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淮河畔的古城

    在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公元前770～公元220年)，南京地区陆续出现了几座规模不大的城池，但却是今日南京城的前身。它们主要分布在秦淮河流域。

    出中华门，走过“外秦淮”上的长干桥，在今日雨花路西侧的高地上，原有一座南京地区最古老的城池——“越城”。这就是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于公元前472年所建的城堡，也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古城。我们一般所说南京城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这座越城算起的。

    那么越王勾践为什么要在这块地方建造城池呢？因为那时候从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之间是一片高亢的地带，名叫“长干里”。该处前临秦淮河，后倚雨花台，当年的长江就在西北不远处流过，有了这座城池可以控制秦淮河的入江孔道，越王就用它作为攻打楚国的根据地之一。不过，越城本身的范围是很小的，城周只有二里八十步。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室中所藏洛阳出土的东周铜尺，当时每尺只有23 1厘米，所以，每里仅合415 8米，每步为138 6厘米。依此计算越城的城周942米多，还不到1公里。城中的面积，大约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据史书记载，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范蠡，曾经率领越国军队在这座城里驻守过一段时期。当时的工商业者和一般居民，都住在越城外面的秦淮河两岸，从而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场。

    自越城沿秦淮河南行20多公里，有一个大镇名叫秣陵关。这就是秦汉时代南京地区的政治中心——秣陵县城。当年，那里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人口稠密，水陆交通方便。所以，秦朝统一六国设立郡县时，便把该处定为秣陵县治。后来，汉武帝又封皇族刘缠为秣陵侯。直到三国初年，孙权才把政治中心迁到今南京市区。但是，秣陵关依然是建业都城南面的门户和工商业的中心。

    从秣陵关沿秦淮河东行10余公里，可到另一个叫湖熟的大镇。它是西汉胡孰县和东汉湖熟县的县城所在，也作过刘姓王子的胡孰侯国。湖熟一带，从新石器时代起就一直是人烟稠密的地方，秦淮河流域的经济中心之一，又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相传湖熟镇前旧有一座“周郎桥”，就是三国时代的名将周瑜协助孙氏平定江东时的一个遗迹。

    再从秣陵关向东南行二十余公里，可到今日江苏和安徽两省交界处的大镇——“小丹阳”。它就是秦汉时代的丹阳县和西汉时丹阳侯国的所在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曾经到过这地方。小丹阳的东面有一座名山叫作“横山”，古称“衡山”。在2550年前(公元前570年)，楚国和吴国的军队曾经在此交战，可以说是南京地区最早的古战场。

    下面简单谈谈关于“丹阳”这一地名的变迁。我国古代史上最早出现的“丹阳”，是位于今湖北省境内的秭归县和宜都县一带，它是楚国早期的都城。秦汉时代的丹阳县，就是今江宁县的小丹阳。但是，由于汉代的丹阳郡城设在今安徽宣城县，所以也有人把宣城县称作古丹阳。东汉末年因军阀混战，丹阳郡城屡次迁徙，曾经一度迁到曲阿县(今江苏丹阳县)，这就是现在丹阳县于唐朝时被命名的历史渊源。到了三国初年，丹阳郡城也迁到了今南京城的东南，并且一直延续到隋代为止。因此，从六朝到隋末的四百年间，历史上所说的“丹阳”，又是专指金陵地区而言。

    秣陵、湖熟和丹阳这三座秦淮河流域的古城，与南京地区秦汉三国时代的历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前面说过，秦始皇东巡时曾途经小丹阳。据说，当时秦始皇听信“望气者”(风水先生)的话，凿断了方山的地脉，以泄掉“王气”，从此秦淮河就改向南流。又传说今城北的狮子山(古名卢龙山)和马鞍山，本来是相连接的一座山，也被秦始皇下令凿开，以泄“王气”。南京地区既然有那么多的有关秦始皇的传说，今后很有可能会出土一些秦代的文物。

