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形嗜血动物:巨奸魏忠贤来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亚平 本章:第十一章 人形嗜血动物:巨奸魏忠贤来了

    公元1620年,是为万历四十八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驾崩。八月初一,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一个月后,九月初一,“一月天子”朱常洛病死,发生明末著名四大疑案的第三案——“红丸案”。九月初五,发生明末著名四大疑案的第四案——“移宫案”。九月初六,皇长子朱由校即位,为天启皇帝,史称明熹宗,是明朝的第十五位皇帝,时年十六岁。

    天启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心灵手巧的皇帝,精通泥、瓦、木、漆、雕工,他自己盖房子、做家具、制玩具,据说其作品精美绝伦,巧夺天工。同时,他又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盲皇帝,对治理国家一窍不通全无兴趣,于是,在位六年多一点时间,培养出了一位古今罕见的巨奸——大太监魏忠贤,使天启一朝成为相当恐怖的黑暗时代。

    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天资并不差,如果正常地上学读书,应该不至于太糟。可惜,他连一天书都没有正经读过。

    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是万历皇帝与一位低级宫女生的长子。四年后,皇帝与他终生宠爱的郑贵妃又生下次子朱常洵。因此,朱常洛遭受了父亲的长期冷落。围绕他能否立为太子,万历皇帝与群臣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对抗,形成对大明晚期影响巨大且深远的“国本之争”。大明后期著名的四大疑案,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全部与此密切相关。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经十九岁,才被立为太子。但此后始终没有摆脱可能被废黜的恐惧。朱由校也跟着父亲一道,在不受人待见中长大。

    按照明王朝的制度,皇子皇孙出生后,命名、册封、读书、婚姻均由皇帝决定。朱由校作为皇长孙,除了名字之外,其他全部被搁置一旁。即使父亲被立为皇太子后,他也没有按照常规被立为皇太孙。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而且,万历皇帝没有给他册封任何名号不算,还不允许他上学读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这位亲祖父临死前一天,才在遗嘱中吩咐,皇长孙以尽早上学读书为宜。此时,朱由校已经十六岁。距离他当上皇帝,只有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了。

    朱常洛当上皇帝后,郑贵妃不知是想讨好他,还是别有用心,给他送来了八位绝色美女。据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仅仅坐上皇位八天,皇帝就开始生病。

    据时人记载,这位并不缺少妃嫔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和他的祖父隆庆皇帝一样,在极度郁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时面临着被亲生父亲废黜或者抛弃的厄运,因此,循规蹈矩,特别谨小慎微。

    如今,自己终于做了皇帝,朱常洛也与祖父一样,宛如色中饿鬼,不顾病体支离,每天晚上都要与数位美女交欢。不久,病情加重,在吃下一粒可能具有某种滋补壮阳作用的红药丸后,感觉良好。于是加大剂量又吃一粒,结果第二天一早就死掉了。这就是红丸案的大致经过。

    朱常洛从当上皇帝到死去,正好一个月时间,由此被称为“一月天子”。他的性情也颇有乃祖风范,据说,在仅仅一个月时间里,已经做了几件为人称道的好事,显示出了明代皇帝中少见的通情达理、仁慈宽厚的好脾气。

    朱常洛死后,侍奉他的宠妃李选侍不肯搬出乾清宫,并将应该继承皇位的皇长子朱由校扣留在手上,希望以此自重,能够册封自己为皇后,因此与群臣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在大太监王安的支持下,迫使李选侍迁移出乾清宫,夺回朱由校,将这位大明历史上第一位既不识字,又没有任何名分的皇长子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所谓移宫案的大致过程。

    从现有资料上看,朱由校当上皇帝之前的历史记载很是简略,这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推测,去想象一个不需要读书、备受冷落的男孩子如何成长到十六岁。好在这些并不重要,有上面这些说明和下面将要看到的一切,也就足够了。重要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到皇帝的位置上之后,很多资料可以告诉我们,在大明晚期,一位不识字的皇帝是如何治理自己国家的。

