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五月十七日，是个晴朗的日子。天还没大亮，白先生就和他的助手比尔·胡缚理背着药箱，借着朦胧的晨曦，悄然走出了教堂的大门。
初夏的凌晨很安静，十天前，在这座城市的北门桥边，一个叫舒狗儿的中年人被凌迟处死。白斯德望清楚，这舒狗儿大号“舒光富”，是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有名的义军首领。
远远的六广门城墙边，蹲着一个小贩，他没像大白天那样“热碗耳糕，热碗耳糕……”地吆喝。因为，街上除了几个巡逻兵，行人屈指可数。
在威清门，抚标贵阳营的两个士兵刚刚接哨，他们一边开城门，一边打着呵欠，问白先生去哪里。白先生脸上微笑着，拍拍药箱。
两个兵转过头，继续打他们的呵欠。
前段时间，白先生因为生病，已有近半年时间未出门了。
平时白先生出门，身后总会跟着一大帮好奇者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有时即便是走路，他也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弄得他步子都迈不开。这也难怪，咸丰年间，像白先生那样的人，贵阳城里不多见。白先生不姓白，他是法兰西人。
法兰西与大清国是有所不同的，例如纪年方式，大清国用的是天干地支和皇帝的年号，他们法兰西则采用“公元”——即白先生所说的“主历”纪年。白先生说，咸丰五年是“主历1855年”。
白先生来贵州很快就熟悉了中国的礼节，他学着贵阳绅士的样子，逢人就打拱作揖，认识不认识的都赔着笑脸说“幸会”。不过，他的中国话还不很流利。
他一边打拱作揖，一边费劲地弯着喉咙管学说中国话：“我——皮埃尔·白斯德望，法兰西人。鄙人，前来大清国，是向贵国的高僧大德取经……”这段话阴阳怪气的，人们竖起耳朵，听了好一阵才把语义弄明白。皮、埃、尔、白、斯、德、望！嗨呷——他们法兰西人，光姓氏就叽哩咕噜一长串，哪有大清国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好记！那名字一长，喊叫起来就拗口。
最先，有人叫他老皮，这种喊法有点“那个”，听着总好像在骂人家；后来又有些人叫他老白，这种喊法呢……也有点“那个”。贵阳方言里，“伯”、“白”同音。这厮是个凸眉凹眼的洋和尚，并且才四十出头，年龄与其相当的人，凭什么喊他“老伯”？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他“白先生”。
白先生出门，左面的夹肢窝里总是夹着一本书。开始，有人猜测说，那本书的名字，肯定叫枟圣经枠。哪知，猜错了！白先生夹肢窝里夹的书，叫枟神州论枠。任何一个人，倘若你对这枟神州论枠感兴趣，白先生马上就会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吃力地把书里面的内容，耐心地念给你听——中国——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为了瓷器而去中国，好像我们自己没有瓷器；我们为了纺织品而去中国，好像我们缺乏纺织品；我们为了一点草药汤而去中国，好像我们的土地里不生长药草……
四千年前，当我们还没有文字时，中国人就知道了所有我们现在才开始吹嘘的、有用的东西……
白先生说，枟神州论枠的作者也是法兰西人，叫“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又名“伏尔泰”。他就是读了这本枟神州论枠后了解中国、爱上中国的，因为这种爱，白先生辞别家人，不远万里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大清国。
白先生个子很高。据巡抚衙门的钱谷师爷张茂萱目测，白斯德望的个头至少也有七尺五。但凡古书上的英雄豪杰都是“身高八尺”、“虎背熊腰”。白先生正好是那种体型。因为其身高腿长，平日走路，他常常在无意间显露出一种从容不迫、飘飘悠悠的韵味，只有到了“老祖祖”跟前，才暴露出一个外乡人的忐忑、局促。他那战战兢兢的神态，似乎总在担心祸事像树叶一样会落到自己头上来！
“老祖祖”是一棵皂角树。一棵歪颈子的，被披红挂彩、香烟缭绕的古树。
那棵皂角树，生长在北门外已有四百六十多年了，它是明朝洪武年间，“征南大将军”傅有德驻扎贵阳时种下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许多遗迹，已被岁月的尘埃湮没，只有傅大将军种的皂角树，还霸气十足地矗立在化龙桥边。