    由于汉朝时在今秣陵关、湖熟镇和小丹阳三地都设了县城，并且分封给刘姓子弟作诸侯国，所以这三处地方在汉朝时候比较重要，现在都留下一些汉代的遗迹和遗物。例如湖熟镇，现在还有一座叫作“城岗头”的地方，可能是汉代县城遗迹的一部分，镇的周围也发现过好几座汉代墓葬。我们认为在湖熟、秣陵关和小丹阳三地，说不定有一天还会发现汉代诸侯的大墓，并且出土一些象银镂玉衣或铜镂玉衣那样珍贵的文物呢！

    当东汉末年封建军阀混战的时候，江东丹阳郡地区也是他们反复争夺的对象。汉献帝初年，大军阀袁术派孙权的舅父吴景攻占丹阳郡，吴景就以曲阿县为中心当了丹阳太守。这时，孙权的父亲破虏将军孙坚被荆州刺史刘表的部将黄祖射死，孙权一家就依靠舅父住在曲阿。不久，吴景被扬州刺史刘繇赶跑，退守江北的重镇历阳(今安徽和县)。秣陵地区也被徐州来的两个小军阀——笮融和薛礼所占有。笮融这个人非常残暴好杀，但却深信佛教，他曾经在徐州和广陵(今扬州市)一带大造佛塔，招揽信徒。这些塔的下部是重楼阁道，可容三千多人课读佛经，还铸有铜佛像，遍体涂以黄金，披着锦采的袈裟。因此，也可以设想金陵一带的佛教是由笮融最早传来的。

    孙坚死后，孙权的大哥孙策向袁术讨回了其父的余兵千余人，带到历阳与舅父吴景会合，准备恢复江东。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二十一岁的孙策在周瑜、程普和黄盖等人的协助下，从历阳渡江而东。他的军队所向披靡，首先击溃了刘繇的牛渚营(今当涂县采石矶)，取得大量的军粮和武器，接着就攻打秣陵县城。但是，孙策在攻秣陵的战役里股部被弓箭射伤，被抬回牛渚营，当时秣陵城内盛传，“孙郎被箭已死”的谣言。这样，就造成了笮融军队的麻痹大意，孙策带伤出战，大败笮融，先后攻下湖熟、江乘和袜陵这三座县城，威名大振。不久，孙策又乘胜攻取了吴郡(今苏州一带)、会稽(今绍兴一带)、庐江(今安徽巢湖一带)和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四郡，从而奠定了东吴立国的基础。可惜，孙策本人在三十六岁时就被人刺杀于丹徒(今镇江市)，这时候孙权才十八岁。

    在越城东北约两公里的秦淮河南岸，还有—座丹阳郡城的遗址，它的大体位置在今城南武定桥的东南一带。据史书记载，这城的面积为一顷(一百亩)，开有南、北、东三门，而无西门。这座丹阳郡城是东吴建国前一年(公元221年)创立的。最早在这里担任太守官职的是大将吕范，他还兼任扬州牧(相当于省一级的军政长官)，负责留守建业(今南京市区)。当时孙权正以长江中游的湖北公安和武昌(今湖北鄂城县)为政治中心，同刘备的大将关羽争夺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的控制权。后来，两晋和南朝也都继续使用这座丹阳郡城。

    从越城向西北行，渡过内、外秦淮河，大约五华里路程，就到了古冶城遗址，现在的地名叫朝天宫。朝天宫所在的山岭古称“冶城山”，相传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铸造兵器的地方，据说在冶城山下还有一座与苏州虎丘同样的“剑池”。吴国素以出产锋利的兵器而闻名。南京地区的铜矿资源较为丰富，西南郊的铜井镇和铜山一带很早就发现铜矿，也有少数锡矿和铅矿，这些都是铸造青铜兵器所不可缺少的原料。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不过，它不一定是军事防守性质的城池，而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冶炼作坊罢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冶城是东吴时的官营冶炼作坊，不会早到春秋时期。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很可能东吴的冶城是在春秋时吴国冶城的基础上进行恢复和扩建而成的。