    明朝晚期,皇帝处理国家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奏疏与公文来进行。标准的程序,我们在前面关于“票拟”与“批红”、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中,已经大体可以知道。其浩大的工作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显然,这项工作,对于任何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从上述工作流程中,我们也早就已经发现,一旦皇帝厌倦了或者没有能力处理这项工作的话,司礼监的太监们就变成了事实上的皇帝。

    不幸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恰好既厌倦又没有能力面对这些工作。

    做了皇帝以后,朱由校曾经很高兴地接受大臣们的建议,相当郑重地开始读书学习,聆听他们为自己讲解圣贤们的四书五经。只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小伙子,从识字开始研读那些艰涩的教义,都稍嫌晚了一些。何况,此时的朱由校已经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才能和兴趣。在那个领域里,皇帝心醉神迷,游刃有余,不学自通,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与才华。

    我们找不到天启皇帝曾经师从什么人学习过这门技艺的任何资料。皇帝成长的青少年时节,正值皇宫里几大建筑屡遭大火焚毁、从而不停地大兴土木的时期。很有可能是在目睹能工巧匠们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中,百无聊赖的少年无师自通,心智大开。从此,他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这种富有创造乐趣的劳动。

    据说,当时流行一种水面木偶傀儡戏,各种木偶的表演动作基本由人力控制。朱由校对此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亲手制作的木偶,不但雕刻漆画栩栩如生,而且将人工控制改成了机械化的自动控制。启动开关后,木偶可以游移转动,打斗翻跌,使傀儡戏一下子变得情趣盎然。

    朱由校还做过一项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发明——

    盛夏酷暑时节,他亲自动手,将皇宫中那些防火用的硕大铜水缸——今天,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的各大宫殿旁边,还能看到那些巨大的铜水缸——改造成了水景喷泉。他将大铜缸穿凿成孔,装上他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的器械,再盛满水,按动开关后,水势逆飞,或泻如瀑布,或散若飞雪,最后亭亭直立,宛如玉柱。此时,安放在缸底的鎏金木球忽然涌上玉柱顶部,上下盘旋,久久不落。据说,每次开动,都会引来大批宫中人等,一时间欢声雷动。要知道,那时可是没有电,没有发动机,没有水泵,也没有什么水压、液压、油压机械与装置的。可惜,此项发明已经失传,否则,我们可以想见今天该项发明会为国家创造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

    有一次,天启皇帝命令几个小太监,把自己亲自雕制的工艺玩意儿,拿到今天我们熟知的北京前门大街上的珠市口市场上去卖。他规定,开价千金,不许讨价还价,爱买不买。结果,据说是很快便被人抢购一空。千金,可不是个便宜价钱,怎么折算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十万元人民币以上了。可见其制作之精良。

    从历史记载上看,朱由校精通泥、瓦、木、漆、雕刻等工种,锛、凿、斧、锯、刨、刀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自己设计,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家具,自己雕镂制作各种玩具和摆设,均精巧绝伦,而且每每具有出人意表的新鲜创意。就是说,很有可能式样、做工、性能、品位均与众不同,且不流凡俗。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这恐怕的确需要很高的天分和热爱才行。

    据说,从事上述工作时,皇帝极为投入,每次都光着膀子,经常废寝忘食。或许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跌份儿,不好意思,因此,除身边的极少几个人外,严令禁止其他人看到。于是,魏忠贤就每每在这种时候,拿着大臣们的重要奏疏报告去向他请示工作。最开始,皇帝还会听一听怎么回事,到后来,经常的回答是:“我知道了,你们用心去好好办吧。”倘若在兴头上,则会亲昵地骂道:“这点小事还来烦我,我要你干什么?”魏忠贤通常的反应则是检讨自己的愚蠢与无能。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既能谦卑地承认自己没有出息,又能把令人心烦的事情,忠心耿耿地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人才或奴仆。在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心目中,魏忠贤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干才。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是何许人。但是,知道魏忠贤这个名字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与朱由校比较起来,魏忠贤的知名度可能要大得太多了。尽管魏忠贤只是依附在朱由校身上的一只寄生虫,类似我们知道的虱子之类。但是,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由于天启皇帝朱由校所提供的充足营养与细心呵护,这只本来微不足道的寄生虫,在六年多一点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一只名副其实的巨兽,一个极为可怕的人形嗜血动物。

