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受封的曹操诸子中没有曹丕，到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除曹植、曹据和曹豹外，环氏所生的曹宇、秦氏所生的曹、杜氏所生的曹林也被封了侯爵，这几位可能是曹操儿子中年龄稍大的。

    曹宇被封为都乡侯，曹林被封为饶阳侯，曹被封为西乡侯，都乡和西乡不是乡而是县，这几个都是县侯，其中都乡县（今河北平山）在常山郡，饶阳县（今河北饶阳）在涿郡，西乡县（今陕西西乡）在汉中郡。三个人受封的食邑不详，如果跟曹植他们一样，那也都应该是五千户。

    至此曹丕已有六个兄弟被封侯，而他还没有。

    这并不意味着曹丕失宠，因为在曹植被封为平原侯的同时，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很显重的职位，但由于曹丕的特殊身份以及专门为曹丕做出的两项规定，让这项人事安排显得很不一般。

    五官中郎将隶属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品秩是“比二千石”，即较真正的二千石要低，东汉品秩达到二千石是一个重要台阶，说明已经进入到高级官员行列，是“省部级”干部，“比二千石”可以视为“副部级”。

    汉代的中郎将比较多，带兵的中郎将一般来说比偏将、裨将还低，但比都尉高，相当于准将。但中郎将也并非都带兵，五官中郎将就是不带兵的中郎将，他带的是郎官。

    汉代的郎官是指宫内的低层级办事人员，通常担任天子的护卫陪从、在宫内官署值班等任务，宫里的郎官大都归光禄勋卿管理，分为五官郎、左中郎、右中郎，也称为“三署郎”。东汉规定五十岁以上的郎官属五官中郎将管理，五官中郎将下还有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等，品秩从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

    所以，一般情况下五官中郎将就是光禄勋卿属下的老干部管理处处长，管理一大群年龄五十岁以上的办事员。

    二十五岁的曹丕担任这个通常由老同志担任的职务只是个名义而已，他不用到许县朝廷上班，下面也没有五六十岁甚至年龄更高的老干部们让他管，他干的活与这项职务原来的职责完全不挨边。

    曹丕担任的这个职务权力很重，天子在他的任命诏书上做了两项特别说明：允许他组建办事机构，同时明确他是副丞相（置官属，为丞相副）。汉代允许官级官员组建办事机构叫“开府”，这个府一般称为“幕府”，一旦有资格开府，就能自行聘用属吏，但这项特权通常只有三公、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才享有，其他人也要享受这个特遇，就叫“开府仪同三司”。到汉末，开府的条件逐渐放宽，李、郭汜、樊稠等人身为各种名号的将军，也有开府的特权。

    但是，五官中郎将这种副部级官员也开府，曹丕肯定开了先河，尤其把五官中郎将定位为副丞相，更是前无古人。

    之前介绍过，丞相的设置与东汉实行的三公制完全不同，它借用的是西汉初年曾短暂实行过的政治体制，当时也有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与东汉司空、司徒、太尉互相平等不同，设丞相的三公制以丞相为首，丞相容易坐大，对皇权形成威胁，所以后来不再设丞相了。

    与丞相同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一度被认为是副丞相，协助丞相处理有关事务，权限很大。把五官中郎将作为副丞相完全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双方品秩上的差距巨大，但这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担任五官中郎将的是曹丕。

    此举似乎可以解读为曹操在确立继承人方面的一种暗示，但曹丕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紧接着曹操又颁布了另一项命令让他不安起来。

    曹操在让曹丕设置自己官署的同时，也允许其他被封侯的儿子都设置官署，为此他还颁布了《高选诸子掾属令》，这项命令如今只保存有两句：“遂以邢平原侯家丞。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曹操选邢为曹植的家丞，仅从这两句也能看出来，曹操对给儿子们选属吏十分重视，要求的标准很严。

    设置官署就是“开府”，以前五官中郎将没有这个特权，诸侯也没有，曹操让几个儿子都“开府”，不是想替儿子揽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锻炼他们的才干，同时对他们进行考察。

    这样，曹操有六七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各自设置了自己的官署，曹丕设置的官署称为五官中郎将府，曹植等人设置的官署称为某某侯府，曹操为他们选配的官吏都是精兵强将。

    先后在五官中郎将府任职的有凉茂、邴原、苏林、徐干、卢毓、刘、郭淮等，先后在平原侯府任职的有刚才提到的邢以及刘桢、应、丘俭、司马孚等。

    邴原是知名的大儒，徐干、应、刘桢同为建安七子之一，卢毓是大学者卢植的儿子，凉茂、苏林、刘都知名于当世，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八达”之一，郭淮和丘俭日后都成为曹魏的著名将领，郭淮长期在西部地区执掌兵权，丘俭在淮南手握重兵。