    自朝天宫的古冶城向西北行，约三华里许到今汉中门，再从汉中门外沿城墙北行不远，就到了古石头城的西壁遗址。石头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中期楚国在此设置的金陵邑，这是公元前333年的事情。楚国的威王灭越后，尽占吴国故地，就在今清凉山上修筑了一座城邑。因为那时紫金山叫作金陵山，所以把此城命名为金陵邑。又传说楚威王曾经在今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古称“龙湾”)埋过黄金，以压“王气”，因而称作“金陵”。由于当年的长江还在清凉山的西麓下流过，金陵邑临江控淮(秦淮河)，形势十分险要。它是南京地区年代仅次于越城的第二座古城，南京的古名金陵亦始于这时。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东汉末年时，孙权在诸葛亮、刘备的先后建议下，于公元211年把政治中心从京口迁来秣陵，第二年在楚国金陵邑的基础上修建石头城的历史。这座石头城的大小约与清凉山的范围相当，城周为七里一百步，相当于现在的六里左右。南面开有两门，东面开一门，西北因紧临大江，所以不设城门。城基都是利用清凉山的天然岩石，因为当时清凉山名叫石头山，所以此城就称为石头城。又由于清凉山的主要岩石是一种红色的砂砾岩，尤以西部的峭壁暴露得最为明显。该处因历经江水冲刷，岩壁表面凹凸不平，有如兽面似地突出在江边，因此又被人们称为“鬼脸城”。这座山城在东吴及其后的东晋和南朝各代，都被用来作为水军根据地和首都西面的军事重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将在后面予以叙述。

    由石头城沿江向东北走，抵今下关以东一带，就到了古江乘县的辖境，这是一个从秦代起就开始设置的县份。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先经过丹阳(即今小丹阳)，至钱唐(今杭州市)，临浙江(今钱塘江)，上会稽(今绍兴会稽山)。归途中经过吴(今苏州市)，并从江乘渡江北返，而江乘县就是这个时候设立的。关于江乘县城的所在地，过去一般都说是在句容县北六十里。我们认为其具体位置应在今南京栖霞山附近，因据明代南京地方志记载，古江乘县在当时的长宁乡，而长宁乡正是位于栖霞山一带。它的对面是六合县的瓜埠镇(古代称瓜步)，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江渡口和军事要地。

    此外，在今长江北岸的大厂镇一带，过去称为“卸甲甸”。相传该处就是楚霸王项羽在“垓下之战”失败以后，向江东撤退途中卸甲休息的地方。据说，项羽离开卸甲甸后，沿着长江北岸退到今安徽和县境内，最后终于自刎于乌江(今和县乌江镇)。

    在今日南京市属六合县城的西北，还有一座东周和秦汉时代的棠邑故城。棠邑在春秋前期是楚国的领土，名将伍子胥的哥哥伍尚曾经作过棠邑的大夫。春秋末期吴国强大后，棠邑为吴国所有。考古工作者曾在六合县程桥镇附近的古墓中，发掘出与传世的吴王夫差剑完全相同但无铭文的宝剑。棠邑在秦朝时属东海郡，秦始皇东巡从江乘渡江返北时，很可能到过棠邑。到了汉代，棠邑先后属于临淮郡和广陵郡，由于矿产资源丰富，汉朝政府在此设有“铁官”来管理开采和冶铸。西汉初年，秣陵和棠邑都位于吴王刘濞的封地范围内。历史记载说，刘濞大量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他的财富可以同汉朝皇帝相比。因此，可以认为在西汉时代，今南京市属的大江南北的钢铁资源就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开发。

    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东吴的首都建业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三国时代东吴流行于今南京一带的民谣。它反映出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今湖北鄂城县)的东吴朝廷，同时说明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县)的周氏，吴兴(今湖州市)的沈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权虽然于公元220年决定建都于“鄂”，改称为“武昌”，并且于公元229年在那里称帝，但仍然在江东大族的强烈要求下还都建业。同样，东吴后主孙皓于公元265年又一次执意迁都武昌，结果也遭到举国上下更强烈的反对，不得不再次还都建业。这一情况表明，到了东吴时期，建业地区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江南中心。东吴以后，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都相继在这里建都，历史上称为“六朝”(公元229—589年)。