    作为坏蛋,正如一位美国汉学家所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很难找到为魏忠贤说好话的理由。尽管正如人们所知,美国人比较习惯于给坏蛋找出一些不那么坏的理由,由此证明自己的公正,哪怕这个坏蛋已经坏得无以复加。不过,既然魏忠贤能够成为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坏蛋,一定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没有出类拔萃的能力,要成为哪怕是反面的典型也并不容易。

    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据说是在赌博输了之后,还不起赌债,于是,一气之下,自己把自己给阉了。能对自己下这种黑手,已经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魄力。

    从历史记载上看,此人多才多艺。

    他精通琴、瑟、鼓、乐、踢球、歌、舞,戏曲演唱水平极高。有证据表明,此人的戏曲水平,已经达到可以做专业演员的老师的程度;他还善于骑射,在驰马如飞、间不容发之际,可以左右开弓且百发百中;又有胆识,遇事善决断,有担当,出手大方,花起钱来相当豪爽;而且,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为人机智诙谐,极其善于插科打诨,他讲起话来高度机智幽默,常令人笑不可支。

    这些本事,恰好是我们的天启皇帝,除木匠手艺外,所最需要和最喜欢的。偏偏还有一样短处,也和天启皇帝一样——魏忠贤也是个文盲。这很有可能使君臣两人,惺惺相惜,更能玩到一起。

    魏忠贤进宫后,凭着这些本事,先是与地位较高的宦官魏朝结拜为同姓兄弟,后来,又经魏朝引见,结识了当时名望极高的大太监王安,颇受后者赏识。以至于后来有一次魏忠贤犯罪当死,王安救了他一命。

    而在此期间,真正表现出魏忠贤眼光的,是他在万历皇帝活着时,愿意去太子东宫,伺候倒霉的朱常洛与朱由校,这是“烧冷灶”,是一次真正的赌博。万历皇帝如果真的改立太子的话,魏忠贤将输得永无翻身之日。应该说,终万历一朝,这种可能性都相当大。然而,毕竟,魏忠贤赢了。

    从自己结拜兄弟手中横刀夺爱,是魏忠贤一生的转折点。

    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妈。朱由校不但是吃她的奶长大的,而且在他备受冷落的青少年时代,这位客氏始终陪伴、呵护着他,因而,成为朱由校事实上最亲近、最信任、最须臾不可离的人物。

    史籍记载,这位客氏身材窈窕,姿容冶艳,相当风流。

    朱由校当上皇帝后,大臣们曾经强烈要求,按照惯例将这位奶妈送出皇宫。结果,仅仅一天,皇帝就泪流满面,不吃不喝,于是,大臣们只好同意又把她请回宫来。从此后,直到朱由校死,他都没有离开过这位奶妈,并且使她享有相当显赫的待遇。据此,曾有不少古人和今人都在怀疑,朱由校与客氏之间,可能不仅仅是乳母与乳儿的关系,大约是这位客氏,使朱由校懂得了人事。或者说白了吧,就是有古今学者怀疑,二人之间可能除了大家所知道的关系外,还有男女之情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找到任何证据足以支持和证明这一点。

