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约阿希姆回答得断断续续，含含糊糊。他从桌子上一只衬有天鹅绒的红皮盒子里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将它注有水银的下端插在嘴里。他把表衔在舌头左方的下面，这样，玻璃表就斜往一边从嘴里向上翘起。然后他换上室内服，穿好便鞋和军装般的翻领短褂，拿起桌上的一张打印表格和铅笔，再捧起一本俄文文法书。他学俄文，是因为照他所说指望对工作有些用处。拿着这些，他就走到外边阳台上，在卧椅上躺下，同时把一条骆驼毛毯子轻轻一抛，盖在脚上。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一刻钟来，云层越来越薄，太阳透过云层，发出炎夏时那种炽热而耀眼的强光。约阿希姆不得不用系在卧椅扶手处的一块白亚麻布遮光罩把脑袋保护好。这个遮光罩小而实用，可按照阳光的照射角度加以调节。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创新赞扬不已。他想等着瞧表哥体温测定的结果，同时察看周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也细细观看靠在凉廊一角的一只毛皮睡袋，这是约阿希姆冷天时用的。然后他胳膊肘靠住栏杆，俯首眺望花园。这时，公共休憩室里已挤满了病人，他们伸手伸脚地斜靠在椅背上，有的在写字，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不过他只看到室内的一部分，里面大约有五把椅子。“你体温要量多久?”汉斯·卡斯托尔普转过身来问。

    约阿希姆竖起七个指头。

    “时间应当到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摇头。过了一会，他从嘴里取出体温表，仔细看了一会，说：

    “唔，要是你把时间放在心头，那它就走得很慢。我一天经常量四次，心里倒很快乐；因为你看得出，一分钟或一古脑儿七分钟，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儿，一星期七天一晃眼过去了，快得惊人。”

    “你说‘实际上’，‘实际上’你不能这样说，”汉斯·卡斯托尔普顶着他说。他坐时把大腿搁在栏杆上，眼睛里布满红丝。“可是归根结蒂，时间是‘不实际’的。假如你看来长，那么它就是长的；要是你看来短，那么也是短的。实际上究竟长还是短，可没有人知道。”他平时不惯于讲哲理，此刻却憋不住了。

    约阿希姆反驳他。

    “不见得吧。时间，咱们还是在计算的。咱们有钟表和日历，要是一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来说，也过去了。”

    “注意，”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干脆把食指按到黯淡无神的眼睛边。“这样说来，一分钟的长短完全凭你计算时的感觉决定的吧?”

    “一分钟的长短……它的长短不多不少，恰好等于手表秒针走一圈所需的时间。”

    “不过对咱们的感觉来说，所需的时间长短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说，从实际上看……”汉斯·卡斯托尔普重复说，说时把食指狠狠托住鼻子，把鼻尖弄得弯弯的。“这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可不是吗?且慢！这无异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计算时间的。可是这却跟咱们用时间来计算空间一样，只有没有科学头脑的人才干这个。从汉堡到达沃斯，乘火车要花二十小时。可步行要多久?至于头脑里想一下，不消一秒钟就得了！”

    “听着，”约阿希姆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你是想跟我们待在一块儿吧?”

    “住口！我今天头脑十分清醒。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使劲把鼻子扭向一边，鼻尖一下子变得白而毫无血色。“这个你说得上来吗?咱们凭感官察知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说，凭视觉和触觉。好。可是咱们感知时间的器官是什么呢?你能给我说一下吗?瞧，你难住了。可是咱们对于心目中不甚了了、连它的特性也说不上来的东西，怎么能计算呢?咱们说，时光流逝。好，就让它流逝吧。但为了能计算它……待一会儿！为了使时间能够计算，它必须均匀地流逝，可是哪儿记载过这样的事实呢?就咱们的意识来说，它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只是方便起见才假定这样。咱们的计量单位纯粹是一种习俗，请允许我……”

    “好，”约阿希姆说，“现在我体温表的刻度上高了四格，难道这也纯粹是一种习俗?正因为这五格刻度，我才不得不在这儿荡来荡去，不能服役。这真叫人头痛！……”

    “你体温有三十七度五吗?”