    孙权于公元229年的秋天，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业。他自己仍然住在今珠江路西口，鱼市街一带的原“讨逆将军”孙策的府第里，取名为“太初宫”。接着，在周围筑起宫墙，以加强防卫。直到公元247年，孙权才在群臣的建议下改建太初宫，把旧的将军府全部拆掉。孙权本人也搬出旧宫，临时住到今珠江路南估衣廊一带的“南宫”，这座南宫本来是由太子专用的。改建太初宫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利用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业。这次改建工程持续了一年多，于公元248年的农历三月完工。改建后的太初宫周围有五百丈，约合现在长度1200米，如果按正方形计算，那么每边就是300米，全宫的面积应为9万平方米左右。我们估计太初宫的东界可能在今珠江路的莲花桥到大石桥东口一线，利用进香河作为护城河；南界可能到今估衣廊北口一带，利用今北门桥下的水道作为护城河，西面靠近今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经楼一带。太初宫的南面开有五个宫门，其中正门叫作公车门，可能在今估衣廊的北口附近，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分别叫作苍龙门、白虎门和玄武门。它的正殿称为“神龙殿”，地点大约在今鱼市街南口一带。

    在太初宫的东面和北面，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名叫“苑城”。皇家花园主要位于苑城的东部，所占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纳三千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的北部有一座苑仓，又称仓城，是最重要的皇家仓库，里面储藏着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这些物资都经由公元240年时开凿的城内小运河——“运渎”的水路运进。大概是为了增加运渎水道的流量，后来又在仓城与后湖(今玄武湖)之间开辟了一条“潮沟”。由于当年玄武湖的湖面很大，而且有宽广的水道直通长江，江潮可以直抵湖内，所以得“潮沟”之名。在太初宫的西面，还有一座专供皇太子用的花园，叫作“西苑”。它的位置，很可能就在今日广州路北侧南京大学的南园一带，从前这一带的池沼和湖塘很多。

    东吴的实际创始人孙权在三国初期的统治者中享年最久。据说他的形貌奇伟，“广额大口，目有精光”，并且“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孙策对他的评价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的身材较矮，留着紫黑色的长胡子，胆略过人，善于骑马射箭。他到吴郡山中射过猛虎，也曾轻骑陷入魏军营中而靠骏马脱险。还乘大船去江北观察曹操的军容，魏军弓箭乱发，箭镞集中在船的一侧，孙权下令调转船头，再以另一侧受箭，待箭匀船平后再安全驶回。所以，曹操也称赞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按指原荆州刺史刘表)儿子若豚犬(即猪狗之意)耳！”

    孙权不仅武略过人，而且又有一定的文采。据说他一有空闲就“博览史籍”，领会其中的精华，而不象当时的一般书生那样进行“寻章摘记”。他给曹操写的短信中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说“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字数虽少，却含意很深。曹操对他也特别看重；不敢轻易进攻江东。孙权还有一位善于书画的夫人赵氏，据说她能够绘制大幅的表现全国“江湖九州山岳之势”的地图供孙权参考。又能在白绸上用针绣成“五岳列国”的地形，所以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画家。孙权在晚年时，对人猜忌过甚，皇族和大臣被杀者很多，并且一再废立太子，以致后继无人，被西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

    东吴的后主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穷奢极欲、凶顽残暴的末代皇帝。他喜爱豪华的宫室，公元267年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造了一座更为宏伟的“昭明宫”。为了建造这座新宫，孙皓命令中级以下官吏全部进山，督促民工采伐上等的木料。还缩小了皇室卫队的营地，以扩大新宫面积。昭明宫包括大小殿堂几十处，正殿叫作“赤乌殿”。每座殿堂都是雕梁画栋，壁面上绘有以神仙和云气为内容的大幅壁画。在殿堂之间垒土作山，在山上盖起高耸的楼阁。这些楼阁均用珠玉作装饰，四周点缀着许多奇山异石。为了使殿堂之间终年都有碧波绿水，孙皓下令在昭明宫后面开凿一条“城北渠”，以引进后湖的激流。这座昭明宫的位置，大约在今成贤街的南段一带，它的东界是珍珠河，西界是进香河，南面是珠江路浮桥下的水道。

