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
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
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
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
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
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
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
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
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
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
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
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
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
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
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
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
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
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
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
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
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
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
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
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
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
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
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
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
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
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
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
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
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
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
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
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
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
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
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
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
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
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
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
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
“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
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
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
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
就此打住。
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
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
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
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
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
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
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
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
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
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
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
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
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
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
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
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
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
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
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