策拉特——我有时这样称呼他，尽管他仅仅有可能生育了我——他，这个新教徒，在祷告时却与其他新教徒不同。他不是两手十指交叉握紧了放在胸前，而是手指痉挛着放在下面，大约在生殖器附近，把一种宗教换成了另一种宗教，并且显然羞答答地不愿别人看他祈祷。我的外祖母跪在死者床前，在她哥哥文岑特的身边。她旁若无人地大声用卡舒口语做祷告，而文岑特只是嘴唇在动，可能讲的是波兰话，圆睁的眼睛里充满着天神显灵的景象。我真想敲鼓。我毕竟得感激我可怜的妈妈给过我许多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与马策拉特的愿望相反，她答应给我一面铁皮鼓，这是我在摇篮里得到的慈母的许诺。不仅如此，我妈妈的美有时还是我在鼓上敲出的形象的蓝本，尤其是在她还身材苗条、不必去做体操的那段岁月里。我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便在我妈妈去世的房间里，再次在我的铁皮鼓上再现出她灰眼睛的美的理想形象来。护士长立即提出抗议，令我惊奇的是马策拉特竟会站在我这一边，悄声地劝护士长说：“您就让他敲吧，护士小姐，他们就是这样互相爱抚依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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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十五世纪一首德国民歌里的故事。
妈妈可能非常快活。妈妈可能是非常害怕。妈妈可能很快把一切都遗忘。不过妈妈的记忆力很强。妈妈可能把我连同洗澡水一起倒走，但也可能同我坐在一个浴池里。我有时把妈妈丢失了，但是，找到她的人却在同她一道行走。当我唱碎玻璃的时候，妈妈便用油灰去粘。她有时也会失算自然符号论又称“普遍自然符号论”。英国贝克莱的唯心，尽管机会有的是。尽管妈妈不露风声，对于我，她却不守秘密。妈妈害怕过堂风，却经常喜欢说大话。她靠经销手续费生活，却不乐意纳税。她掩掩盖盖，我了若指掌。如果红心是主牌，她打起来准赢。妈妈死时，我的鼓身周围一圈红火舌也极了一点颜色；可是白漆却变得更白，刺目地闪光，有时连奥斯卡也不得不闭上眼睛。
我可怜的妈妈并非如她所愿被安葬在萨斯佩公墓，而是葬在布伦陶一处小而幽静的公墓里。那里还埋葬着她那个一九一七年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的继父、火药厂工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送葬的人数众多，这只能理解为我妈妈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不仅有老主顾，而且有好几家公司的商务代表，甚而至于买卖上的竞争对手，譬如，殖民地产品商魏因赖希以及赫尔塔街上那爿食品店的普罗布斯特太太也来了。布伦陶公墓的礼拜堂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那里散发着鲜花的香气和放过防蛀药的黑衣服的气味。在未加盖的棺材里，我可怜的妈妈脸色蜡黄，形容憔淬。在举行冗长繁复的仪式时，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感觉：她马上要抬起头来了，她还得呕吐，她肚子里还有东西要出来，不只是那个三个月的胎儿，他同我一样不知道应该感谢哪一位父亲，不只是他要出来，并且同奥斯卡一样也要一面鼓，而且还有鱼，不是油浸沙丁鱼，我想说的也不是蝶鱼，而是一小段鳗鱼，若干绿白相间的鳗鱼肉纤维，斯卡格拉克海战地区的鳗鱼，新航道防浪堤的鳗鱼，耶稣受难日的鳗鱼，马头里跳出来的鳗鱼，可能是她父亲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身上钻出来的鳗鱼，他沉没到木筏下面，被鳗鱼吃掉，你的鳗鱼的鳗鱼，因为鳗鱼变成了鳗鱼……
但是她没有恶心。她控制住了。她显然打算把鳗鱼带到地底下去，这样才能最终得到安息。
几个男人抬起棺材盖，正要盖住我可怜的妈妈坚定而难看的脸。安娜·科尔雅切克扑过来抓住他们的胳膊，随后，踩过棺材前的鲜花，扑到她女儿身上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扯她昂贵的、洁白的寿衣，用卡舒贝语大哭大嚷。
后来，许多人都说，她是在咒骂马策拉特，那个可能是我父亲的人，说他害死了她的女儿。据说，也讲到了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桩事。妈妈编造的这个故事，她又接过去常挂在嘴上，让马策拉特一辈子记住他的所谓的罪过以及我的所谓的不幸。尽管马策拉特把任何政治上的考虑置之不顾，简直违背了他自己的意志，一直尊敬她，并且在战争期间供给她白糖、人造蜂蜜、咖啡和煤油，她仍一再怨恨他。
