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女儿当上了皇后，还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曹操的魏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献帝下诏，进封曹操的爵位为魏王。《后汉书》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于拥汉派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献帝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竹使符与虎符作用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铜雀三台”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