北门一带，人们闲得无聊的时候，都喜欢不露声色地等候在化龙桥边，看“老祖祖”怎么出法兰西人白斯德望的“洋相”。白先生每次从“老祖祖”跟前走过时，都要吃力地佝偻着身子，右手在头上摇摇晃晃地比画。看起来就像是他在和什么人打招呼。对面没人，他也要这么比画。很逗人发笑。虽然，大家都清楚，白先生是在躲避皂角树上那些带小刺的枝条。
白斯德望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来贵州的。
至咸丰五年为止，白先生在贵阳“猫猫巷”居住了整整八年。
这八年中，白先生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是将早年清廷禁教时被杀的教徒郝开枝的故宅改建成了贵阳天主堂；二是办起了育婴堂；三是修起了富丽堂皇的“主教府”；四是建起了修道院，专门为贵州的天主教培养神职人员。后面三件事，白先生办得都很顺利，主要原因在于白先生与贵州巡抚蒋霨远的结识。
那是咸丰元年（1851年）的事情。
那个冬天，有一个包袱在广东街东侧的巷口摆放了三天，居然没人去捡。
那包袱里裹着一个弃婴。这样的情形，人们已司空见惯。
六广门那面吹来的北风，像打伤的野兽一样时高时低地呜咽着，退往大十字方向。风里夹杂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如此地委屈、恐惶，像落水的羊羔那样柔弱无助。
第三天下午，白先生闻讯后，忙带着一个仆人赶到巷口。这时，那个婴儿已经不哭了。
白主教轻轻蹲下去，将那个奄奄一息的小生命抱了起来，用左臂托住婴儿的头，右手托住婴儿的下半身，让他仰躺在自己的臂腕间……这个可怜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不让他冻着，只是在他身上包上了几件大人的破旧衣服。那些旧衣服，早已被尿液浸得像冰冷的铁片。白主教把小指头放在他嘴边，那个虚弱的小生命却被一种本能激醒了，拼命想衔住白主教的指头儿；白主教把手拿开后，他的嘴仍在那里咂巴、探寻……
白主教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他知道：这个孩子，有救！他赶紧将那些布片重新包好，准备把这奄奄一息的小生命抱回教堂去。
“车（转）过去！车过去！”突然，不远处传来几声严厉的吆喝声。一个手持长鞭的衙役骑在高头大马上，挥动着长鞭抽打路人。
白主教慌慌张张地抱紧了孩子，准备往南走。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响鞭。“啪！”仆人的脸上挨了一鞭子，仆人不敢吭声，只是捂着脸背对着大路，规规矩矩地站着。
“洋和尚，还不车过去！”那个手持长鞭的衙役骑在马上，毫不客气地俯视着东张西望的白斯德望。他连忙背对大路，学着仆人的样子一动不动地伫立着，紧紧抱着那个濒死的孩子，小心翼翼地用体温保护着他，虔诚得就像呵护自己的命运。
凭经验，白主教估计有什么官员要打这里路过，但是，他不敢扭头去看，他既怕自己挨打、又担心那长鞭误伤了怀里的孩子。“主啊！宽恕他们吧！宽恕那些无知的人们……”他祈祷着，希望官员走快些，最好眨眼间就过去。
这是一支非常气派的仪仗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四排马兵，高头大马一律是枣红色，每匹马的前蹄都是齐进齐出，显得训练有素，骑在上面的马兵器宇轩昂；马兵走过不久，又走来打旗幡的步兵，共有五排，每排四个人，各种颜色的旗幡上面，分别写有“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正二品贵州巡抚”等字样。
接下来，依次是五排扛火铳的步兵和五排提梭标的步兵；步兵后面，是两架八乘官轿，前面坐的是新任贵州巡抚蒋霨远，后面的轿子里坐着贵州离任巡抚吕佺孙。
轿子里，蒋霨远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山城的街景。
蒋霨远，字羽瑶，汉军镶蓝旗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蒋霨远中进士，旋即在朝廷以户部郎中补官。蒋霨远的父亲蒋攸铦，是深受嘉庆皇帝倚重的名宦、权臣，其历署内阁中书、陕西巡抚和两广、两江总督，晚年充军机大臣，管理刑部。蒋霨远兄弟二人，他是长子。由于从小生活在养尊处优的官宦之家，再加上本人是学子出身，蒋霨远历来注重仪表，随时随地他都冠戴华丽、衣着整洁。
在待人接物方面，蒋霨远举止文秀态度和蔼，很有亲和力。
在京城任职十余载，于咸丰元年八月，蒋霨远奉诏署河南巡抚，同年十月初八日该授贵州巡抚实职。