    太初宫，昭明宫和苑城组成了东吴的“宫城”。它位于建业都城的中间偏北部分，几乎占据都城四分之一的面积。当时都城的城周为二十里十九步，每边长约五里左右，都是土墙“篱门”(用竹篱做成的门)。都城的正门叫“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又名“大航门”)，正好是五里路。那里有一座浮桥，叫作“朱雀航”(又名“大航”)，位置约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稍东。从宣阳门到朱雀门的五里长街被称为“苑路”，也就是东吴的“御街”。苑路的中央部分是皇帝专用的驰道，路面平整，道旁植槐，路侧有宽深的御沟，清澈的流水终年不绝。驰道两旁是一般人员通行的大道，靠近驰道的一侧都筑有高墙，以免皇帝的行止被人窥知。在大道的两边分布有大小官署和驻军的营房，它们星罗棋布地拱卫着苑路。从苑路的南端开始，就进入了秦淮河两岸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并且沿着秦淮河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著名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

    “横塘”大概是指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水西门段的秦淮河两岸，这里是建业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最大的商业区——“大市”，就位于这个区域。“长干”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高级官僚的住宅区。如东吴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今长干桥南的偏西巷中，当时的地名叫“张侯桥”。据说，当张昭晚年的时候，孙权对他已经不大信任，他就负气托病不出。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下令将张昭的宅门用土封掉，并放火焚烧。张昭的儿子们害怕起来，急忙扶着张昭上朝去谢罪，事情才算了结。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著名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住在长千里的越城附近。陆机于吴亡后到了洛阳，曾著《怀旧赋》来怀念他的旧居。陆氏兄弟在建业时有一个出名的学生叫周处，他是吴郡阳羡豪族周鲂的儿子。周处少年时为害乡里，无恶不作，阳羡人民把他与蛟河里的蛟龙和南山上的白额虎并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醒悟，改恶从善，先为乡里除去蛟、虎两害，然后跑到建业来拜陆氏兄弟为师，刻苦读书。他的读书处就在今城南雨花门附近的赤石矶，被后人称为“周处读书台”。

    在建业的外围，还有一系列的城堡拱卫着都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石头城。东吴在石头城内设有“石头仓”和“石头库”，用以储存军用的器械、粮食和其他物资。在石头城西南的最高处设有烽火台，这是东吴境内的烽火总台。并由此沿上下游方向，在江岸险隘之地遍设烽火台。据说，只要石头城一举起烽火，半天之内就可以传遍长江沿线，直抵东吴西界的“西陵”(今湖北宜昌附近)。如果在傍晚时分从西陵举起烽火，那么在次日天亮以前也可以传到吴郡(今苏州地区)。

    由于东吴水军的主力都在长江，因此石头城很自然地成为水军的总部。它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当时，中等载重量的船可以运马八十匹，大船可载军士达三千人，有的船仓高达五层。这些船大部分都是福建的建安郡(今福州市和闽侯县一带)制造的。东吴时的航海规模已很可观，能够经常派出万人以上的大舰队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海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从闽、广地区挑选来的。如公元230年时，孙权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公元242年，孙权又派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三万人航行到海南岛，密切了这个岛屿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东吴还经常派使者远航辽东半岛，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又曾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一百多国。海南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从此不断地运到建业来。

    康泰、朱应回国后，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这两部书是描写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东吴使者出访以后，有些国家也遣使回访。如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曾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这时，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在建业住了七、八年后才回国。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会曾在建业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孙权于公元247年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孙权又曾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观”，这是江东最早的道教寺观。

    建业都城外围的城堡除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金城大约在今江边宝塔桥附近的金陵村一带，相传那里就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东吴后主孙皓在该处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亲故太子孙和的灵榇，后来金城就成为北郊的一处军事要塞。白马城是东吴时建业江边的另一处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冶城在东吴时仍作为官营的冶炼作坊，丹阳郡城也继续使用，这两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卫城。此外，为了加强南线的防御，东吴时沿秦淮河的两岸都树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国时代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东吴的屯田规模很大，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建业都城的内外，军屯十分密集，孙权曾把为他拉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东吴经常派出大将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屯田，有船只六百多艘，开垦稻田40多万亩。当时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也常从建业派出劳动力去扩大毗陵屯区的规模，屯田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另外，建业附近秦汉以来的一部分旧县，如江乘县、湖熟县和溧阳县等，这时都撤销县级行政机构，改由典农都尉管理，对农民实行军事编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产粮食。这些民屯中的农民称为“屯田客”，虽然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对他们的人身强制，却比汉朝时更加重了。

