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也有同样的阻力。英国的一个叫做“选区教育凭单试验之友”的非常有力量的组织，在英格兰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进行了四年的努力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表示赞同，然而教育机构却极力反对。
职业教育者对凭单计划的态度，可以从丹尼斯·吉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此人是肯特郡阿什福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当地教师协会秘书，他说：“我们把这项计划看成是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拿着小纸片（即凭单）来找你，指使你干这干那。我们之所以要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市场上的那种生意经。”
换句话说，吉先生反对让顾客（在这里指家长）决定自己的子女应受什么教育，而想让官僚们来决定。
吉先生说：
“我们通过管理机关向家长负责；通过检查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陛下的检查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内行和专家。”
“我不能肯定家长都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的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学的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干这些事。”
不消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住在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他们的儿子上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竟与官僚们斗争了一年的时间。
莫里斯·沃尔顿说：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当家长的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他们要由教师来告诉怎样做才最有利。他们被告知说，教师们正在从事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如果实行凭单计划的话，我认为它将使教师和家长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为自己的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从办得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得好的学校去。……如果一所学校一无是处，存在着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而且纪律非常松弛，学生无法念书，那它会因此而垮台，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眼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教师把它当作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但同时又用它作紧箍咒套在家长们的头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教学不满意。但教师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麻烦我。这可能是今天某些教师新采取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凭单计划以后），他们的地位颠倒过来了，只有家长们能大声大气地对教师讲话：让他们卖力气干活，让家长的钱花得上算，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事务。”
尽管教育机构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凭单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采纳。我们对教育事业要比对福利事业更乐观，因为教育同我们许多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起消灭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来说，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就我们来看，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的唯一途径是使家长有更大的选择。这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尽管凭单计划一直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
高等教育的症结
同初等和中等教育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双重的：既有质量问题，又有平等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没有强迫入学制而使问题大为改观。法律没有规定某人必须上大学，因此，对有志继续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上哪所大学方面，他们可以进行广泛的选择。广泛的选择减轻了质量问题，但加剧了平等问题。
质量：由于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或其家长的意愿）上一所学院或大学，因此，任何一所大学要想办下去，就得满足学生的最低要求。
这里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在收学费低的官办学校，学生是二等顾客。他们是部分靠纳税者花钱资助的慈善事业的施舍对象。这一特征影响到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
收学费低的事实意味着，市立和州立的高等学校除了吸引许多想接受教育的、用功的学生外，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女青年，他们来这里是因为学费低，有住宿和伙食补贴，能同其他年青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毕业但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时的一段令人愉快的歇息期。上课、考试和取得毕业分数并不是他们来上学的主要理由，而是他们为获得其他好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退学率很高。例如，在国内公认的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洛杉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中，被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完成整个大学的学业，而这在官办大学中，毕业的比率还算是高的呢。当然，有些学生退学后又转上了其他学校，但这只对退学总人数产生很小的影响。
另一结果是，课堂上的气氛往往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能激发学习的热情。当然，各学校的情况并非千篇一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和教师。各个学校内用功的学生和尽职的教师总可以想办法凑到一起，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同上述情况一样，这只能对所浪费的时间和税款起很小的补偿作用。
在市立和州立大学中，不仅有勤奋的学生，而且有优秀的教师。但是，在有名望的官办学校中，对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酬劳办法是不利于那里的教学的。教师们靠研究和出版成果来提升，管理人员靠从州立法机关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拨款来擢升。结果，甚至最有名的州立大学，如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威斯康星大学或密执安大学并不以其教学质量闻名。它们是以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科研工作和体育运动队而出名的，这才是给它们带来好处的地方。
私立大学的情况颇不相同。这些学校的学生需要付很高的学费，即使学费支付不了大部分教育费，也可以支付相当一部分教育费。所交学费来自家长、学生自己挣的钱、政府贷款以及奖学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学生成了一等顾客；他们为得到的教育而付钱，因而他们想要得到与他们所付的钱价值相等的教育。
学校出售教育，学生购买它。同在大多数自由市场上的情形一样，买卖双方都受到强烈刺激来为对方服务。如果某一大学不能提供学生所指望的那种教育，他们就会上别的大学。学生想得到他们所付学费的全部价值。正如一位在颇负盛名的私立大学达特默思学院上学的学生所说：“当你想到修一门课程要花三十五美元，而又考虑到用这三十五美元能干其他事情时，你肯定会专心致志地听课。”
