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的话，这个金字塔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坐在权力顶峰的帝王，下面则是为皇帝服务和维系帝国运行的官员，最底层则是最普通和大众的百姓。

    在这之间，还有一个层级，就是连接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纽带——吏。

    吏的概念范围，各个时期又各有不同。先秦时期的吏，更多是官吏统称，在先秦分封制下，后世所谓的“吏”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和土壤，因为分封制下周天子并没有相对集中的王权，而各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秦始皇建立起集权而庞大的封建帝国，皇帝掌握着各级地方管理者的任命权，官职体系开始制度化、体系化、职能化，官员也不再世袭，地方统治者的权力也开始短暂化。

    在官员层级的权力弱化的同时，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必然就需要另一个阶层的队伍来辅助官员层级对地方进行管理，这时候，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治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

    西汉时期对吏就有明确的划分，丞、尉级别，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

    事实上，吏的分类远不止这么简单，帝国各个职能机构，都有五花八门的吏员职位，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

    帝国的税收、兵役、社会治安管理、各种国家政策，最终的基层实施者皆为基层小吏。

    有人说，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官员议政于庙堂，胥吏执政于江湖，帝国行政机构的运转，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

    但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却很低下，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对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两头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

    不但印象分差，其实吏员们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小吏没前途，也没“钱途”。

    在秦汉时期，对官员的选拔还有吏道这一途径，也就是说，你当小吏如果干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员，慢慢接近权力中心。但自从东汉开始后品流渐分，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要当官，主要看家世，看出身，你当小公务员干得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咸鱼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后，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当官得进行文化考试，在读书人里选，而吏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他们依然很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

    作为吏员阶层，不仅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层无望，经济收入也很低下，长期以来，只有少部分吏员能领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数低层小吏是没有薪水领的，吏职是作为一种差役来行使，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如在北宋帝国的前期，整个帝国在乡村基层组织不设官员，而是差派乡村主户承担不同的职役，“催督税赋、逐捕盗贼”，是为差役法。没有薪水拿的乡村基层“公务员”们不但没有报酬，同时还得承担许多责任，常常因此荒误农事，搞不好还得拖累家庭破产、妻离子散（失去生辰纲的杨志就是这种典型的倒霉蛋）。

    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针对帝国大量的差役伤农扰民的现状，实施了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废除按户当差，而由民户按户分摊出钱，由政府再出钱请雇人为吏应役。

    在王安石看来，募役法是各项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项，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避免了农民服役误伤农事，同时使吏员增加了经济收入，保持了这一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所以后来司马牛（光）复辟，全盘推翻新法，王介甫听到其他法令被废都还镇静，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废，大吃一惊，说连这个也废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议良久，保证方无一失，怎么连这个也要废。

    之后帝国政策反复，在差役法还是募役法之间摆动，基本上是差募并行，整个帝国的吏人大约在四五十万人左右，而在四五十万人的大军中，最终能靠吏员出职升为官员的，仅有千余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和权力，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经济待遇都很差，还要同时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吏员们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鱼肉乡民，大肆敛财。而长期以来，官员是流动（流官）的，而胥吏们是固定的，到任官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由属下的吏员们胡作非为。

    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员，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员们的制约，如中的平原县令刘备就被小小的督邮（全称督邮书掾，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公然索贿，最后丢了县令的官帽。被督邮搞丢差事的也不仅仅是刘皇叔，后来的陶渊明也是因为面对督邮的公然索贿，才感叹“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丢脸的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干脆辞官，使我们又多了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

    如果说刘、陶二人官职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么，有一些权倾一世的文臣武将也往往受吏员们的气，这又该如何解说呢？清朝生前封贝子、死后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宠臣、江湖传闻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从外面打仗回来到户部报账，竟也遇到户部书吏们的公然索贿，书吏们公然对福大将军说，如果公事公办大将军你的报账单恐怕几年也填不好，不如我们帮你填了，给点好处费就行。

    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和平民们来说，他们就像取西经的唐僧队伍，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不管队伍中是否有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傩、伽叶这样的“小吏”行贿，取经一样无门，因为，胥吏们敛财的能力是无穷的。

    理解了中国小吏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却能挥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时雨”的名头。宋江家只是一户富农，绝对没这么多闲钱闲米任他挥霍，他的钱只有一个来处——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这样的能人，同样是一个超级肥缺。在郓城县，办事儿，找酸文人县令时文彬未必管用，在郓城真正能揽大事的人是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押司宋江。

    当然，像宋江这样的吏员阶层，是没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户。和家庭断绝关系以免连累亲人是常情，而一旦社会动荡，由于这类人深谙民情，掌握底层资源，就很容易干上造反这样的行当，隋朝的翟让、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员集团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条“无间道”，逼上“梁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