蔬菜商格雷夫和像女人一样尖声哭泣的扬·布朗斯基搀扶我的外祖母离开棺材。那几个男人加上棺盖，终于做出了那副面孔——扛棺材的人屈身蹲到棺材下面准备扛起时，都是这么一副面孔。这个半乡村式的布伦陶公墓有一条榆树林阴道，两侧是两条墓地，有一座小教堂，像幼儿园里纸糊的劳作，有一口井以及一个活跃的鸟的世界。送葬的队伍走在耙干净落叶的公墓林阴道上，马策拉特领头，我跟在他后面，这时我生平第一次爱上了棺材的形状。今后，我还常常有机会溜一眼黑色的、棕色的、用于终极目的的木材。我可怜的妈妈的棺材是黑色的。它一头大，一头慢慢缩小，多么协调啊！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形状能如此巧妙地吻合人的体形吗？
要是床也一头大，一头慢慢小下去，那该有多好！不论我们平时习惯的或者偶尔摆出来的躺卧的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总是上身大并明显地渐渐往脚那头缩小下去吗？不论我们如何伸展肢体，不总是上面大学文明与儒教的关系，西方新思潮与东方古代哲学传统的关，头、肩膀、躯体，然而逐渐缩小到脚，缩小到那个支撑我们全身的狭小基础吗？
马策拉特紧跟在棺材后头走。他手里拿着礼帽，尽管一伸膝盖就感到巨大的疼痛，但仍然吃力地慢步走着。每当我看到他的颈项时，我就为他惋惜：他的杭骨突出，两条抽搐的血管从衣领里钻出来，一直伸到头发根上。
搀着我的手的为什么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而不是格蕾欣·舍夫勒或者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呢？她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三层楼上，她可能没有名字，因为谁见了都叫她特鲁钦斯基大娘。
走在棺材前面的是维恩克圣下和拿香的辅弥撒者。我的目光从马策拉特的颈项溜到抬棺材人皱纹纵横的后脖子上。我必须把心头一种强烈的愿望压抑下去：奥斯卡要坐到棺材上去。他要坐到棺材上面去敲。不是敲铁皮鼓，奥斯卡要用他的鼓棒敲棺材盖。他们扛着棺材摇摇晃晃前进时，他要骑上去。奥斯卡要为那些走在棺材后面、跟着神甫祈祷的人们敲棺材盖。当他们把棺材抬到架在墓穴上方的木板和绳子上去后，奥斯卡仍旧坚持要坐在那口木头棺材上。在布道、敲小钟、焚香、洒圣水的时候，他要在木头上敲出拉丁经文来。当他们用绳子把棺材放下去时颐门下，共为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以“理”为宇宙本，他还要坚持坐在上面。奥斯卡要同妈妈和胎儿一起进入墓穴。当遗族和亲友用手抓上扔进墓穴时，奥斯卡仍旧留在下面。他不想上来，他要坐在棺材缩小的那一头上，敲棺材，如果可能的话，到了地下还继续敲，一直敲到手里的鼓棒腐烂了，鼓棒下的木头也腐烂了，一直敲到妈妈为了我，我为了妈妈，各自为对方腐烂了，把肉交给了土地和土里的栖居者为止；如果可能和允许的话，奥斯卡还愿意用小骨头敲胎儿细细的软骨。
没人坐在棺材上，棺材在布伦陶公墓的榆树和垂柳下独自摇晃着。教堂司事的一群杂色母鸡在坟墓中间啄虫子，它们不劳而获。队伍走到桦树间。我走在马策拉特后面，特鲁钦斯基大娘搀着我的手，我身后是我的外祖母——格雷夫和扬搀扶着她——文岑特挽着黑德维希的胳膊，小玛尔加和斯特凡手挽手走在舍夫勒夫妇前面。还有钟表匠劳布沙德、海兰德老先生以及小号手迈恩，他只是没带小号，也不是醉醺醺的样子。
安葬完毕，人们开始吊唁。这时，我才发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也来了。他穿一身黑，窘困地夹杂在那些人中间，他们正挨个儿同马策拉特、我、我的外祖母以及布朗斯基一家握手，嘟哝着说上那么几句。我起先不懂亚历山大·舍夫勒干吗找马库斯说话。他们不会认识的，恐怕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话。后来，乐师迈恩也插进去同这个玩具店老板谈话。他们站在半人高的树篱后面，那种灌木的绿叶子用手指一搓就会褪色，味道是酸的。这时正好轮到卡特太太带着她那个用手帕捂着嘴在冷笑的、个儿也长得太快了点的女儿，在向马策拉特表示慰问，她还非得抚摩我的脑袋不可。树篱后那几个说话的声音大起来了，不过听不明白。小号手迈恩用食指弹着马库斯的黑上装，逼着他后退，随后抓住他的左胳臂，舍夫勒也动手抓住他的右胳臂。他们两个还得注意那个被拽着的马库斯别让坟墓周围的界石绊倒，并一直把他拉到林阴道上，给他指出出口的方向。马库斯好像感谢了他们给指路，并朝出口走去。他戴上礼帽，不再回顾，而迈恩和那个面包师却还在背后目送他离去。马策拉特和特鲁钦斯基大娘都没有发现我从他们身边溜走，不再接受慰问。奥斯卡装着非去不可的样子，转身从掘墓人和他的助手们身边悄悄走过，随后拔腿就跑，也不顾常春藤拦路，奔到榆树下，在公墓门口赶上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
“小奥斯卡！”马库斯不胜惊讶地说，“你说说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马库斯？我干了什么错事，他们要这副样子对待我？”