    从朱由校的一生行事判断,他似乎不是一个贪恋女色的皇帝,他对女人好像远远没有对木匠手艺那么着迷。在历史记载上,我们看不到他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具有通常健康男子都会具有的那种对女性的渴望。从一般青年男性的心理判断,这位客氏在他身边的功能,大约是那种集母亲、大姐、妻子、密友、保姆、顾问、助手、监护人和保护者于一体的角色。一般说来,那种从小缺少关爱、缺少亲情、缺少玩伴的孤独少年,对此肯定具有强烈的心理需求和依赖。

    当时,客氏的对食是魏朝。明朝初期,太监娶妻是死罪。到中后期,太监与宫女结成夫妻已经普遍而公开了,俗称“对食”或“菜户”。北京今天还有的地名菜户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魏朝与客氏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

    不料,客氏见到魏忠贤后,两人竟然一见钟情,难分难解。于是,在魏朝与魏忠贤这一对结拜兄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一天半夜,这两人终于在争吵后大打出手,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由校并不恼火,问清缘由后,笑眯眯地问客氏想和谁好,客氏当即回答是魏忠贤。于是,天启皇帝做主,让魏忠贤与客氏结为“对食”夫妻,命魏朝退出三角关系。

    要知道,若是论起在宫中的地位来,当时的魏忠贤可是远远不如魏朝。

    公元1620年10月,天启皇帝登基后半个月,下诏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赐魏忠贤世荫锦衣卫正千户,官秩五品。不久,又下令将并不识字的魏忠贤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一跃成为帝国权力中枢里的重要成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将偌大一个帝国折腾得昏天黑地。

    这里面,客氏起了重大作用,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

    几天后,魏忠贤与客氏假传圣旨贬魏朝,魏朝闻讯出逃避难,被魏忠贤派出的人抓住后,勒死在河北献县。

    公元1621年9月,魏忠贤杀死王安,奠定了在宫廷中无人敢挑战的地位。

    王安在万历时期就是保护与辅佐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主要人物。据说,此人的学问、人品极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好太监的典型人物,在当时的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朱常洛当皇帝后,王安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朱由校当皇帝后,又准备晋升他为掌印太监。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后宫中太监的最高职位了。按照当时帝国官场的惯例,任何官员接到晋升的通知时,必须上疏表示推辞,显示自己的谦虚与没有野心。王安也照惯例做了。不想,这一推辞却辞出了大祸。

    王安体弱多病,长时间在家里养病,只是间或到宫中值班。在此期间,朱由校第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稀里糊涂地把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在自己登基时立过大功的顾命大臣杨涟撤职,并赶出了北京。这使王安很气愤,因为,此二人既忠心耿耿,又有大功劳于朝廷,且很有才能。因此,王安就在表示谦虚的推辞奏疏上说了句气话,说是“臣愿领罪,不领官”。谁知,朱由校却极不高兴,认为这是王安在蔑视自己,把奏疏抓起来就扔到了一边。

    于是,魏忠贤不顾王安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大恩,与客氏等人一起,在朱由校面前进了不少谗言。显然,他们的工作起了作用。朱由校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下诏将王安贬到北京南苑的一处皇家游猎场做苦力。随后,魏忠贤将该游猎场的一把手换成自己的心腹。在他的折磨下,王安没吃没喝,最后被裹在被子里闷死了。王安对魏忠贤有大恩,魏忠贤何以会下此毒手,历史记载上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是,不管怎样,肯定与宫廷中的权力斗争有着密切关系。

    王安死后,天启皇帝任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他渴望得到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据说,此人文化素养很高,在太监中素有才名,是王安的好朋友。但是,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他自始至终参与了魏忠贤整治王安的全过程。而魏忠贤没有自己坐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是不识字;另外一个原因,是王体乾其人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是故,虽然在表面上看,他现在已经是魏忠贤的领导,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敢违抗过魏忠贤的意志。