    邴原早年曾逃难到辽东郡，他在那里讲学，名重一时。回到内地后被曹操聘为司空府处长（司空掾），后转入丞相府任职。曹操很敬重邴原，认为他学问好、人品也好。曹冲去世后曹操曾向邴原提出两家刚刚逝去的一对儿女合葬，算是冥婚，但遭到邴原的拒绝，曹操非但不生气，反而对邴原这种不慕权势的品行更加称赞。

    曹操每次征伐，常把邴原和张范留下，让他们辅佐曹丕，同时叮嘱曹丕多向他们二人请教。《三国志邴原传》记载了一件事，说曹丕某次留守期间宴客，在酒席桌前提出了一道难题：当君王和父亲都生命垂危之时，只有一丸药可以救命，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君父各有笃疾，为药一丸，当救君邪？父邪）？

    很多人为了讨好曹丕，都说应该救君王。邴原沉默不语，在曹丕追问下邴原说应该救父亲，曹丕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

    邴原在五官中郎将府担任的职务是秘书长（长史），这个职务的前任是凉茂。凉茂很有实干才能，当过几个地方的太守，很有政绩，他被选为曹丕的秘书长（长史）。不久，曹操开始组建魏国的领导机构，选中凉茂给荀攸当助手，担任尚书台的副长官（尚书仆射）。这段经历让曹丕对凉茂有了深入了解，曹丕正式成为太子后，凉茂担任了太子太傅，受到曹丕的礼遇。

    曹操北征乌桓时路过名将卢植的家乡涿郡，出于对前辈的敬重，他让地方官员寻访卢植的后人，找到了卢植的儿子卢毓，给他安排了工作。曹丕设立五官中郎将府，选卢毓为治安处处长（门下贼曹）。

    传统的贼曹执掌“水火、盗贼、词讼、罪法”，也就是管公安、司法、消防这些工作，在五官中郎将府设置这样的部门，说明五官中郎将府职权范围很宽。不过，丞相府也有贼曹，他们之间如何区分职权范围，不太清楚。

    据《三国志卢毓传》记载，曹操虽然兼任冀州牧，但日常工作一般由崔琰主持。崔琰曾判决过一个案子，当时天下草创，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逃亡的事，因此对逃亡士兵惩罚也很重，妻子儿女都要受到诛连。有个逃亡士兵的妻子白氏，刚嫁到丈夫家没几天，还没有来得及跟丈夫见上面，就被执法部门判处死刑并弃市。

    卢毓对这个判决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说：“女子只有在跟丈夫接触后才能产生感情和恩爱，成为妻子后感情才会亲密。所以说‘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还有《礼记》也说‘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现在白氏还没有跟丈夫见过面，执法部门就要判她死刑，如果这样，要是他们正式完婚的话，不知道还会怎么判？《礼记》上有‘附从轻’的话，就是说对可轻可重的判决，还是按从轻处罚。《尚书》也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话，就是怕判决容易太重。如果白氏已经接受丈夫家的聘礼，进了丈夫家的门，判上几年徒刑就可以了，杀了她实在也太重了。”

    争论上报到曹操那里，曹操认为卢毓的意见很正确。以后卢毓在曹魏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当过曹魏的司法部部长（廷尉）。

    担任过门下贼曹的还有郭淮，他后来到丞相府任职，升得很快，随同曹操征汉中，被曹操留在了那里，从此在西部带兵。

    应、丘俭、司马孚在曹植那里担任的是“文学”一职，不是专职搞文艺创作，而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统称，曹丕的五官中郎将府也设有这样的机构。刘桢的职务比较特别，叫“庶子”，就是总管，大概与长史差不多。

    从上面这份不完整的名单看，曹操不仅让儿子们组建办事机构，承担具体工作，而且在选任属吏方面很慎重，所选都是有真才实学之士，同时人品必须清廉正直，不阿谀奉承，真正做到了“高选”。

    曹睿日后当了皇帝，在回忆爷爷曹操为叔父们设官署、选才任能之事说：“自太祖受命创业以来，他深刻地感受到治乱之源，明察存亡之机，所以初封诸侯时，训诫大家要恭敬、谨慎，并安排天下正直之士辅佐他们，常常拿马援的遗诫提醒大家，严格限制诸侯与宾客们的交往，如果犯了错误与一般人同样处罚。这难道是不重骨肉之情吗？只是不想让子弟们犯过失呀。”

    另一方面，这些新设机构也吸引了邺县的各路人才，据《三国志邴原传》记载，五官中郎将府、平原侯府等设立后，许多人都心中向往，一时间曹丕兄弟们府第前宾客如云（天下向慕，宾客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