我也不知道马库斯干过些什么，便拉住他那汗湿了的手，领他走出公墓的敞开着的铸铁大门。我们两个，我的鼓的保护人和我这个鼓手，也可能就是他的鼓手，我们迎面遇上了舒格尔·莱奥，他同我们一样也相信天堂。
马库斯认识莱奥，因为莱奥是全城的知名人物。我也听人讲过舒格尔·莱奥，当他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在红日当空的一天，世界、天主教的七件圣事、信仰、天堂和地狱、生与死在他头脑里全都倒了个儿。从此以后，莱奥对世界的看法虽然是癫狂的，但却完美无缺，光芒四射。
舒格尔·莱奥的职业，是穿着过分宽大而晃动的服装，戴着白手套，在葬礼之后——只要举行葬礼，他就闻风而至，从来也瞒不过他——等候送葬的人们。马库斯和我都知道，他是由于职业的缘故才站在布伦陶公墓的铸铁大门前，戴着温情脉脉的手套，转动着海水般蓝的眼睛，嘴里一直淌着涎水，对送葬的人们唾沫四溅地大讲废话。
这一天是在五月中旬，阳光明媚。树篱和树林上鸟儿成群。咯咯叫的母鸡通过它们的蛋来象征不朽。空中嗡嗡声。大地新披绿装，清新无尘。舒格尔·莱奥戴着手套，左手拿着破旧的礼帽，右手伸开五指，踏着轻盈的舞步——因为他确实受了神恩——朝马库斯和我迎面而来。虽然没有一丝风，他却仿佛站在风中，身子向我们倾斜，脑袋歪向一边。马库斯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把没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被莱奥戴手套的手握住。这时莱奥流着口水，结结巴巴地说：“多美的日子！现在她已经到了那个样样都便宜的地方。你们见到天主了吗？他刚走过，匆匆忙忙的。阿门。”
我们也说：“阿门！”马库斯不仅附和莱奥关于天气的说法，而且还说他看到了天主。
我们背后的公墓里，送葬人群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马库斯从莱奥的手套里挣脱了手，总算还来得及给他酒钱，像他平素那样地瞥了我一眼，仿佛有人追他似的匆匆向停在布伦陶邮局门口等候的出租汽车走去。
汽车扬起尘土，遮掩了逐渐消失的马库斯。我还在目送他时，特鲁钦斯基大娘已经再度拉住了我的手。他们结成大帮小帮地走来。舒格尔·莱奥对所有的人表示慰问，请送葬的人们注意美好的天气，逢人便问是否见到了天主，照例得到了或多或少的酒钱，或者分文也捞不到。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付钱给抬棺人、掘墓人、教堂司事和维恩克圣下。圣下窘困地叹着气，让舒格尔·莱奥吻他的手，然后用被吻过的手向渐渐四下散去的送葬者打起祝福的手势。
我们，我的外祖母、她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夫妇和两个孩子、没带妻子的格雷夫以及格蕾欣·舍夫勒，坐上两辆普通的运货马车，经过戈尔德克鲁格，穿过森林，越过附近的波兰边界，到比绍采石场去赴葬礼晚餐。
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农舍坐落在一个坑洼儿里。门前几棵白杨树，据说是可以用来避雷电的。他们转动铰链，打开了谷仓的门，让门倒在锯木架上，然后铺上桌布。左邻右舍还来了不少人。做这顿饭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在谷仓门口聚餐。格蕾欣·舍夫勒让我坐在她身上。先是油腻的，接着是甜的，随后又是油腻的，土豆烧酒，啤酒，一只鹅，一头小猪，香肠蛋糕，糖醋南瓜，酸乳脂拌果汁麦糊。傍晚，起了点风，吹进敞开门的谷仓，耗子在里面乱钻乱跑，布朗斯基家的孩子同邻家的孩子们占领了院子。
他们点起煤油灯，在桌上玩施卡特。土豆烧酒还摆在那里。还有自制的鸡蛋利口酒，这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不喝酒的格雷夫唱了几支歌。卡舒贝人也唱了起来。马策拉特第一个发牌，扬第二，砖窑上的领班第三。现在我才注意到，我可怜的妈妈不在了。他们玩牌一直玩到深夜。可是逢到打红心，三个男的谁也赢不了。有一盘打红心五一点，扬·布朗斯基完全莫名其妙地输了。这时，我听见他小声对马策拉特说：“要是阿格内斯打，准赢。”
我从格蕾欣·舍夫勒的膝上滑下来，在外面找到了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坐在一根车辕上。文岑特用波兰语低声对星星说话。外祖母已经哭不出来了，她让我钻进裙子底下。
今天有谁让我钻进裙子底下呢？有谁替我隔住日光和灯光呢？有谁给我闻那种融化着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呢？外祖母把它存放在裙子底下，给我吃，使我发胖，我也就尝到了甜头。
我在四条裙子底下睡着了，离我可怜的妈妈起源的地方近在飓尺。我同她一样安静，虽然不像躺在一口小棺材里的她那样不再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