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最后一次远征孙权，四月前后回到邺县。十月，曹操发布《立太子令》，明确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正式确定了继承人。

    《三国志》中保存的《立太子令》只剩下简单的一句话，而在宋代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里还保留了另外几句话：“汝等悉为侯，而子桓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也。”这几句话像是说给曹操其他几个儿子听的，也包括曹植，看那意思是在几年前曹操就有立曹丕为太子的想法了，所以给别的兄弟封了侯，而没给曹丕封侯。

    这个说法也许有依据，也许没有。封不封侯与以后能否被指定为继承人并没有关系，曹操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他既然下了决心，就想把话说得更圆满一些而已。

    曹丕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欣喜异常，直到此前他仍然没有取胜的把握，不知道父亲究竟作何打算。据《魏略》记载，不久前曹丕还把著名相士高元吕叫过来给自己相面，算算自己能否如愿当上太子。

    高元吕是与朱建平齐名的相士，他认为曹丕的命相贵不可言。不过，他也顺便给曹丕算了算寿数，认为曹丕四十岁时命里有一道坎（至四十当有小苦），这一点与朱建平的看法惊人地一致。不过，曹丕此时正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对于高元吕后面的话并没有在意。

    让朱建平和高元吕说着了，曹丕就是四十岁死的。

    现在，曹丕心里充满了喜悦。据《世语》记载，曹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刚好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辛毗在场，曹丕激动得抱住了辛毗，高兴得说：“辛先生，你知道不知道我好高兴呀（辛君知我喜不）！”

    有人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卞氏，并且向她讨赏钱。卞氏听后很平静，她说：“魏王只不过因为曹丕年龄最长而把他立为继承人，我只要没教子无方就万幸了，怎么还能大发赏钱呢（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乎）？”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曹操，曹操相当满意。他对卞氏的评价是“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在两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卞氏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谁最终胜利，都将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败，也意味着残酷的清算活动即将开始，作为母亲她的心里又能好受到哪里去？

    卞氏此时还没有被封为王后，这也是一个颇为微妙的事。直到曹操临终前一年，她才被封为王后。

    对于曹植来讲，听到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他知道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继承权，一旦父亲不在人世哥哥曹丕登基，他以及支持他的人都将面临灾难。

    可能曹操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选择了曹丕，但并不想看到儿子们之间出现骨肉相残的事。为了安慰曹植，他增加了临侯曹植的食邑五千户，连同之前的五千户，共一万户。

    但是曹植从此一蹶不振，这让曹操感到很失望。最突出的例子是“司马门事件”，让曹操十分生气。

    据《三国志曹植传》记载，曹植有一天在天子及魏王专用的驰道上纵车飞奔，又私自打开一般人禁止通行的司马门。这不是小事，可以上升到大逆不道的高度。曹操下令处死了负责王室及诸侯出行的公车令，并且对曹植等几个封了侯的儿子们严加管教（由是重诸侯科禁），对曹植的宠爱也日渐衰退。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详，曹植于何时、因何故奔行于驰道又私开司马门的，缺少相关记载，唯一的补充材料是在《续汉书》里。根据它的记载，曹植之所以干过这样的荒唐事，是因为他喝醉了，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杨修，（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植饮醉共载），他们不仅私自从司马门奔出，而且一边还在车上说着曹彰的坏话（谤讪鄢陵侯彰），所以曹操才如此生气。

    曹植固然很率真，做事情喜欢洒脱、不拘小节，但事情的轻重还是能够把握住的。他之所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只能说没有被立为继承人这件事对他的刺激确实太大了，如果这件事真如《续汉书》讲的那样，说明曹植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魏武故事》所载曹操的一篇命令里有几句话：“自从临侯曹植私自出行，开司马门到金门，让我对此儿另眼相看了。”在另一篇命令里，还有“自从子建私开司马门以来，我再也不相信诸侯了”这样的话，可见这件事对曹操触动很大，也彻底改变了他对曹植的看法。

    印象中曹操还没有因为什么事给一个人如此较劲，抓住别人的过错不依不饶，可能这件事出在自己曾经宠爱的儿子身上，又发生在刚刚确定了继承人的敏感时刻，曹操因而更在意吧。

    但是，曹操对曹植仍没有完全放弃。到了曹操临死的前一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在襄阳被关羽围困，曹操想让曹植以南中郎将的名义行使征虏将军的职权，带兵前去解围。此举可以看作是曹操在重新思考继承人的问题，曹植在夺嫡斗争中甚至还有翻盘的可能，曹丕因而格外紧张。

    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植将要率大军出发，曹丕非拉他去喝酒，结果把他灌醉，让曹植无法按时领命出征。曹操彻底失望，于是改派他人前往。