一个结果是，上私立大学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大大多于公立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达特默思学院的毕业率为95％，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率仅为50％。达特默思学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学中可能是较高的，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比率在官办大学中也是较高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来谈论私立院校是过于简单了。除教育外，它们还出售另外两种产品：纪念物和研究工作。个人和基金会捐赠了私立院校的大部分建筑和教学设备，资助了教授职位和奖学金。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捐赠、联邦政府的特别拨款或其他来源。捐赠者出钱，是因为他们想促进某件他们认为值得促进的事情；另外，以个人命名的建筑、教授职位、奖学金也可以纪念某位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称为纪念物的原因。
出售教育和出售纪念物能够结合在一起，说明自愿合作具有被人们大大低估了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自私自利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亨利·Ｍ·莱文在谈到高等教育的筹资问题时写到：“人们怀疑：这个市场是否会资助古典文学系或其他许多人文学科方面的教学计划。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可以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而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知识的发展将广泛地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使这些活动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是靠直接的社会补贴。”这里的所谓补贴指的是政府拨款。①莱文先生显然是搞错了。广义上的市场，一直维持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只为捐赠人的眼前私利服务，才使得它们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某太太想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荣誉，那么，她或别人是否会认为只委让某一大型工业企业（这可能是这位先生的真正纪念物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用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厂就行了呢？他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如果这位太太出资帮助。一所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真正被认为是对其丈夫的赞颂。它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
①亨利·M．莱文：《高等教育凭单计划种种》，第72－7号不定期文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72年7月，第16页。
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加制造教学、纪念物和研究工作的合资企业。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雇工。他们靠促进纪念物和研究成果的出售，为教学基金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他们的一部分教育。这是说明自愿合作的途径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另一个例子。
许多名义上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是一种混合体。它们收学费，从而把教学卖给学生。它们接受盖建筑物的捐赠，从而出售纪念物。它们同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签订研究合同。很多州立大学得到大量的私人捐赠，如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些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的印象是：一般来说，市场的作用越大，学校的教学也就搞得越好。
平等。使用税款来资助高等教育的理由通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莱文先生在上面提出来的：高等教育除了给学生本身带来好处外，还产生“社会福利”。第二个理由是说，为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需要政府的资助。
（１）社会福利。当初我们第一次论述高等教育时，我们对第一种理由是抱有极大同情的。现在则不然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力图引导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搞清楚他们所说的“社会福利”到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很差劲儿的经济学概念。我们被告诉说，国家可以因为拥有更多的掌握高超技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而得到好处；为得到这种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更多的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条可以成为补贴高等教育的正当理由。这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有形资本（即机器、厂房等），但是，没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用税款来补贴通用汽车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的资本投资。如果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收入的提高获得由此而产生的好处，因而个人的私利刺激人们去接受高等教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无形的手会使人们的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做法本身违背了社会利益。那些只愿意上有补助的学校的多余的学生，恰恰是那些认为得到的好处低于所付的学费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愿意自己付学费了。
偶尔得到的回答是很好的经济学概念，但它们所依据的常常是武断的假设而不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最近的一个例子见于由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高等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在最后的一份题为《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谁应该出钱？》的报告中，该委员会对所谓的“社会福利”作了总结。该报告中包括上面一段讨论过的不恰当的经济论据——也就是说，它把受教育的人得到的自然增长的福利，当成是第三者得到的福利。但是，它也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好处。如果这些好处确实存在的话，它们将增加那些并非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福利，由此而可能证明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是有道理的。它列举的好处有：“知识的总进步……；民主社会的更大的政治效能……；由个人和集团之间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更大的社会效能；对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保护和发展。”①
①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7谁应该出钱？》（麦格劳-希尔公司，1973年6月）第2－3页。
卡内基委员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对可能产生的“高等教育的不良后果“在口头上谈了谈，尽管所列举的例子只是“由当前多余的博士学位（这不是社会，而是个人造成的）所引起的个人的失败情绪和在过去由于校园里爆发的混乱而引起的公众的不悦。”①读者应注意，他们列举的好处和“消极后果”，经过多么仔细的选择，带有多么深的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大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和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根源。而在美国，“公众的不悦”几乎算不上是“校园混乱”所带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消极后果。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对大学的管理、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以及对“通过……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这些都是该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的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②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很费钱的专门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粗略地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①见第184页注②，第4页。