此时，蒋霨远浑身上下那簇新的花翎顶戴，虽说在大街上有些扎眼，却反倒使他显得不严自威。
突然，街东面的巷口边，一个奇怪的背影映入了眼帘：身躯伟岸的传教士，在雪地里恭敬地伫立着。但是，他怎么抱了个小孩呢？
诧异不已的蒋霨远来了兴趣，他下令住轿。
白斯德望被亲兵传了过来，他抱着孩子，走向官轿，在五尺远的地方，他停住，弯下高高的身子，以中国礼节稳稳地向巡抚大人鞠了一个躬。
白主教的年龄和蒋霨远差不多，均在五十开外，他们的鬓角都夹杂着些白头发。蒋霨远欠着身子，问：“你抱个孩子干啥哩？”
“回大人：这是我刚才捡到的。”白主教用标准的贵阳口音、简洁地回答道。
蒋霨远在北方时，和不少传教士打过交道，还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了朋友。
“请问神父先生，你仙乡何处呀？来这儿几年了？”蒋霨远操着那纯正的北方口音，很友善地问。
根据旗幡和衣冠上的标志，白主教已辨认出了面前这个官员的品秩。他不卑不亢地说：“回巡抚大人的话——我是法兰西人，到贵州快三年了。”说到这里，白主教字斟句酌地反问蒋霨远，“巡抚大人，这个孩子，他被扔在这里，请问：我能以主的名义，去拯救他的生命吗？”
蒋霨远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怎么不能。你们没建育婴堂么？”白主教说：“我们目前只办了一所医院，还没来得及建育婴堂。”
“那好，你去办不就行了。”蒋霨远说完，扬起右手朝白主教挥了挥以示告别。
白主教连忙又向巡抚大人鞠躬致意。官轿重新启动后，白主教忙抱着小孩，回到了北门外“猫猫巷”（今和平路）的天主堂。
蒋巡抚停轿召见白斯德望一事，本来很平常，但在老百姓眼中就显得非同小可，这事没几天就传遍了贵阳，并且变成了动人的故事：巡抚大人和白主教是老朋友，巡抚大人赴任之日，与白主教在贵阳街头意外重逢，巡抚大人对白主教悬壶济世的行为大加赞许，立即拨款叫白主教办育婴堂，并将那座小型教堂扩建成主教府。
这是一个版本。
传闻的另一个版本是——巡抚大人不但与白主教是老朋友，而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
上任之日他与白主教意外重逢，急忙向白主教了解贵州的天主教情况，听说老朋友无钱建主教府，巡抚大人立即拨出专款，让他把主教府建起来，并告诫他一定要垂怜百姓，关注民生，以体现和弘扬天主教“劝善为本”的教义。
传闻归传闻，谁也说不清这两个版本有多少水分。不过，后面的事情，在贵阳却是有目共睹：首先，巡抚大人上任三个月后，白主教办起了育婴堂。其次，天主堂旁边，建起了富丽堂皇的“主教府”。
以前，在贵阳城里，任何级别的官员碰到白斯德望，都要无中生有找些名目，随意将其拦截、盘查、呵斥；若是哪里发生了杀人放火、绑票撕票之类的重大案件，府、县官员就以“搜捕罪犯”为名，带着兵丁，把教堂的厕所、钟楼、经堂、灶房、卧室……几乎每一个旮旯角落都翻个底朝天。
蒋霨远就任贵州巡抚后，认为这种做法实在欠妥，在外人面前损害了大清国的“天朝”形象。为此，蒋霨远要求下属：“勿得以荒谬而顾此失彼；勿得因莽撞贻笑‘洋夷’！”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士兵乱闯天主堂的事情。
1851年12月24日（咸丰元年冬月初三日），洋人的“生蛋（圣诞）节”这一天，数百名教徒云集“猫猫巷”天主堂，隆重举行主教府的落成典礼。庆祝仪式上，白斯德望主教祝圣中国教徒骆文灿（圣名多默）成为贵州的第一位中国籍神父。这个时候，贵州的天主教教徒，已增加到了二千二百人，而六年前，白主教刚来贵州时，全省仅有教徒一千二百人。
白主教在贵州的情况，通过广州的神父，源源不断地反馈到罗马教廷。教皇及法国政府对他的传教业绩非常满意。“巴黎外方传教会”相继派出同显、尼迈、梅西满、本多鲁等四名传教士，来贵州协助白斯德望。
接着，公历1854年（咸丰四年），白主教在省城东北的六冲关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专门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
伴随着每件事情的发生，不时流传着小道消息：巡抚大人本来准备莅临“猫猫巷”，参加主教府的落成典礼，但临时偶感风寒，身体欠安，就委托幕僚张茂萱与贵阳知府何冠英前往祝贺；白主教在六冲关购买土地时，贵筑县令邹开贵故意刁难他，想占教堂的便宜，白主教笑眯眯地向邹开贵呈上一份巡抚大人的手谕，邹知县看完手谕，脸都吓白了……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