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刘云峰与张敬尧之间达成的密约，由于陷阱密布，钩心斗角，原本不具丝毫可行性。可有了第五条，双方的合作前景，霎时间豁然开朗。可正如陈宦所判断，蔡锷拿到密约，一看第二条，登时就火了：刘云峰你搞什么搞？这是密约吗？我看你纯粹是瞎扯淡……来人，把刘云峰和他的密约一块扔出去！

    刘云峰被推出门外，手拿密约，呆若木鸡，手脚冰冷地站在那里，满脸的茫然，不明白蔡锷为什么不肯体谅他。

    对呀，到底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恰恰是史学界的一个死扣，也是护国战争爆发的症因。截至目前，尚未见哪个史学家有胆子问一句：帝制活动推行期间，蔡锷为啥要第一个在劝进表上签字呢？当时蔡锷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史学家不敢追问，是因为他们害怕此举会误入道德陷阱。

    如果说蔡锷当时是真诚地签字，后者的起兵就成为了反复无常。如果说蔡锷签字是假意的，那蔡锷岂不成了卑劣小人？

    无论哪个答案，都无异于往蔡将军身上抹黑。这种事谁敢做？所以史学家们都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若有谁追问他们，史学家们就会翻着老脸皮，破口大骂你卑鄙无耻，你心理阴暗，你居心叵测，你用心不良……总之，目前史学家们的智商还不足以让他们直面历史，骂娘骂祖宗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绝好法子。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提出，并无意于评价蔡锷将军的个人品质。相反，只有在这个问题的公正解读下，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受人性所主导的、民国初年大时代的风云变幻。

    首先我们可以确信的一点是：蔡将军绝非卑鄙无耻的小人。一个人要想达到卑鄙无耻的境界，那需要超低的智商与情商为资本，蔡将军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

    由此我们可知，蔡将军在劝进表上签字的时候，是真诚的。

    在当时，蔡将军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袁世凯登基称帝。

    为什么呢？

    因为蔡将军，是君宪派梁启超的关门弟子。

    说起梁启超这厮，虽然他学究天人，但活了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宣传帝制思想，为了提升宣传效果，他不停地弄出些连自己都看不大明白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梁启超弄他的思想体系时，蔡将军正埋头苦研西洋兵书，研究到了两眼发黑的程度，抬头一看：哇，老师的思想体系好好深邃，我看不懂呀……

    体系弄得太复杂，连蔡将军都看不明白了。

    说到梁启超的帝制思想体系，好有一比，比哪个呢？比之于国学大师章太炎老先生的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史载，章太炎老先生，最最喜欢的就是医学，他通博医理，能述各种医书之精要，是民国时代的医学思想大家。虽然大家，但章太炎老先生，终其一生，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病。

    为何章老先生不给人看病？难道他缺乏救死扶伤的医者父母之心吗？

    非也，章太炎老先生不肯给人治病，只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谈医理他绝对是独步天下，但给人治病，却绝对是药到命除，治一个死一个。

    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理论和现实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在于控制节点的数量。

    章太炎老先生的医学理论也好，梁启超的君宪思想也罢，都是由几个变量相互作用，架构成一个浑然天成、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如果理论体系涉及的变量多了，那就成了大杂烩，过多的变量突破了人类大脑的思维极限，就无法思考了，更无法用以指导实践。

    而现实世界的变量，却是以无穷数量来衡量的。

    这就导致了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有其局限性。一个理论用在你身上，让你获得成功，威风八面，可用在邻居身上就显得很扯。所以单以思想理论而言，只有两种理论才是正确的：一是完全建构于人性根基之上的哲学，二是完全过滤掉不稳定人性因素的实证科学。

    也就是说，梁启超先生的君宪思想，与章太炎老先生的医学思想，二者都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但是，章太炎老先生知道自己理论的不确定性，因为按照他的理论，他需要服下自己开出来的药。这药他不敢吃，于是他就知道自己的理论有点儿扯。

    但梁启超先生却不知道自己的理论也很扯。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出来的药方，是喂给别人吃，不吃死一堆人，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理论是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