    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东吴时江南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业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三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业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三万人在宁镇丘岭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十四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炼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相当于汉代“五铢钱”五百个或一千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钢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六十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汉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六十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四十三个郡(相当于今专区一级)，三百十三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一倍多。户数有五十二万三千，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都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僮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僮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四十年，掠夺人口达一、二十万，逼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一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浚和唐彬等八名。前六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六合、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汉口)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东吴亡国以后，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曾经在他的名著——《三都赋》中，对吴都建业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为了收集魏、蜀、吴三国都城状况的素材，不仅博览了群书，考核各种图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谣故事，积十年之久才完成此赋。他在描写建业的“苑路”(御道)时说：“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同娓)。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据说这部《三都赋》刚刚写成，西晋首都洛阳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传抄，以致市场上的纸价突然上涨数倍。这就是“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由来。

    三、人物传记

    朱务平

    朱务平(1898～1932)化名朱大生、焕明、人和、大春等，安徽省宿县人。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中学时，领导徐州培心中学学生进行反对美国传教士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在宿县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是宿县中共组织的创建者之一。1928年春，领导临涣集1500名农民反对大恶霸袁三的斗争，并取得胜利。8月，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筹建徐海蚌特委。不久，任特委委员兼凤阳县委书记。1929年，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31年，任中共长淮特委书记。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在蚌埠被捕，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关押。1932年11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钟天樾

    钟天樾(1905～1927)原名正，字尧弼，四川永川人。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全力投入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共青团南京地区城北支部书记。同年10月，因散发响应北伐的传单，遭军阀逮捕，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光复南京时出狱。以后任南京总工会执行委员。他和总工会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分赴工厂帮助建立基层工会，并在江右军的支持下查持了伪工会。4月9日，南京总工会被国民党右派指使南京劳工总会捣毁。4月10日晚，在参加省市党部和各团体党的负责人会议时被捕，不久被杀害。

    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1）祖籍江苏武进县小河乡石桥湾恽家村，生于湖北武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时，在武汉组织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工作，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大学教授。1926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1927年春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同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2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在上海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遗著编有《恽代英文集》。

    夏雨初

    夏雨初（1903～1930）年安徽郎溪人。1918年考入芜湖萃文书院。在“五四”运动中，成为郎溪学运的中坚。1923年，入北京中国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暑假返乡，发动皖南山区声援“五卅”的运动。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3月，北伐军第二军进攻南京途经广德时，他积极配合北伐军行动，创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并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一支5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1928年去上海，后任上海市沪西区负责人，领导和组织了日资内外棉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1930年7月15日，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南京暴动。7月29日被捕，不久遭敌人杀害。

    吴肃

    吴肃(1910～)四川遂宁县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桥战役。1941年后历任新四军一师作战科长，一师兼苏中军区参谋处长，苏中军区军政干校教育长，教导旅第二团团长，苏浙公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参谋长，参加过苏中、济南、淮海、渡江战役，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参谋长、空军参谋长，中朝联合空军参谋长，中南军区空军参谋长，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副主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南京军区空军顾问。1965年前为少将军衔，1982年离职休养。

    文化震

    文化震（1902～1927）字雨龙，贵州省贵阳市人。1918年在贵阳模范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考取东南大学预料，受《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影响，决心走改造社会之路，并先后参加过党领导的反对“学阀”的斗争、国民会议运动、声援“五卅”斗争等。1925年底加入共青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过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国民党南京市部部长、南京总工会秘书主任兼总务主任等职。1927年4月10日深夜，在参加中共南京地委紧急扩大会议时被捕，几天后被敌人秘密杀害。

