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成年人似乎会花一些时间坐在椅子上，思考着他们悲惨的一生。他们凭空叹息，就像总往同一个窗户上乱撞的苍蝇，他们摇晃、挣扎、虚弱，最终坠落，他们会扪心自问为何生活会让他们去他们不想去的地方。最聪明的人把这当作是一种宗教：啊，资产阶级生命中可耻的空虚！还有一些这样的犬儒主义者，他们跟老爸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我们年轻时代的梦想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他们露出一副看破红尘、心满意足的表情询问道。“他们梦想逝去，生命像一条狗。”我厌烦这种虚假的自视清醒的“成熟”。其实，他们会像其他小孩子一样，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强忍着扮演硬汉，其实心里难过得想哭。

    然而，这很容易理解。孩子们都相信成年人的话，而当自己步入成人社会之后，他们为了报复大人们的欺骗而继续欺骗自己的孩子。“生命是有意义的，不过这完全掌握在大人们的手中”。这是一句所有人都普遍相信的谎话。当我们成年后，明白这是错误时，为时已晚。谎言的神秘性依然完好，但是所能支配的精力长久以来在愚蠢的行为中被消耗殆尽。最后剩下的只有自我麻痹，以及试图掩盖没有找到生命之意义的事实，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的孩子，只不过为了更好地说服自己罢了。

    与我家来往甚密的那些人全都走着同一条路：年轻时尝试着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回报，像榨取柠檬般获取知识，谋得精英职位，然后倾其一生都在愕然中思忖为什么这般费尽心机到头来却只落得如此无意义的人生。人们相信追逐繁星会有回报，而最终却像鱼缸里的金鱼一般了结残生。我思忖着如果从孩童时期就开始教育他们生命是荒诞不经的，那大概会容易些吧。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夺走孩童时期的美好时光，但是成人后却能获得大把的光阴--而且至少，我们会免去一种创伤，身处鱼缸之中的创伤。

    我，十二岁，住在格勒内勒街七号的一套高档住宅里。我的父母很富有，我的家庭很富有，因此我的姐姐和我有可能也很富有。我父亲继部长后又成为议员，并将可能登上国民议会主席的位置，饮光拉赛宫坐落在巴黎第七区，是大学街上独特的饭店，目前是国民议会的议长官邸。--译注酒窖里的美酒佳酿。我的母亲……确切地说，我的母亲并不能算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但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拥有文学博士文凭。当然，她写晚宴邀请函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有时她会动不动就给我们掉一掉书袋（比如“科隆布，不要摆出盖尔芒特的样子”，“我的宝贝，你是真正的桑塞薇里娜”盖尔芒特是普鲁斯特的小说中的人物，桑塞薇里娜是司汤达的小说《帕玛修道院》中的人物。--译注）。

    尽管如此，尽管我是如此幸运和富有，但长久以来，我知道自己人生的终点便是金鱼缸。我是怎么知道的呢？事实上我很聪明，甚至可以说绝顶聪明。如果人们看到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就会了解到我的深不可测了。因为我不希望太受人关注，特别是在一个将聪明当作一种至高无上价值的家庭里，一个超智商的孩子绝不会有平和的生活，于是在学校，我试着降低我的成绩，但是即便如此，我却总是第一名。人们可能认为，像我这样在十二岁时就能达到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水平的人，要扮演正常智商的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事实上，这可绝非易事啊！我总是想方设法去做一些让人们感觉自己更愚蠢的事情。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会让我闷得慌：所有不需要花在学习和理解上的时间，我都去模仿普通好学生的风格，他们的答辩能力、待人态度，以及他们的小错误和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读过班里第二名康斯坦丝·巴雷的所有作业，包括数学、法语和历史，我就这样学习到我应该做的事情：法语就是一系列紧密的单词和正确的拼写，数学是机械化地复制无意义的运算公式，历史则是一系列和逻辑联接器相连接的事实。但即便跟成年人比较，我也比他们中大部分人更加聪明。事实确实如此，我从未因此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什么也没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不能到鱼缸里。这是一个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即便对于一个和我一样聪明，对学习同样有天赋、与众不同并且出类拔萃的人来说，人生早已定性，而让人悲伤得想哭的是：没有人看起来曾经思考过，实际上如果人生是荒诞的，那么价值再大的伟大成功也不比失败好到哪里。只是会过得比较舒服而已。恐怕还达不到舒服这个程度吧：我相信，聪明头脑能使成功的滋味变得苦涩，而平庸才会让人生充满希望。