    公元1623年,即天启三年,是魏忠贤发展得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开年就很吉利,正月十八日,天启皇帝按照魏忠贤的设计,改组了内阁,新上来的四位内阁大学士,基本是按照魏忠贤的希望任命的。这一年的结尾也结得不错,十二月,皇帝任命魏忠贤提督东厂,将一把极为锋利的杀人的刀交到他手里。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地点在北京东安门北。与洪武年间朱元璋所设立的锦衣卫并称“厂卫”,是明代最大的负责侦缉与刑狱的特务机关。东厂的权力与地位均在锦衣卫之上。它受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除皇帝外,任何人都在它的监控之中。主持这个机关的宦官一定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的报告,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直接交到皇帝手中。他要抓要杀任何人,也只凭皇帝一句话。其可怕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情况就很不好。

    开年第一天,长兴县发生暴动,知县被杀;

    一进入二月,日赤无光,蓟州、永平、山海关、北京连续发生地震,宫殿摇动,皇帝住的乾清宫晃得最厉害,晃得朱由校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发生兵变;

    五月,福州发生兵变;

    五月底,谁也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皇帝发起火来,立命魏忠贤出宫,回自己家去闭门思过;

    六月初一,认为弹劾魏忠贤时机已经成熟的著名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天启皇帝,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并且提醒皇帝:眼下,魏忠贤的势力已经大到了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只知道魏忠贤,而不知道有皇帝的地步。

    按照国家规定,大臣的奏疏必须先由皇帝过目后才分发处理。由于皇帝识字不多,很少亲自批阅奏章,大多由宦官念给他听,于是形成了新的规矩,一切奏疏都由魏忠贤与诸太监商量完毕,再报告皇帝。据历史记载显示,不识字的魏忠贤听手下人读完奏疏后,放声大哭,极为恐惧。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由客氏守在皇帝身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亲自为皇帝朗读杨涟的奏疏。经过避重就轻、删除要害情节与词句的处理后,皇帝听完,一头雾水,基本不知所云。就在皇帝大不以为然,认为杨涟小题大做之际,满腹悲愤的魏忠贤来到皇帝面前,痛哭失声,述说自己的委屈,并请求辞职。于是,皇帝扣发杨涟的奏疏,不许魏忠贤辞职,并亲切勉励他不必为自己辩护,小心当差做事就是了。同时,发布圣旨,斥责杨涟捕风捉影,捞取名声。

    当时,帝国政治舞台上,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大臣之间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极其讲究道德学问,并且在此方面的确相当高超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政治才能与动手能力方面却表现低劣。结果,这场得到广泛同情与声援、东林党人对魏忠贤阉党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居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天启四年七月份以后,在皇帝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下,魏忠贤开始由全面防守转入全线进攻。

    到这一年的年底,至少在朝堂上,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已经土崩瓦解。从皇宫内到朝堂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向魏忠贤发起挑战了。就连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师且威望相当高的孙承宗也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在此前后,据说只有一位张皇后敢于在任何场合都不买魏忠贤与客氏的账。她力图劝阻皇帝过分宠信魏忠贤的行为,并且有意在皇帝面前阅读《赵高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天启皇帝似乎是一位在女色方面相当疏淡的皇帝,这使皇后的劝谏看不出任何效果。

    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从正月开始,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四月,杨涟等“六君子”被捕,罪名是接受熊廷弼的贿赂,贪赃枉法。天启皇帝朱由校下令严刑追赃。

    九月,六人全部被拷打致死。据说死后认尸时,六人已被拷打得完全无法辨认。

    杨涟是朱由校的父亲临死时的托孤之臣,在朱由校登基前后立过大功。天启皇帝何以对他下此毒手,人们一般只能归因于魏忠贤的陷害。还有一种说法,干脆认为魏忠贤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圣旨了。

    熊廷弼其实与东林党人是敌对的。他的被捕入狱,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自命清高、不识大体、只顾党同伐异,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典型例证。魏忠贤之所以要把他扯进来,据说是因为他刚入狱时,曾经想托人送四万两白银给魏忠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而魏忠贤已经听说这回事,却没拿到银子,于是自然恨上了熊廷弼。这次顺手把敌对的双方硬扯到一起去杀掉了。