    唐亮

    唐亮(1910～1986)原名昌贤，湖南浏阳人。1927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委，参加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49年9月以后，历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书记，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南京军区政委，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1986年11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孙津川

    孙津川（1895年～1928年）又名方淦，曾用名竞川、继生，安徽寿县人。幼年随父逃荒至南京。先后在金陵制造局、上海英商吴淞机厂做工。1925年“五卅”运动中，当选为吴淞机厂铁路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委员、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书记。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带领铁路工人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先后任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委员会主任委员、沪宁、沪杭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1月到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职工运动委员。1928年3月，任南京市委书记。7月，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8年7月初，由于叛徒告密被捕。10月6日，牺牲于雨花台。

    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等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当年冬因起义事败流亡日本，先后入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到武昌，为湖北军政府拟定《鄂州临时约法》。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8月，将同盟会与官僚政客组成的四个小政党，合组为国民党，主持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多数，以政党责任为内阁组织者自居，到湘、鄂、皖苏、沪等地发表演说，评论时政，遭袁世凯忌恨。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所派的凶手枪击，22日逝世。

    彭冲

    彭冲（1915～）福建漳州市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党。早年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曾任中共漳州地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高淳办事处主任，中共安徽当芜县委书记，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第一团政委，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副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候补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上海市第三书记、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二十届中央委员。

    刘重民

    刘重民（1902～1927）原史刘盛宝，江苏江都人。1922年秋考入金陵大学，接触革命思想，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11月，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委宣传委员，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1925年8月，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调查部长兼工人部长。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秋，调往广州，在国民革命军某团任党代表。1927年初调回上海，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工人部长兼秘书长。4月初，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南京，10月，国民党制造四一○南京反革命事变，刘重民在参加各团体党的负责人会议时被捕，15日被敌人杀害。

    邓演达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是著名国民党左派。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指挥攻克武昌。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力主东征讨蒋。同年11月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去欧洲各国考察。1930年春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总干事，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1931年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8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其林门外。

    陈乔年

    陈乔年（1902～1928）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1915年随父到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1919年底与其兄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夏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先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1月回国，曾任中共北京地委和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底转至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被捕，6月6日被敌人杀害于龙华。

    四、南京历史大事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在南京秦淮河之南约830米处筑城，城周长约1.2公里，面积约0.94平方公里。后称越城，又名范蠡城。它是南京历史上第一座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军事性质的古城，被公认为南京城市的开端。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孙权将政治中心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迁至秣陵(今南京秣陵关一带)，次年在楚国金陵邑城址修建石头城，以资守御，并取“建功立业”之意改称秣陵为建业。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九月，在朝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呼声中，迁都建业，开创了南京建都的历史。孙权以其兄孙策的长沙桓王故府为皇宫，规划并建造了周长约11公里的建业都城。

    五代十国时期，群雄割据。金陵最初隶属建都广陵的杨吴政权的势力范围。徐温死后，徐知诰继任金陵府尹，操纵杨吴朝政。933年，徐知诰采纳谋士宋齐丘建议，欲将杨吴迁都金陵，于是修缮金陵府治为皇宫。935年，杨吴皇帝封徐知诰为齐王，次年，以金陵府为西都，广陵为东都。937年，徐知诰废杨吴皇帝自立，建立齐国，改金陵府为江宁府，以府治为宫，以城为都。939年，复姓李，更名？，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南唐都城周长约19 35公里，贯秦淮河于城中。历3代共39年，975年南唐国亡。

    1368年，元末红巾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奠都南京。在此之前，他作了一系列的准备。1356年朱元璋攻入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并多次听取谋士陶安、冯国用、叶兑等人关于建都的建议。1361年朱元璋被小明王韩林儿封为吴国公，1364年自立为吴王，吴王府便设在应天。1366年，改筑应天府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洪武元年(1368)秋八月，正式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实行南北两京制。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以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为留都。

    明太祖朱元璋接受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而筑成的南京城墙，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至1386年筑成。周长约33676米，连同瓮城全长37140米，开13个城门，上设垛口13000余个、窝铺200余座。明南京城墙的长度大大超过周长29500米的法国巴黎城，成为世界第一大城。虽遭600多年的风雨兵火，现尚存21351米，仍为国内城市中最长的城墙。