    “温度已退下来了，”说罢，约阿希姆把温度记在表格里。“昨儿晚上大约有三十八度，这是你来山上引起的。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体温都会升高。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

    “我现在也得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于时间，我也有满脑子想法——我几乎可以说，简直是一团糟。可是我现在不想来刺激你，你的体温太高了。我想把一切保留一下，咱们以后再回头谈谈，也许在早餐以后。到了早餐时间，你该来喊我一下。现在我也想躺下来休息，谢谢上帝，这不会使我难受的。”于是他穿过玻璃隔墙到自己房里，那儿的小桌旁也摆着卧椅。他拿起那本《远洋客轮》杂志，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取出漂亮、柔软、暗红色与绿色相间的方格花纹披衣，躺了下来。

    他也不得不马上张起遮光罩来，因为当他刚一躺下，炙人的阳光就晒得他难以忍受。然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高兴地注意到，他躺着感到意外舒服，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躺过这样安适的卧椅。椅架的样式有些过时，但却别有风味，因为椅子显然是新的，用赤褐色光洁的木材制成。这里铺有席子，上面还有一层软绵绵棉花般的东西。实际上，它由三个厚厚的软垫组成，从脚端一直伸到靠背的地方。此外，这种硬中带软、用刺绣的亚麻布套的圆形靠垫，是借一条绳子系紧在椅子上的，令人有一种异常舒适之感。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一只胳膊搁在又光又宽的扶手上，眨巴着眼睛休息着；他不需再看什么《远洋客轮》杂志消遣了。从凉廊的拱门望去，野外荒凉的、然而又是阳光灿烂的景色历历在目，宛如一幅图画。汉斯细细玩赏这幅景色，一面在凝神思索。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于是打破岑寂大声地问：

    “刚才招待咱们吃早点的不是有一个矮矮的娘儿吗?”

    “嘘——”约阿希姆喝住他。“放轻声些。不错，矮娘儿倒是有一个。怎么样啦?”

    “没什么。咱们还一点儿也没有谈过她呢。”

    于是他又呆呆出神。他躺下时已是十点钟了。已过去了一小时。这是平淡无奇的一小时，不短也不长。一小时刚过去，屋子和园子里就响起锣声，由远而近，然后又渐渐远去。

    “吃早餐了，”约阿希姆说。可以听到他已起身了。

    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结束了他的卧床疗法，走到房间里稍稍打扮一下。表兄弟在走廊里碰头，然后一起下楼。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哎，躺着真够味啊。这种椅子究竟是怎么做成的?要是这儿可以买，我倒想带一只到汉堡去，躺在上面真像上天堂一样。你看，它们是不是根据贝伦斯的设计特制出来的?”

    约阿希姆不知道。他们把话题搁在一边，第二次进入餐厅。那儿，人们又在一个劲儿吃着。

    餐厅里闪着牛奶的白光。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只大玻璃杯，杯里满盛半升牛奶。

    “我不想吃，”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又一次在女裁缝和英国女人之间坐下来，摊开了餐巾，虽然第一次早餐时他肚子已塞得饱饱的。“我不想吃，”他说，“上帝保佑，我压根儿不能喝牛奶，现在更一点儿也不想。那边也许是黑啤酒吧?”他礼貌而又温柔地转身问那个矮娘儿。可惜黑啤酒没有。不过她答应去拿库尔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名。啤酒，结果端来了。这种酒又浓又黑，泛起棕色泡沫，代替黑啤酒再好也没有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一只半升容量的高脚玻璃杯贪婪地喝着。他吃了烤面包上一片片的香肠。侍者又端来了燕麦粥，还有许多牛油和水果。他只是眼睁睁地望着，吃不下。他也瞅着那些吃客。大伙儿开始注意他起来，个别一些人尤其如此。