②同上，第4页。
该委员会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计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和政府开支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建议增加早已是非常庞大了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特殊要求。卡内基委员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领导。在包括科尔在内的由十八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有九人现在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高等学府的校长，另外五名成员任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部门。剩下的四人曾在大学的董事会或评议会里干过事。当工商业者高举着自由企业的旗帜，呼吁得到关税、定额或其他方面的优惠向华盛顿进军时，学术界会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种特殊要求，从而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一个钢铁工业委员会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十四名来自钢铁工业，而它建议增加政府给予钢铁工业的补贴，学术界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至今还未听到学术界对卡内基委员会的建议发表过任何意见。
（２）教育机会的均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是通常为使用税款资助高等教育辩护的主要理由。用卡内基委员会的话来说，“为了使教育机会尽可能地均等，我们赞成让公众暂时为教育多掏一些钱。”①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话来说，“高等教育是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它越来越为出身贫寒的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所拥护。”②
①见第185页注①，第15页。
②卡内基促进教学质量基金会：《不只是生存；不稳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展望》（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1975年），第7页。
这一目标是可嘉的，事实的叙述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了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卡内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的一组简单统计数字说明了问题：1971年入私立大学的学生中，20％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17％来自收入在五千——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25％来自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家庭。换句话说，私立大学为来自家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青年男女提供了比官办大学更多的机会。①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来自中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青年上学的人数为来自低收入家庭青年的二倍或三倍，而且，他们往往上收费较高、学制较长的大学（他们通常上四年制的专科或本科学校，而不上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结果，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受益最多。②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76页。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美国1971年国情普查报告P－20，第241号，第40页，表140我们在计算肘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
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除开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人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为25%。
②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1971年在校的十八至三十四岁之间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家庭，虽然在这一年龄组，来自这些高收入家庭的人只占40%。
以上数字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它们计入了同配偶生在一起的已婚学生。在公立院校学生中，只有9%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有18%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将近65%的未婚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只有50%多一点的人属于这些家庭。
顺便提一下，关于本注释和前一个注释，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卡内基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列举数字时，甚至没有说明它把已婚的和未婚的学生无区别地混在了一起，而这样做显然使结果偏低，未能充分说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实际上是使收入从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好的人。
这里有两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份是关干加利福尼亚州的，它们说明了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从面向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的程度。
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把四个收入阶层中的每个阶层在1967－1968年度中从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与他们以纳税形式所花的钱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得到了净收益，这个阶层得到的好处比他们付的钱多60％。最下面的两个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40％；中等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20％以上。①
1964年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令人吃惊的重要结论，不过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它所比较的是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和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得到了相当于他们平均收入1.5－6.6％的纯收益，得好处最多的是那些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而且平均收入最高的家庭。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平均收入最低，而且还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8．2％资助高等教育。②
①道格拉斯.M.温德姆曾两次估算了四个收入等级在1967－1968年从公共高等教育中得到的好处和由此遭受的损失。按他的估算，收入转移的程度较小，其估算结果如下：
年收入 总收益 总代价 净失（－）净得（＋）
（美元） （美元）（美元） （美元）
0－3,00010,419,600 14,259,360-3，839,760
3,000－5,00020,29632028,979,110-8,682,790
5,000-10,00070,395,980 82,518,780-12,122, 800
10,000以上 64,278,490 39,603,440＋24,675,050
道格拉斯·M．温德姆：《教育、平等和收人再分配》（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教：希思·列克星教公司，1920年），第43页。