    1839年6月3～2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协助下，在虎门海滩销毁英、美等国商人上缴的鸦片2万余箱，震动了全世界。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鸦片走私贸易，1840年2月20日，英国派遣义律等率领由40余艘舰船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将战火引向中国沿海。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不满足义律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作出停止广州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决议，改派富有殖民侵略经验的璞鼎查接替义律。1842年6月，英国由印度增派的援军抵达中国沿海后，璞鼎查率领的英军避实击虚，发动“扬子江战役”。6月16日，英军攻占吴淞；19日，攻取南京；21日，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并于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康华丽”号战舰上，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使香港沦为英国殖民统治，并成为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及远东的基地：补偿鸦片烟费与水陆军费，数目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3，中国人民从此所受压迫更甚；丧失关税自主权；允许英国人寄居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南京五大港口城市。《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大门开始被打开，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决定挥戈金陵。3月8日洪秀全率50万水陆大军兵临金陵城下。3月19日，攻陷金陵城，从而完成了据金陵为根本、进而完成进军江南的战略任务。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随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1864年7月9日，清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普遍响应，有24个省宣布独立。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后回到南京，受到各界热烈欢迎。12月27日，黄兴乘专车去南京，当晚在江苏咨议局召开各省代表会议，提出3项议案，即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政府组织形式采用总统制，获得会议通过。12月29日上午9时，17省代表开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以每省1票为原则，孙中山得16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坐专车离开南京，前往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当晚10时，在总统府内举行了庄严简朴的就职典礼，由徐绍桢担任司仪。典礼开始时，鸣礼炮21响。17省代表公推山西代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词》，并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临时政府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立共和”，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临时政府通告全国采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覆灭与延续2000余年帝制的终结。但政权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进攻，很快夭折。袁世凯于2月12日迫使清帝退位，要挟孙中山于13日提出辞呈，并迫使临时参议院于15日选举他为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许多同盟会领导人“下野”，政权落入军阀袁世凯手中。

    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筹建中央天文台，台址选在紫金山第三峰天堡山上，1934年9月1日建成，后称紫金山天文台。这是我国自行建造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台，曾有“远东第一台”之称。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参加会议，因武汉方面无人参加，到会委员不足半数，故只作为预备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新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伍朝枢为外交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并于次日公布“清党令”，通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活动家共10079人。专门组织清党委员会，以进行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清党”。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形成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在长达6周的时间里，对南京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其中遭日军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15万人以上，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在疯狂屠杀的同时，日军对中国妇女进行了野兽般的奸淫，很多妇女被蹂躏后又惨遭枪杀、刀戳和毁尸。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日军到处纵火焚烧，被毁房屋达全城l／3以上。无数的住宅、商店、仓库被日军劫掠一空后，再付之一炬。外侨财产也未幸免。1947年3月10日，日本战犯谷寿夫被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月26日枪决；1948年11月4日，日本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2日执行。罪魁祸首虽然受到了应有惩罚，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肯向中国人民认罪。

    1949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国民政府拒绝，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当天夜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在上自九江、下至江阴的千里江防线上，发动渡江战役。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自安徽芜湖西面荻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由西南向东南迂回到南京的侧背。同日，突破江阴要塞，对南京形成钳形攻势。4月21日，占领了南京江北的江浦县城，次日又攻占浦口、浦镇。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的首都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地位。

    1949年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曾多次有在南京、浦口之间架桥之议。1930年铁道部美国顾问、桥梁专家华林尔曾作尝试，但终未提出任何具体建议。1936年与1946年两度计划建桥，均因技术难度大、财政无力负担而作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于1956年批准铁道部进行南京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1959年6月完成定测。9月，国务院通过建桥设计方案。1960年1月正式开工，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建成通车。桥长6772米，铺设长钢轨双线，最大坡度为4‰。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通车，桥长4588米，路面宽15米。全桥造价2．87亿元，为国内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全部采用国产材料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其建桥技术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