    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朱由校下令再兴大狱,将周顺昌、黄尊素等七人逮捕入狱。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冤狱。天启六年岁在丙寅,故史称“丙寅诏狱”。这次被捕的七个人,与前面的“六君子”一样,相当有人望,因此,抓捕行动在他们的家乡激出民变,前往苏州的锦衣卫官员甚至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了两人。最后,这七个人无一幸免,全被迫害致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谋杀。

    在此期间,朱由校颁布诏书,正式将东林党人定为“奸党”,并大张旗鼓地修撰《三朝要典》,试图对万历晚期以来的各大疑案作出结论,盖棺定论。结果,这些一时间传布全国的堂皇文字,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朱由校的死去,而被推翻,并且长久地成为了后代的反面教材。

    从公元1620年10月到1627年9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当了七年皇帝。这期间,辽东局势日益糜烂而不可收拾。

    先是熊廷弼,这位富有战略眼光和才干的辽东经略,被支持东林党人的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及其联合支持下的辽东巡抚联起手来,弄得一筹莫展,最后作为东林党政治才能低劣的替罪羊,被捕入狱。

    然后是袁崇焕,这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代名臣、名将。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县。这次大捷,是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战役性胜利。这里面,除了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平心而论,朱由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宁远战略地位的认识,显然比朝廷中的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还要高明。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支持也相当大。这次战役重挫清军,努尔哈赤负伤。据说,这也是努尔哈赤有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败仗。因此,努尔哈赤郁郁寡欢,不久竟然死掉了。

    第二年,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六月间,袁崇焕又在朱由校的支持下,重创皇太极,取得了宁锦大捷,即在今天辽宁省的兴城、锦州一带,取得了第二次对清军作战的胜利。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为这些空前的胜利论功行赏时,朱由校连续表现出他的没心没肺,魏忠贤获得了大明帝国历史上空前的表彰——由于他是宦官,所以用封赏他的家人来表达对他功劳的奖励,他的一个侄子被连升九级,加封太师,位列三公之首,也是文臣之首。这是大明一代除了张居正之外,很少有人活着时能够得到的崇高官职与荣誉。魏忠贤的两个分别为三岁和四岁的侄孙,则被封为侯爵与伯爵。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袁崇焕等将领,则只是按照普通战功,升一级以资鼓励。而且,不久后,朱由校莫名其妙地开始批评、责备袁崇焕的一些部署与做法。袁崇焕亦听说魏忠贤对自己耿耿于怀,于是,灰心之下,这位唯一可能挽救辽东危局的人辞职求去。

    而朱由校居然就批准了他的辞呈。

    从此,辽东局势,日益糜烂,再也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了。

    从天启六年下半年开始,由浙江巡抚牵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狂潮。建这种生祠的意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感念他的功德兼为他祈祷祝福兼表达自己崇敬之情的意思。从此时开始,魏忠贤被人们称呼为九千岁。

    这些,表现了天启皇帝对他宠爱的程度,也表现了这个帝国腐烂的程度。

    除此之外,谈论起来相当乏味。

    但其中确实可以得到反证的一个信息就是,天启时代的那些坏事,很有可能确实是魏忠贤干的。可是,越是如此,越证明了这位天启皇帝的糟糕。

    据说,天启皇帝朱由校临死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确定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位皇帝叮嘱了弟弟两件事:

    第一件是请他善待他的嫂子,即自己的张皇后;

    第二件则是告诉即将继承皇位的弟弟,魏忠贤忠诚贤能,可以继续重用。

    公元1627年即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时年二十三岁,在位七年。死后葬在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德陵。

    第二年,各地开始出现农民暴动,距大明王朝土崩瓦解还有不到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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