    第二年，曹操就去世了，曹丕继承了王位，不久之后禅让称帝，曹植及其一党在曹氏兄弟的夺嫡斗争彻底失败。

    但这场斗争余波未息，影响深远。

    曹丕被立为太子，拥戴曹植的杨修、丁仪、丁等人立刻感到情况不妙。据《典略》说，杨修马上跟曹植疏远了关系，转而向曹丕靠近。但曹植仍像以前一样跟杨修来往，杨修也不敢完全拒绝曹植（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

    杨修有一把由著名铸剑师王髦所铸的宝剑，他把这把剑献给了曹丕，曹丕非常喜欢，经常佩带。曹丕称帝后，有一次从洛阳宫殿里出来，刚好佩带着这把剑，又想起了被曹操借故杀了的杨修，对左右说：“这就是杨德祖说的王髦所铸的宝剑，也不知道王髦还在不在了？”最后居然找到了王髦，曹丕亲自召见，赏赐了他不少东西。

    曹丕缺少他父亲那样的开阔心胸，对过去反对自己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并找机会报复，最早遭到报复的是丁仪。曹丕想收拾丁仪，就让他当情报处副处长（右刺奸掾），这种工作很容易出差错，然后找个理由就可以治他的罪，而曹丕的意思是丁仪最好自己识相自裁，但丁仪还想活下去（欲仪自裁而仪不能）。

    丁仪跟夏侯尚关系不错，夏侯尚跟曹丕关系密切。丁仪就找到夏侯尚，给他叩头求他救自己。夏侯尚到曹丕那里求情，恳切地流泪不止，但曹丕不能原谅丁仪，后来还是找借口把他杀了。

    丁仪的弟弟丁也同样死于曹丕之手，丁氏兄弟家中男子全部被杀（并其男口）。

    荀恽、孔桂、杨俊、邯郸淳等人因为“站错了队”，也受到牵连，有的也被曹丕找个借口杀了，有的仕途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荀恽不仅不拥戴曹丕，而且最看不惯夏侯尚。曹丕很恨他（文帝深恨恽），只不过荀恽死得比较早，加上他是荀的儿子，曹丕倒没怎么为难他。

    孔桂就没那么幸运，由于他公开支持曹植，曹丕把他盯上了。曹操死后，孔桂任驸马都尉，这时候有人举报孔桂接受了西域那边什么人的贿赂，答应帮人家跑官（许为人事）。曹丕下令彻查，后来把他杀了。

    杨俊后来到南阳郡当太守，曹丕称帝后的第三年到南阳郡视察，说当地市场不繁荣，就用这个借口把杨俊抓了起来（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司马懿、王象、荀纬等人为他求情，叩头都叩得流血了，曹丕就是不答应。杨俊知道这是曹丕报复他，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在狱中自杀。

    大书法家邯郸淳因为支持曹植被曹丕所忌恨，尽管他很有才华，曾经得到过曹操的推崇，但曹丕一直不重用他，让他到太学当教授（博士给事中）。邯郸淳倒落得清闲，活到九十四岁才死。

    反观吴质、陈群、司马懿、桓阶以及贾诩、卫臻等人，曹丕称帝后无不受到重用。吴质、陈群、司马懿逐渐掌握兵权，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贾诩、卫臻等位至三公，享受殊荣，两相对比，简直天上地下。

    还有更多没有载入史籍的人和事，因为牵涉进这场斗争而受到影响，有的因为支持曹丕而升官发财，有的因为支持曹植而饱受诛连，曹魏的政局因此而动荡不安。

    这件事对曹魏政权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面对不断崛起的孙权、刘备等人，曹魏却花如此大的精力和代价搞内耗，从而放慢了对外扩张的节奏。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曹操多次领兵出征，但收获甚微，仅有的战绩也是靠运气和敌人的失误得来的，与建安初年纵横天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情况完全不同，究其原因，内部不稳定是最重要的方面。

    曹操是个很精明的人，加上袁绍、刘表现成的教训摆在那边，本来不应该在继承人的问题上犯糊涂，但偏偏就出了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场斗争是由他引起的，如果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旗帜鲜明，下面即使有人想兴风作浪，也形成不了气候。

    曹操的另一个失误在判断继承人的标准上，他喜欢曹植，很大程度上缘于曹植的文采，以及反应敏捷。但选曹魏的接班人不是选作协主席，其标准应该更加全面，以曹植当时及以后的性格、才能和作为判断，他未必能成为曹魏帝国称职的领袖。

    所以，假如曹操从一开始就指定曹丕为接班人，曹植以及拥戴曹植的人也就没了想法，没有内部争斗，可以专心对外，无论对曹魏，对曹丕还是曹植，这都是最好的结果。

    可惜历史无论你是否愿意，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经过这几年的折腾，曹魏帝国形成了严重的内伤，只不过现在还看得不是那么明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