    他餐桌里已坐满了人，只有他对面的首席位子仍旧空着；人家告诉他，这是大夫的座位，因为只要时间允许，大夫也跟病人一起进餐，轮流坐在每张餐桌上，而餐桌上的首席座位都是留给大夫的。这时两个大夫一个也没有来，据说他们正在做手术。蓄小胡子的青年又走进餐厅，他像过去一样垂下脑袋，下巴靠近胸口，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淡黄色头发的瘦娘儿又在原位坐下，用调羹舀着酸牛奶，仿佛这是她唯一的食物。这回她身边坐了一个矮小的、精神奕奕的老太，用俄语同那个沉默寡言的青年搭起讪来。对方只是心事重重地朝她看，用频频颔首的姿态来代替答话。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仿佛嘴里有什么苦涩的东西似的。在他对面老太太的另一侧，坐着一个少女，模样儿很漂亮，容光焕发，胸部高高耸起，一头波浪形的栗色秀发，棕色的孩子般的眼睛圆溜溜的，娇美的手上戴一只红宝石戒指。她常常放声大笑，讲的也是俄语，而且只讲俄语。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她的名字：玛鲁莎。他又无意中注意到，当她说说笑笑时，约阿希姆眼睛朝下，脸孔绷得紧紧的。

    这时塞塔姆布里尼从侧门进来，翘起小胡子大踏步地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位子在餐桌末席，与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的方向正好成一条对角线。他坐下时，同桌的人都哄然大笑，也许是他说了些什么尖利的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认出了“半肺俱乐部”的成员们。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从阳台门前面溜向餐桌，眼神呆钝钝的。她向厚嘴唇青年致意，那青年就是先前不合时宜地穿着外套而引人注目的人。那个脸白得同象牙一样的莱费坐在胖女人伊尔蒂斯旁边，她们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右面那边斜摆的桌子上，桌上的人他都不认识。

    “你的邻居就在那边，”约阿希姆弯下身子悄悄对表弟说。这一对夫妻正好从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擦过到右边最后一张餐桌上去，也就是到“下等俄国餐桌”上去，那儿已坐着一家人，其中有一个丑陋的孩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喝粥。那俄国汉子身材瘦小，灰沉沉的两颊凹陷进去。他穿一件棕色皮茄克，脚上穿一双有鞋扣的笨重毛毡皮靴。他妻子也长得很娇小，穿着小小的俄罗斯高跟皮鞋，走起路来一跳一蹦，连帽子的羽毛也会晃动起来。她脖子上披一条肮脏的羽毛长围巾。汉斯·卡斯托尔普狠狠地端详这一对人，他一向不用这样的目光看人，连他自己也觉得太无情；但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目光，使他突然体验到某种乐趣。他的眼睛没有神采，同时却又咄咄逼人。恰在此时，左面玻璃门像第一次早点时那样砰的一声关上了，玻璃发出格格的震颤声。这下他不像今天清晨一样吓了一跳，只是懒洋洋地装个怪脸儿；当他想回头往那边瞧时，他感到身子沉甸甸的，觉得费这番精力很不值得。因此，他这回也搞不清莽撞地关门的究竟是谁。

    本来，汉斯早点时喝啤酒从来不会迷迷糊糊，可今天这小伙子可完全醉倒了，昏昏沉沉的，仿佛额角上被谁揍了一拳。他的眼皮像铅块般的沉重，当他出于礼貌想跟那位英国女人聊天时，他的舌头不听使唤，甚至左顾右盼也很费劲。此外，他脸上又泛起昨天那样热辣辣恼人的感觉，两颊热得胀鼓鼓的，而且呼吸急促，心在怦怦地跳，就像有一只包着布的锤子在敲打。假如说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特别难受，那是因为他头脑里已好像几次三番地吸入过氯仿。这回早餐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他桌子上面向着他，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梦幻似地感到他的存在，尽管他跟右边的女人讲俄国话时，大夫曾多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时，那些青年姑娘——也就是妙龄女郎玛鲁莎和喝酸牛奶的瘦个儿——谦卑而羞怯地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不消说，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举止也很得体。他默不作声，因为他的舌头不听指挥，他只是循规蹈矩地挥动着刀叉。当表哥向他点头示意要他离席时，他就站起身来，冒冒失失地向同桌人欠了欠身，一步一拐跟在约阿希姆后面出去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躺下来休息啊?”他离开屋子时问。“照我看，这是这儿最妙的事了。我恨不得再躺在那张顶呱呱的卧椅上。咱们再多多散一会儿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