②．李·汉森和勃尔登·A．魏斯布罗德：《得益、代价和公共高等教育经费》（芝加哥：马尔科姆出版公司，1969年），第76页，表中第五行的数字是我们计算的。注意：第三行有关赋税的数字，与佛罗里达州的数字不一样，包括所有赋税，而不只是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赋税。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等阶层’……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①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规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没有孩子在有孩子在
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
州受公共高州受公共高
等教育的家庭等教育的家庭
所有家庭 全部初级大学 州立学院 加州大学
1. 平均家庭收入 80007900 9500 8800 10000 12000
2. 平均每年高等教育补助- 0880 720 1,4001,700
3. 平均州和地赋税总额620 650 740 680 770 910
4. 净转移（第2行-第3行）－650＋140 ＋40＋630＋790
5. 净转移占平均收入的百分比 -8.2％ +1.5％ +0.5％ +6.3％ +6.6％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7页。
高等教育：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经管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虽然确实应该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但目前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将附带论述一项代替政府出资的、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方案——高等教育凭单计划。
代替政府出资的办法。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有些人干得很好，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最终只能挣得有限的收入，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教育上花钱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新建立的小企业进行投资。资助这种企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提供固定数额的贷款，而是对其股本进行投资，即“买进”某企业的股票，将来按股分红。对于教育来说，就是“买进”某人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一规定部分还给投资人，投资人就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采用这种方法，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按这种方式签定个人合同虽然在法律上似乎没有障碍，但这种方法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我们猜测，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的期限很长，实施起来费用高，困难多。
二十五年前（1955年），我们提出过一项计划，建议通过某一政府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所谓“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该机构可以向任何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或帮助他们筹集上学所用的资金。它将在规定的年限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条件是所提供的资金必须用于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反过来，个人将同意从他未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偿还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偿还给政府的钱可以很容易地与所交纳的所得税结合在一起，因而额外牵涉到的行政管理费是非常少的。偿债基额应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平均收入相等；每年应偿还的数额要加以仔细的计算，以使整个方案能自给自足。这样，实际上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投资金额就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了。①
①最初发表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重印时稍作修改。引文摘自该书第105页。
最近（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做“教育机会银行”。该小组是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组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Ｒ·扎卡赖亚斯教授。它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和为使其能够自足自助所需要的费用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③该计划遭到了“州立普通大学及农业大学联合会”的猛烈攻击，想必本书读者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的谬说”①的一个极好例证。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十三条建议，其中第十三条提议建立一所“全国学生信贷银行”。该银行将提供长期贷款，偿还条件将部分地取决于届时的收入情况。该委员会说：“……我们认为，全国学生信贷银行不同于教育机会银行，它为学生提供补助金，而不是全部教育费用。”②
①研究小组提交给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教育机会银行》（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8月）。支持该报告观点的材料有K．谢尔、F．M．费希尔、D．K．弗利、A.F.弗里德兰德（与J．贝尔、S.费希尔、K．莫森逊协作）的《教育机会银行：关于高等教育应急偿还贷款计划的经济分析》一文，载《国民税务杂志》，1958年3月，第2－45页；还有扎卡赖亚斯研究小组未发表的文件。
②该协会的声明见全国州立大学和州立农学院协会的《会议录，1967年11月12－15日》，第67-68页。斯密的引语见《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8页，斯密指的是寻求政府保护免受外国货竞争的商人。
③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21页。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高等教育凭单计划。在用税款补贴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就是前面谈到的在中小学采用的凭单计划。
让所有官办学校根据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全部费用来收学费，从而在平等的条件下与非官办学校竞争。用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的人数除以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全部税款，所得的数目便是每一张凭单的金额。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教育机构使用凭单，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需要补贴的学校。如果申请得到凭单的学生人数超过现有凭单的数目，就以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来分配凭单，如根据考试测验的成绩、体育才能、家庭收入或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标准来分配。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大致上与美国军人法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的做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军人法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所有退伍军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的：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作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决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凭单计划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①
①引自《资本主义与自由》，第99—100页。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结论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